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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凛冬：银子、辫子和面子
作者：冬雪心境
内容简介
 旧制度对抗新制度 小改革对抗大革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应对；中国近代化历程如何拉开序幕。 晚清一百年的关键词：银子、辫子和面子。 晚清政府一直在努力：可以赔银子，不能剪辫子，一定要面子。 讲透晚清一百年的细节。 百万畅销书《唐朝那些事儿》作者冬雪心境，早在研究唐朝之前，就已开始对晚清历史的深度研究，共持续十五年，终成此书，旨在向我们展示晚清一百年中：显微镜下的血与火，近代化下的罪与罚，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为何会最终结束帝制，走向共和。 我们不仅需要知道历史，而且需要知道历史为什么会如此。 

引子
公元1820年10月3日，北京紫禁城，太和殿。
这一天，喜庆的氛围笼罩在皇宫之内，因为大清帝国爱新觉罗家族的第六代皇帝绵宁的登基仪式，正在庄严隆重地进行。
新皇帝登基总会承载着众多人的希冀，他们渴望在绵宁的带领下，大清帝国继续焕发出康乾盛世的荣耀之光，让所有人都认为是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能够享有万世久远的顶礼膜拜。
此时三十九岁的绵宁可谓是雄心万丈，不仅将自己名字的第一个字改为具有“上天”之意的“旻”，更在此后不久将年号定为具有“大道光辉”之意的“道光”，可见当个有作为的皇帝，是旻宁的理想。
旻宁登基之时，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两千多年的封建政体即将解体的时代，而西方文明迅速崛起，很快开始向东方文明发起猛烈的冲击，君临天下的道光皇帝能引领大清帝国重新走向强盛吗？
我们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第一章 天朝遭受着冲击
<h3>1. 世界体系的弃儿</h3>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16世纪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等状态。可是进入16世纪后，这种平等渐被打破。虽然当时古老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萌芽在中国古老文明自身的巅峰状态下，犹如一抹淡淡的虹光稍纵即逝。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变革。经过14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之后，西欧的几个先进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进而成功建立了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剖析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说过它在“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为，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西方开始不自觉地将目光瞄向了东方，甚至踏上了寻找中国、征服中国的历程。
从15世纪末到道光皇帝继位的三百多年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先后踏上过中国的领土，他们企图用强硬野蛮的姿态，迫使中华帝国屈服，进而开始殖民扩张。但那个时候无论是大明帝国还是大清帝国，都还可以搬出自身存下的老底儿，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直到当时拥有“世界工厂”称号的英国到来后，互成均势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
应该说，英国人很早就有了踏上中国领土的愿望，早在哥伦布发现中南美洲的同时，英国人也企图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往中国的道路，到16世纪末，英国女王已经开始直接参与寻找中国的活动。例如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一个名叫约翰·纽伯莱的商人来到东方寻找印度和中国，并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在信中伊丽莎白虽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中国皇帝，但依旧用了“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主陛下”这种极尽恭维的称呼，而且在信中表明了希望和中国通商往来之意：
……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望）给予吾人在与贵国居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
上述这封信可以算作是英国写给中国皇帝的最早的交流信件，遗憾的是，当时纽伯莱只是辗转到达了印度，未能到达中国，因此这封信也没能传到中国皇帝的手中。
13年后，伊丽莎白又派遣本杰明·伍德作为自己的使臣，准备沿着好望角航道来华。据历史记载，这一次女王再次亲笔书写了一封诚恳的信，而且她对中国皇帝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对中国皇帝的称呼升级为“伟大中华之国最强力主宰者，亚洲各部及附近岛屿最主要之皇帝陛下”，信中再次提出请求中国予以通商的特权：
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某镇或某城贸易时，务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使其得享受自由特典及权利，与其他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
不幸的是，伍德船队途中多难，过程难以三言两语说清，充满着“沉没”“激战”“被俘”等关键词，总之这封信仍旧没能交到大清皇帝手中。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作为西方后起之秀的英国，多次对中国进行苦求探索，却没能找到中国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国度。
当然，没能成功到达中国固然可叹，但看英国女王两封书信的表述言辞，应该说在大清帝国建立之前，虽然在公元1636年发生过威德尔舰队擅闯珠海事件，但总体来说英国人对中国还是极尽恭敬之态。
我们常说均衡的态势源于均衡的实力，就在女真与大明帝国打得不亦乐乎的公元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的政治形态随之转变。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的诞生。在此后的二百年中，英国在欧洲范围内经过持续的商业战争，先后联合尼德兰打败了西班牙，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战胜了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并将其挤出北美和印度；又在18世纪击败了欧洲的最后一个劲敌—法国。最终英国取得了殖民霸主的地位，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了“世界工厂”。
1640年，对于处在世界东方的古老帝国中国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年，在内部不同种族拼杀夺权之时，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弃儿，只是这种意识在很长时间之后，我们经历了诸多屈辱后才逐渐感觉到。
虽然中国在体制上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老人从不任性，它总是给各种文明以自纠的机会。清朝取代明朝算是一种换血，本以为它会重新焕发我们民族的生机，但由于满洲部族政权意识的局限性，使得帝国不可能具有世界意识，进而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立足于天朝上国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从大清帝国建立伊始，一直到道光皇帝登基之前，总体来说帝国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也曾经开放过海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随后便以英国海盗破坏贸易和平为由，重新关闭了通商口岸，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表现。
可是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旋涡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虽然大清帝国自认为闭关锁国理所当然，但英国人可不这么想。从1755年到道光皇帝即位之前的1816年，英国人没有放弃开发中国这片黄金领土，而且在最初的阶段，是采用东印度公司商人交涉的方式，试图将大清帝国拉回“世界贸易”的家庭中来。到了工业革命起步之后，其海外市场的开拓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一改商人之间的交涉往来方式，转变成两国政府间的官方往来。
在那个时代，两国最为著名的官方往来，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来到中国的那次访问。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借着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了七百多人的庞大团队，带着价值约一万五千英镑的“贡品”，其中包括天文仪器、地理仪器、图书、毛毡、军需用品、车辆等，以取悦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次官方交往，虽然乾隆皇帝分两次接见了马戛尔尼，也算是优礼有加，并颁赐了大批玉器、瓷器、彩缎、茶叶等物，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因为在涉及核心问题上，两个国家的想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事实上，双方这次来往，从还没见面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一点从当时帝国的大臣们呈上的奏折，以及皇帝陛下颁布的谕旨内容就可以看出来。
 <h3>2. 隐藏的分歧</h3>
有英吉利国夷人啵啷哑哩免质臣等来广禀称：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吗嘎尔呢（马戛尔尼）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阅其呈词，极为恭顺恳挚，因俯允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并以海洋风信靡常，该贡使船只或于闽、浙、江南、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定。因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因思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尔国遣使进贡，系由广东澳门收泊……
今英吉利国王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唯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份，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奏奉允准之后，委员伴送使臣，赍带贡物，赴京呈进……
上述一封奏折、一份谕旨的内容，是节选自1792年下半年到1793年上半年时任广东巡抚郭世勋呈上的奏折、乾隆皇帝针对马戛尔尼来访颁布的谕旨。那个时候马戛尔尼虽然已经启程来华，但还没有到达。从奏折和谕旨的内容来看，大清帝国从皇帝到大臣都认为此次英国使团的到来就是为了给皇帝陛下祝寿，所以对于贡品是十分看重的，以至对马戛尔尼已经启程，但贡品并没有被他带在身边的做法颇有微词。
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对当时帝国统治者的幼稚感到悲哀。但当时大清帝国确实没有其他想法，对于贡品的看重，背后隐藏的则是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可以说从大清帝国方面，心态上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与向来崇尚平等自由理念的英国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从起点上，双方在理念上就没有找到契合点，这也为本次官方正式见面蒙上了一丝阴霾。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外交来往，少不了公文之间的交流，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双方如何沟通，这在当时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鉴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意探讨在这个问题上翻译人才所发挥的作用，更何况大清帝国当时不可能具有专业的翻译工作者。但从结果来看，双方接触伊始，大清帝国负责翻译工作的人，或许出于一种投机心理，或许是一种“媚上心态”的惯性思维使然，于是对英国人所表达的意图，进行了某种曲意的篡改。
例如，英国人在呈上的国书写带来的东西时，称之为“礼物”，但到了呈献给乾隆皇帝的奏文中，“礼物”就变成了“贡品”。东西虽然还是那些东西，但从“礼物”到“贡品”，完全是将平等关系变成了上下附属关系，将马戛尔尼当成了运送贡品的“钦差大臣”。而且当货物到达北京后，双方交接人员也因为究竟是“礼物”还是“贡品”吵得面红耳赤。
好吧！或许在马戛尔尼看来，既然到了人家的国土上，就要入乡随俗。他本以为这只是两国文化不同造成的观念差异，算是个小误会，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前方等待他的要遵守的规矩还有很多。
由于中英两国相距遥远，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关于礼仪的问题，英国政府早就考虑到了。英国最初的意图是可以服从中国的礼仪，但前提是不要损害英王乔治三世的尊严。对于这一点，坦白地讲，在到达中国之前，马戛尔尼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没有切身的体会，等到了中国之后，他才知道大清帝国无论是谁，对皇帝陛下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至此，马戛尔尼终于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平等的外交往来。大清帝国认为英国就是一个前来向皇帝陛下进贡的弹丸小国，甚至能让英国人来，已经是给足了他们面子。
看清了本质的马戛尔尼一口回绝了大清帝国要坚持的礼仪，经过多次的交涉后，马戛尔尼的最终底线是，向乾隆皇帝行单腿跪拜礼。
英国人认为单腿跪拜是一个大国国王的特使对往来对象—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最高、最合适的礼节；而在大清帝国看来，这是粗俗人表示臣服的方式。双方因为这个问题再次展开你来我往的争执，其间马戛尔尼使团还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冷落，皇帝借口调养身体前往热河避暑山庄，避而不见。
从诸多细节可以看出，在马戛尔尼到达中国的那一天开始，他就陷入了大清帝国琐碎、无知的表现的困扰之中，这注定给双方后来的见面带来了某种心理阴影。所以当双方突破万难终于见面时，虽然表面上氛围还是比较和谐的，但观念的差异最终导致大清帝国是不可能接受马戛尔尼提出的那七项要求的。
在分析乾隆皇帝拒绝七项要求的后果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七项要求的具体内容：
1.要求签订正式条约：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2.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
3.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用。
4.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做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5.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6.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7.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当时英国人可以进口或者转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甚至有些东西已经是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但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工业产品却相当冷漠，这也是马戛尔尼带着大批物资来到中国的原因，他们希望能够向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展示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成果，想唤起东方文明探索西方文明的兴趣，然而结果却让他们甚是失望。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是乾隆皇帝对于七项要求的回应。
……
马戛尔尼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带着庞大的使团悻悻而归。后来他在评价这次出使中国之行时，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当时大清帝国没人意识到，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从上至下认为只是拒绝了一个蛮夷之国的亲近要求。天朝上国曾经拒绝过多个番邦属国，这一次不过是重复以往的过程而已。
以今日世界体系眼光来看，此次中国人的自大傲慢，让英国人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而中英出现的贸易逆差，则让英国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寻找一切手段和措施，完成逆差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经验的积累，他们终于找到了改变贸易局面的商品—鸦片！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鸦片已经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犹如吸血虫一般，不断吸食着中国人的肉体营养和灵魂之精。
鸦片的不断流入和日益泛滥，是道光皇帝继位后在内政、外交上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鸦片贸易涉及很多在他之前已经形成的历史积弊。道光皇帝虽有决心整治鸦片危害，但问题的关键是时代并没有赋予他快刀斩乱麻的机会。但即使是这样，一心向往当圣明之君的道光皇帝还是拿出足够的决心与魄力，誓与害人的鸦片斗争到底。
 <h3>3. 鸦片的前世今生</h3>
鸦片，又叫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从罂粟果实中提炼出来的一种介于药品与毒品之间的物质，最早出现在古埃及。
史书记载，早在唐朝时，罂粟便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最初仅在云南、甘肃等边地作为观赏植物种植。一直到了明朝成化年间，人们才发现划破罂粟果实，取出里面的汁液，经过熬炼可以制成一种棕黑色的呈块状或粉末状的东西，病人少量吞食，可以起到镇痛、止咳、止泻等作用。在明朝中期之前，鸦片一直作为药品在中国传行。
鸦片由药品变成人们吸食的毒品，是源于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的到来。据记载，公元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输入鸦片。后来荷兰人侵占了澎湖、台湾，将鸦片质量不断升级，将罂粟汁熬成膏状，教人们吸食，不多久便流传到内地，遂开鸦片吸食之风。
对于鸦片的输入，当时明朝政府采取收税的方式进行管理，今天看来算是合法贸易，原因并不是明朝政府不知道鸦片的危害，而是当时鸦片的进口数量极少，吸食者多是官僚贵族。而这些人正是政策的掌握者和制定者，这也使得政府在制定针对鸦片的政策时，首要前提是可以满足官僚阶级的需求。据说万历皇帝可能就是鸦片吸食者。明朝时期由于鸦片还没有严重到侵蚀国家机体的程度，政府对鸦片采取了宽容态度。
然而，明朝的统治者们一定想不到，他们对于鸦片来到自己国土上的纵容，会让其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以致成为制造我们民族灾难的渊源。
清朝建立初年，由于国家放开海禁政策，致使鸦片输入量也随之增多，而清朝政府同样延续明朝的政策，不过针对鸦片的税率有所提高。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洋输入的鸦片，每斤收税银三钱，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每斤鸦片要收税银五钱。
事实上，清朝建立后，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增多，政府并不只是依靠收税管理鸦片，而那个时候鸦片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从明朝后期开始的上层社会。随着吸食鸦片阶层的不断扩大，首先认识到鸦片可能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是志在“澄清四海”的雍正皇帝。目前有记载的第一次禁止鸦片的法令，是雍正七年（1729）所立。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雍正皇帝的远见卓识，但市场的需求使得鸦片贸易绝不可能仅靠一纸诏令就可以禁止。
虽然在此后，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都曾经发布过禁烟命令，甚至制定了“兴贩鸦片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烟馆，拟绞监候，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的严厉刑律。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鸦片通过非法的走私贸易，仍在不断地流入中国。
如此看来，关于鸦片的流入与传播，我们今日不能以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为借口，而将罪过推到他们身上，须知现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禁止毒品的传播。要知道流通商品的趋利性，一旦达到社会需求的底线，便已不再是行政命令所能左右的。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鸦片已经逐渐在中国形成市场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保障，更有观念上的认可。试看当时同样属于西方商品的咖啡、丝织等，远不如鸦片受欢迎。这也使得英国人在不断探寻使用何种商品开发中国市场后，终于下决心以国家力量，用鸦片转变中英贸易逆差的局面。
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权属性，决定了他们对正常贸易的长期逆差，不可能被动接受，因为这与他们开拓东方市场、赚取更大财富的目的背道而驰。在道光十四年（1834）之前，英国人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展对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有了印度鸦片烟产地孟加拉后，便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在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推动下，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入量不断增加。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并不起眼的两千箱，到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的四万零二百箱，英国人一直充当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大户。
鸦片贸易虽然让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赚取了暴利，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随着鸦片输入量的增多，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皇帝即位的第十个年头，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额为两千一百多万元，其中鸦片贸易就占去一千二百多万元。中国输入英国商品总额为一千三百多万元，双方贸易逆差达到将近一千万元。可以说英国完全是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改变逆差局面的，如果除去鸦片，以正当贸易商品来算，中国仍然保持着出超。
当然，如果从社会风气角度来看，当时中国付出的代价远不是可以拿经济价值估量的。据统计，仅就道光十五年（1835）这一年来看，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到二百万人，吸食者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官僚士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出家人都有吸食鸦片的。市井间大量的烟具不断贩卖，波及的地区从沿海城市到乡村僻壤之间，甚至连新疆、青海等边远省份也有人吸食。由于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身体日渐衰弱，以致丧失劳动力，使国民素质受到严重摧残。
对此马克思曾引用英国人马尔定的话，评价过当时中国鸦片流行的危险境况：
（贩卖鸦片者）每时每刻都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者，英国的杀人犯与中国的吸毒自杀者互相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
由于很多鸦片并非通过正常贸易进入中国，致使烟价昂贵，许多农民相继种植鸦片以期获利。当时浙江台州府属的地方种植者最多，宁波、绍兴、温州等地次之。另外，福建、广东、云南等地亦有不少地方种植后售卖。而鸦片本土种植这一做法的连锁反应就是大量种植棉粮的土地被剥夺，使得中国的社会根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来讲，上述这些现象通过某种自纠，或许还可以应对。但鸦片对维护统治的国家机器—军队的侵害，则让帝国的高层们不得不去认真对待。当时吸食鸦片之风首先在沿海地区的军队中蔓延，例如鸦片危害的重灾区广东地区的军队，很多士兵由于吸食鸦片导致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根本无法完成辖区的防卫任务，需要从外地调军协助。当时有人戏称军队是一手拿刀枪、一手拿烟枪，可想而知，国家是无法依靠这样的军队镇守国门的。
纵观当时鸦片对国家的种种危害，以道光皇帝为核心的帝国高层意识到，如果再不对鸦片进行严厉的禁止，帝国或许会最终灭亡在这个让人成瘾的毒品上。因此道光皇帝即位不久，就开始对鸦片出手进行整治。
 <h3>4. 禁烟立场</h3>
今日我们回头再去看从道光即位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二十年的禁烟历程，可以说道光皇帝虽然决心很大，但他依然没有逃脱先辈们屡禁不止的套路。况且从思想上对禁烟策略进行认识也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使得鸦片犹如细菌繁殖一样，在缝隙中不断壮大，最终导致不得不强硬地进行虎门销烟。
在道光刚即位的时候，首先是重申以前的禁烟令，规定外国商船来到广东，必须首先出具货船并无鸦片的甘结[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以示愿意承担某种责任或义务，诺言如不能履行，甘愿受罚。
]方能开舱。开烟馆者，判流放；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刑。但结果却是鸦片依然畅销，究其原因则是刑法虽然加重，但还不致死罪。可是那些有烟瘾的人，如果不及时吸食鸦片则有性命之忧，所以他们情愿以侥幸心理触犯法律，也要买到鸦片。
道光即位元年的禁烟令，只是表明朝廷对鸦片的严厉态度，从实际效果来看，朝廷的禁令等于一纸空文。于是次年初，道光皇帝下诏让朝臣们广开言路，想出禁烟的好办法可以上奏。
御史黄中模和尹佩棻在这一年相继上奏折，对鸦片泛滥的原因及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其中以尹佩棻的《奏请严禁私食鸦片烟》的奏折最具代表性。他在奏折中分析了鸦片走私严重的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官不认真查办，只派一两个武弁巡查，而巡查的武弁接受贿赂与走私者勾结包庇；二是广东海关包税之策，使得洋船一进关口，就有包揽上税者，而且这些人会先将洋船所携带的鸦片寄存在渔船中，洋船再行入关检查。
奏折中清楚地指出，鸦片走私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外勾结，这里存在着地方官腐败的问题。于是道光随即下诏，命令两广总督阮元及有关人员在通商口岸及天津等地，要对各种船只逐一进行查拿，以杜绝鸦片走私。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道光此时能够认识到鸦片的来源，也明白了一些禁而不绝的原因，而且明确表示不以税收为名掩盖鸦片走私任其泛滥，应该说他比先辈们要高明和坚决些，至少没有用提高税率的方法来扼制鸦片的流入，算是一大进步。但鸦片走私带来的高额利润，吸引着英国商人和一批亡命之徒，千方百计地变换手法进行鸦片走私，走私船不断变换停泊地点，以期逃避检查。烟贩们进一步用重金收买盘查人员，勾结内地的鸦片贩子，往来偷运鸦片，使得每年鸦片的输入量仍在不断增加。
从道光三年（1823）到道光十一年（1831），朝廷的禁烟令不断丰富，每年都在增加新内容。其中，以道光十一年发布禁烟的禁令为最多。从内容上看，除了依旧延续先前的方法之外，还责成地方官严禁内地种植鸦片，并将这一项工作纳入到官员考核之中。对关口盘查人员实行问责制，制定赏罚章程，对盘获鸦片走私的兵役予以赏赐，以示鼓励。对漏查或受贿者要严加惩处，其所属官员也要查办。对于借查鸦片名义，陷害诬告、故意寻衅的也要严加惩处。对捉到的吸食者，要追查到是何人所售，一并严加惩处。
道光皇帝在对待鸦片问题上的主禁态度，必然对各地官员产生影响。道光十一年（1831）是道光皇帝即位后关于禁烟问题的第一次集中研讨，各地官员不断上奏折表明自己禁烟的态度并提出具体的办法，进而逐步由最初的一纸禁烟诏令，升级为禁烟章程。当然除了制定章程之外，还要看各地实行禁烟的效果。道光皇帝禁烟的理念最突出体现为四个字：言行一致。同时规定除定期检查之外，每年还要至少汇报一次，而后又规定一年分春秋两季报告。
道光十一年（1831）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朝廷上下加大了对鸦片的禁止力度，形成道光初年禁烟的第一次高潮，更重要的是由于朝廷这次下大力气整治鸦片，使得所有人都认为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然而事实证明，帝国行政制度的慵懒性，使得此后几年禁烟虽然仍在继续进行，但因为缺乏对执行章程的有效监管，一些地区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地方官员渐生懈怠之心，因此实际效果再一次落空，条例章程“徒具虚文”，禁烟又一次陷入低潮。
就是在这样一种欲禁非禁的情况下，关于“弛禁”鸦片的意见，在道光十一年（1831）禁烟运动达到高潮后又陷入低谷的背景下随之而出。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许乃济首先在《鸦片例禁愈严流弊大亟请变通办理》的奏折中，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
许乃济认为，吸食鸦片的大多是游手好闲或者无关紧要的人，这些人不会对国家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危害。现在看来鸦片之所以造成了危害，是因为先前严加禁止，最终使得鸦片走私严重，白银外流加重。他认为与其屡禁不止，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具体办法是把鸦片作为药材纳税进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现银购买，进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认为外商纳税的用银比用于走私贿赂的用银少，他们就会放弃走私而正常纳税交易，而采用以货易货则可以防止白银外流。
在对待内地鸦片猖獗不止的问题上，在许乃济看来完全可以放开鸦片种植，以此来抵制外国鸦片的进口，随着内地生产鸦片日益增多，外国人看到赚不到钱，就不会再运来进行贸易，也就可以起到不禁自绝之效。对于种植鸦片会侵占农田之生产的说法，许乃济认为并不妥，他以广东地区为例，认为九月收割完毕，然后开始种罂粟，到了来年二、三月即可开花结果。收完果实后，仍然可以继续种植早稻，完全不耽误农时。如果确实对早晚稻种植无碍，他建议各省原先种过罂粟的地方，可任由当地人民自行种植。
至于吸食鸦片的问题，许乃济认为可以允许民间吸食，只需禁止公职人员和军人吸食就可以了。即使发现公职人员和军人吸食，用法也不要过严，只需革职即可，不必定什么罪名，如果用法过严，则会发生互相包庇之事。
今天我们如果不联系前因后果，单看许乃济的奏折，百分百会认为是一派胡言，并且以许乃济的身份和学识完全不应该上这样的奏折。我们不能否认，许乃济的主张是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但它还仅仅停留在经济损失的角度，其实质是重新回到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道路上。而事实上，联系此前道光皇帝即位将近十六年的屡次禁烟不止，我们或许能够理解许乃济的主张是禁烟效果不佳的必然产物。在当时，国家行政制度尚没有突破性的进步，指望对于禁烟问题能够生出更具效果的办法，是一件不切合实际的事情。即使是后来的虎门销烟也只是执行禁烟诏令的极端手段，许乃济从历史当中寻找经验，也不能完全否定。
道光皇帝看完许乃济的奏折后，也没有马上否决他的建议，而是将许乃济的奏折发给各省督抚和有关官员，让大家对许乃济的奏折发表意见，于是就出现了道光一朝关于禁烟问题的第二次讨论。
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祁贡，以广东地区的禁烟问题可以再议来试探道光皇帝的禁烟意图，算是弛禁派。湖广道监察御史王玥支持许乃济，奏请开放吸食之禁，两江总督邓廷桢、大学者蒋湘南等人都表示支持许乃济的意见，以中国的鸦片抵制外国进口鸦片，让洋人感觉向中国输入鸦片赚不到钱，久而久之必不再来。
与上述意见相反，内阁学士朱墫、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人相继上奏折，坚决反对许乃济的意见，主张对鸦片泛滥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如若不然国家早晚会灭亡在鸦片上。在众多反对意见中，许球的意见还算是比较有创新的，除了驳斥许乃济“禁官不禁民”等错误主张，还直接提出了要严惩贩卖鸦片的洋人。
这次关于禁烟的争论，是道光十一年（1831）有关禁烟讨论的继续，只是这一次有了弛禁派。道光皇帝发起的讨论，根本目的是想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禁烟办法，达到强国利民的目的。无论是弛禁还是严禁，都只是方法论，我们今日不应该用偏颇的眼光去看待许乃济等人的主张，因为弛禁的前提是“禁”，而不是“放”。
道光十六年（1836）的禁烟讨论虽然热火朝天，但依然没能找到禁止鸦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前面说过，当时鸦片流入中国的数量不断增加，就是在朝廷一时间拿不出有效措施的形势下，在缝隙中继续生长，而与此同时，关于禁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时任鸿胪卿的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上了一道名为《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的奏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禁烟观点。
黄爵滋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将道光一朝鸦片的输入量、白银外流的情况以及因吸食鸦片产生的社会问题，一一向道光皇帝做了阐述。奏折中比较新颖的观点，就是改变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烟贩和查拿烟馆的老办法，将禁烟的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也就是说，将禁烟的重点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变为全国范围内捕杀瘾君子的法律行动，尤其是对吸食的官员，必须拿出严厉的措施加以禁止。
在黄爵滋提出的措施中，抓住了以往禁烟收效不大的一个重要根源，那就是禁民不禁官，使得禁烟法令成为一纸空文。他认为能否严惩吸食的官员，是能否贯彻禁烟法令的关键之一。
看完黄爵滋的奏折后，道光皇帝将其转发给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督抚，让他们对此发表意见。从结果来看，道光皇帝收到了二十九份各省将军督抚回复的奏折，同意黄爵滋从吸食鸦片的人入手整治的仅八份，不同意的有二十份，从数量上看反对派占有压倒性优势。
不同意黄爵滋的人认为，执法应该公平，而且要治本。鸦片之所以泛滥，在他们看来开烟馆是本，吸食者是末，如果对吸食者处以极刑，对开烟馆的人又该怎么处罚，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反对派们并不反对禁烟，只是在采取什么方法上，持有不同意见。依旧是方法论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中看出。
林则徐，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代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从后来的虎门销烟来看，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是强硬派。在道光十八年（1838）他上呈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中，虽然竭力称赞黄爵滋的主张，但同时也提出了自己所拟的六条禁烟章程，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内容：
1.先将泛滥于社会之中的烟具收缴干净，掐掉鸦片泛滥的源头。
2.上述工作完成后，各省出示通告劝令吸食者悔过自新，并以一年为期，划分四个时间段，每超过一个时间段，罪名递加，避免拖沓观望。
3.无论是开烟馆还是制造烟具，都要加以定罪，规定时间期限，在期限内上缴烟具，关闭烟馆的，可以从轻处罚。
4.官方在执行上述条例时，如果出现失察行为，应该先从朝廷的官员开始问责。
5.地方的地保、甲长本就负有监督举报的义务，如果这些人也吸食鸦片，或者制造烟具、开烟馆，要及时处理。
6.从人性角度出发，除了施以严刑峻法之外，也要为想戒烟的人给予戒烟药方一份，帮助其尽快戒烟。
稍后不久，林则徐又从国家角度出发，上奏折指出在鸦片泛滥的形势下，虽然吸食者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看似对国家没有什么危害，但如果这种现象蔓延至全国，恐怕若干年后，再也找不出可以保家卫国的人，而且也无法再能拿出充饷的钱。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道光皇帝之外，林则徐是当时唯一一个将鸦片问题上升到国家高度进行分析阐述的人，后世说林则徐是当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稍有些夸张，但从后来道光皇帝重用林则徐主持销烟一事，能够看出林则徐比起他的很多同僚，看得还是深远一些。
琦善，全名博尔济吉特·琦善，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历任布政使、巡抚等职，官至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
从性格上来讲，琦善比林则徐要温和，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英国人步步紧逼的态势，道光皇帝让琦善去处理善后事宜，就可以看出琦善是个善于调解的高手。
当时琦善上呈《遵旨复奏禁烟折》，不同意黄爵滋提出的从吸食鸦片者入手进行整治，更反对对吸食鸦片的人处以严刑峻法。他认为如果用极刑禁烟，吸烟之人不肯俯首被捉，势必聚众抵抗，甚至可能会逃亡海岛。外国人和他们互相勾结，供给他们衣食，充当外国人的内奸，一旦收留游民无赖，在沿海地区骚扰登陆，则会酿成更大的祸患。
琦善还认为，处死吸食鸦片之人不妥。如果这个人十恶不赦，倒是应该惩处，但很多吸食鸦片的人并非大奸大恶，不少人还算是安分守己，对这些人也处以极刑，显然与大清王朝历代“仁厚开基，明慎用刑”的仁政宽刑政策不相符合。
纵观琦善的论述，可以将之归为“弛禁”一派。当时琦善的话并没有被道光皇帝听进去，原因在于和林则徐比起来，琦善主张弛禁但没有具体措施，林则徐主张严禁且有具体的措施。而且道光立志做个有作为的皇帝，内心深处也是倾向于严禁的。
当时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严禁派，没有人重视琦善的话，当然这也不能怪严禁派的人故意排挤琦善，因为放眼全国禁烟已迫在眉睫。可是今天回头去看琦善的奏折，再联系两年后爆发的鸦片战争，可以看到，琦善在奏折中说到的因为严厉禁止鸦片，会导致洋人在沿海地区登陆进行骚扰，无疑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h3>5. 最终决策</h3>
弛禁派与严禁派的主张，道光皇帝已经了然于胸，作为一个立志做有道明君的皇帝，道光皇帝当然倾向于严禁。于是在经过慎重思考后，道光皇帝在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诏令内阁讨论先前因黄爵滋上奏而回复的诸多奏折内容。不过，这次名为讨论，道光皇帝在诏令最后却明确要求要制定禁烟章程。因为从他即位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而鸦片泛滥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一次他决定不能再走过场般地点到为止，必须拿出彻底解决鸦片危害的措施。所以，在内阁会上，大臣们全都不敢怠慢，参考众多奏折，终于拟定出了新版的禁烟章程—《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
新版的禁烟章程共计三十九条，鉴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一一列出。总结章程内容，其中有关兴贩和吸食两部分的条例，占了十九条；其次是公职人员的职责，占了十条；剩下的条例是为了保护正常贸易、奖励有功人员，责成地方保甲进行宣传。
章程中的惩办对象，分为首犯、从犯、余犯三部分，平民与官役轻重不一，无论是官役、兵丁、宗室、觉罗、太监等都比平民罪加一等。另外，在期限内与期限后的处理也有所不同，一年零六个月内犯禁，可以按照旧章程惩办，但职官永不叙用；超过这个期限再犯的，无论是谁一概拟绞监候。
新章程的最大特点是对缉私要求更为严格，允许缉私的兵丁在执行任务时，使用鸟枪等武器，对于暴力抗法者格杀勿论；家长不能禁止子弟吸食的，也算作有罪；保举人不能甄别所保人是否吸食鸦片的，也要受到惩处。在一年零六个月期满后，平民已经戒烟的，可以免罪；官员已经戒烟的，则勒令退休或是辞职。在此基础之上新版禁烟章程又经过几次修改，不断完善，终于面向全国颁布施行。
《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总结自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将近二十年禁烟的经验教训，所制定的最为细化的禁烟章程，表明了道光皇帝力主禁烟的决心。道光皇帝对新版禁烟章程的施行具有充足的信心。在道光皇帝的带动下，禁烟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始雷厉风行地进行，其效果较之以往有了很明显的进步。
例如鸦片走私贩郭亚平，五年来从海上外国烟贩手中接送、转运，将大量鸦片偷运到内地进行贩卖，从中获取暴利，是个恶贯满盈的鸦片走私贩。新版禁烟章程施行后，他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被处以绞刑。又如太监李秋澄，顶风作案吸食鸦片，被人检举揭发，监禁两个月后发配黑龙江为奴，并永远不在特赦范围之内。又如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犯禁，躲在寺庙内吸食鸦片，分别被革去王爵、公爵，罚俸两年。
由于道光皇帝力主禁烟且立场坚定，使得地方官的禁烟态度不敢有丝毫马虎，因此各地禁烟成果较之以前更为显著。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邓廷桢在一艘外国商船上查获烟土共计八百二十袋，计重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同时收缴了大量的烟具和军械。一个多月后，闽浙总督钟祥奏报，先后查处贩卖鸦片的洋人贩子共计40余人。十一月底，云南地区又查处犯禁的男爵特克慎和伯爵贵明等人。
新版的禁烟章程在施行后，可以说效果十分明显，但道光皇帝意识到虽然成绩显著，这种只抓犯禁者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从源头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林则徐再次上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其中分析的“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饷”是维护国家安全基础的论点，对道光皇帝启发很大，于是他诏令林则徐进京就禁止鸦片的问题再一次进行深入的讨论。
史料记载，为了让林则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道光皇帝给予了林则徐高规格的待遇，例如他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轿，这是皇帝对有功大臣一种特殊的赏赐。而林则徐也确实能体会皇帝陛下的良苦用心，为道光皇帝分析了鸦片泛滥至今的源头所在。
林则徐认为鸦片今日泛滥成灾，根源是外国商人不断将鸦片偷运到中国，要从根本上断绝吸食鸦片，必须在断绝鸦片走私和输入两个问题上取得共识，方能从根源上断绝鸦片危害。
先前禁烟成绩显著，给予了道光皇帝极大的信心，对于林则徐的分析判断，他是十分认同的。于是为了尽快断绝鸦片走私，道光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现象严重的广东查办海口走私和禁烟事宜，并诏令邓廷桢、怡良配合林则徐完成任务。
从民族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分析和论断并没有错，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也没有错。然而他们的疏漏在于，没有考虑禁烟之后那些已经完全近代化的国家的人的反应，以及在紧要关头的应对之策。最关键的是，大清帝国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力量，可以舍我其谁地去做这件事。
“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赝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民生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朕拭目以待。”
至少在那个时刻，道光皇帝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所有人，都信心满满。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带着皇帝陛下的殷切希望从北京启程，冒着严寒奔向广东。当时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广东之行所产生的结果，居然会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h3>6. 虎门销烟</h3>
林则徐十分明白此去广东负有神圣的使命，为了尽快拿出禁烟方案，在途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等地时，他不间断地考察民情，调查鸦片对当地产生的危害情况，了解鸦片的走私情况，为查禁鸦片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了遵循自己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只办事不声张的原则，林则徐下令严禁各地为了迎接自己而骚扰百姓，禁止地方官员铺张浪费供应食宿，更不能借机送礼。所以，除了当时因为风雪天气在南昌被迫停留了四天之外，林则徐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到达了广州。
林则徐的行动速度如此之快，可以间接反映出当时朝廷的禁烟行动已经迫在眉睫，更能反映出道光皇帝的心急如焚。
林则徐到了广州后，次日便张贴布告，先公开申明他此次前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的纪律，令那些和外商接触最多的行商集中住在自己的公馆附近，以便随时进行问话了解相关情况。同时，不断会见广东地方官员，商讨、制定各项具体措施。
当时的广东当地人对于鸦片走私危害的认识还是颇为深刻的，很多官员士绅看到林则徐到来后，禁烟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主动向林则徐介绍当地情况，例如越华书院院监梁廷升，就积极帮助林则徐绘制海防地图，制订查禁鸦片走私的计划，并发动当地的爱国举子声援禁烟活动。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准备工作做得十分扎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进一步认识到查禁鸦片走私必须做到两点：一方面是加强海防，杜绝外来的走私烟贩；另一方面是令已经把货走私进来的外国烟贩限期上缴鸦片和烟具。
当时停泊在零丁洋打探禁烟情况的二十二只鸦片走私船，每只船上都囤积了一千箱以上的鸦片。针对这些即将走私流入内地的鸦片，林则徐召集十三行的洋商，让他们负责转告那些零丁洋上的洋烟贩，限期上缴藏匿在船上的鸦片，并保证下次来的时候不再夹带。如有违反，不仅没收全部货物，更会将当事者一律正法。
当时有很多和洋烟贩厮混在一起的士绅，企图在林则徐面前讲情，洋人们也企图通过这些“中间人”向林则徐行贿，希望他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林则徐的态度十分坚决，在召集这些士绅时，他痛斥这些人和洋人穿一条裤子以及他们行贿的丑恶行径。他告诉这些人，如果想停止禁烟，除非上书皇帝陛下将自己撤换掉。
“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这是林则徐抛给那些士绅的最后一句话！
今日我们再看林则徐这种坚决的态度，依然会为他在那种阻碍不断的环境下不失铮铮铁骨的气节而拍手叫好。
但在那些洋人看来，林则徐这次禁烟，无非是以前多次禁烟的一个重复，会像那些地方官一样，不过是走走过场，只要给足了银子，一切都好办。而他们也明白，新来的官员一定要烧上三把火，这是中国官场的传统，所以对于林则徐的坚定态度不必过于当真。
当时这种想法在洋烟贩中间蔓延很广，以致这些人基本都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企图蒙混过关。例如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就采用搪塞的办法敷衍林则徐，让烟贩们象征性地交出了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并通过和他交好的当地士绅转告林则徐，上交这些鸦片是为了给足新来官员面子，好让林则徐在皇帝陛下那里交差，等到禁烟这股风过去，希望林大人能够如数奉还。
洋人们这种惯性的思维并不稀奇，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场深刻了解的结果。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朝廷历次禁烟效果不佳的原因即地方执行不力，正所谓“政策不出朝廷”的写照。即使是有限的几次禁烟成功，也是地方官为了向上级交差，而不得不做出的动作。
但是这一次洋人们显然低估了林则徐的魄力。在得到那些士绅带回来的消息后，林则徐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长期在广州进行鸦片走私、拒绝或敷衍交出鸦片并阻拦其他人交出鸦片的英国鸦片走私贩颠地。
颠地当时在广东是鸦片走私者的典型代表，时而公开对抗，时而虚与委蛇，林则徐决定首先拿他开刀，也是为了震慑那些洋烟贩，既是表明禁烟的决心，也是一种攻心策略。义律得到林则徐要逮捕颠地的消息后，立即从澳门驻地赶到广州，想要利用英国人的特权，保护颠地逃走。但是林则徐并没有给他机会，而是在获悉他的意图后宣布：因外商违抗禁烟法令，所有停泊在黄埔港内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所有受外国雇用的中国员工一律撤退，同时调派水师巡逻船封锁外国商馆。
封锁商馆等于切断了所有外商与外界的联系，这在义律看来实难接受。因为英国人坚持认为，林大人即使强制禁烟，也应该遵循法律追究那些对抗朝廷法令的当事者，而不应该波及无辜的“遵纪守法”的外商。
义律当时通过邓廷桢向林则徐施压，表示如果林则徐不撤销封锁商馆的命令，便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还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宣布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义律要求林则徐上奏朝廷，发给他们离开广州的护照，这件事情就算画上个句号。林则徐认为发护照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英国人对于禁烟问题以及如何处理颠地只字未提，这是明显的不平等，所以林则徐对义律的要求未予理睬。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839年4月3日），义律看到林则徐态度坚决，不得不表示屈服，决定交出全部鸦片，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至此林则徐初战告捷。但他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在次日继续发布通告，让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交出停在零丁洋的船上、准备走私进入中国的全部鸦片。
林则徐当时除了奉命遵旨查办鸦片走私之外，心中更有压制多年来外国人在广东当地享有特权的想法。
清朝虽然对于海疆实行的是严防措施，但鸦片不断流入中国，使得洋人们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来在广州享有特权，这里边固然有洋人们不遵守大清帝国相关规定的原因，当然也有广州地方政府中那些从走私鸦片中获取利益的人庇护的原因。
久而久之，洋人们养成了习惯，认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虽然清廷几十年来禁烟不断，但每一次洋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清廷很多时候做得也是虎头蛇尾，所以洋人们在广州这片土地上俨然成了地头蛇。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则徐下令逮捕颠地时，义律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惯性的思维让他认为，自己才是广州这片土地的主人，林则徐反倒是个外来人。
林则徐虽然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但经过他详细的了解，对洋人们在广州地盘所做的不法行为以及那嚣张的气焰已经了然于胸。禁绝鸦片是他此行所要完成的任务，打击洋人们嚣张的气焰也是此行的目的所在。
不过林则徐行事还是留有余地的，在美国领事馆将一千五百四十箱的鸦片由义律转交清廷后，为了补偿烟贩们缴烟后的损失以及奖励缴烟，林则徐奏准道光皇帝，凡交出一箱鸦片的，赏赐茶叶五斤；英国烟贩缴烟四分之一后，可以恢复中国雇员；缴烟一半后可酌情允许水上往来；上缴四分之三后，允许开舱贸易；等到缴烟完全结束，便恢复洋人们全部的贸易往来权利。
从广州当地禁烟的策略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林则徐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保证了禁烟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在林则徐将广州禁烟的结果上奏道光皇帝后，也得到了皇帝陛下的高度认可。尤其是道光皇帝读到林则徐“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那誓死决绝的话语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或是出于感动，或是出于激动，道光皇帝在奏折上写下了“批揽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紧接着道光皇帝在奏折上又写下了这样的话：
“今鸦片猖獗，宜当众销毁，俾沿海共见共闻，咸知震詟。”
通俗点说，道光皇帝就是让林则徐当众销毁鸦片，震动一下洋人们那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都知道大清帝国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然而，道光皇帝做出这样的指示，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体现，他并不了解广州当地实际的禁烟情况，当然这其中也有林则徐的责任。
林则徐或许只向皇帝陛下呈报了禁烟的结果，没将广州禁烟的来龙去脉向皇帝陛下汇报，又或许只是一带而过的汇报，导致道光皇帝误认为林则徐在广州完全掌控了禁烟形势。事实上，从结果上来看，这个看法并不错。但从过程来看，林则徐也不是完全采取强硬的措施去打压洋人，不然的话也不会在事后给予烟贩们补偿。
道光皇帝在遥远的北京城并不了解广州的禁烟过程，所以盲目地下达了要当众销毁鸦片的命令。既然皇帝陛下有旨，林则徐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甚至在这个“崇上”的大清帝国，下属总会把领导者的意图加以百分之二百地执行，所以虎门销烟，就成了一场彰显清廷强大，给予洋人们以震慑的政治行为。
道光十九年四月六日（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豫堃等人在虎门亲自监督验收，经过两个多月的收缴，共计收缴鸦片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零二千一百九十袋，计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
在收缴工作结束后，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挖了两座用于销毁鸦片的大池子，长宽各十五丈，前边有涵洞通海，从涵洞中可以将销毁的鸦片渣末放出去；后面有水沟，可以从沟里引出水来，把池子冲洗干净。
从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二日起，一直到五月十五日止，整整三个星期，林则徐每天亲自到现场监督销烟工作的进行。每天中午随着林则徐的一声令下，早在清晨就已经浸到池里的一百七十箱鸦片，随着食盐、石灰的加入，池子上方逐渐烟雾弥漫，烧化的鸦片渣末，随着大开的涵洞闸门，流到海里。
在三个星期的销烟过程中，除了那些不怀好意的烟贩在暗中咬牙切齿地观看之外，当时的虎门海滩挤满了普通百姓，很多人对这场销烟拍手叫好。
从明朝末年鸦片开始流入中国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虎门销烟是规模最大、气势最盛、态度最硬的一次销烟活动。当然纵观当时大清帝国从朝廷到地方，一次销烟活动是无法解决鸦片猖獗全国这个大问题的。
更何况，朝廷的销烟活动触碰的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利益，因此如果联系虎门销烟的后果去看，这实在是一场鸡蛋碰石头的较量，并且在碰撞之前，前者自认为坚固无比。
那么以常规思维去想，“坚固”的大清帝国既然如此强硬地销烟，必然有应对英国人如果发难的措施与预案。然而，如大家所知，事实并非如此。

第二章 战争已不可避免
<h3>1. 早有的图谋</h3>
持续三个星期之久的虎门销烟，让当时的朝廷上下一片振奋。为了表示对虎门销烟的赞赏，道光皇帝在林则徐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亲书“福”“寿”二字赐给林则徐，足以说明这位雄心壮志的皇帝对禁烟成果的肯定。
朝廷上下都沉浸在虎门销烟的喜悦之中，林则徐却明白，虎门销烟只是朝廷决心杜绝鸦片危害的第一步。按照林则徐的设想和部署，想要做到根本杜绝鸦片走私，洋烟贩们除了必须交出鸦片之外，还要出具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一旦查出夹带，立即正法并没收货物。
事实上，这一要求早在虎门销烟之前两个多月给外商的第一份谕帖中就已经晓示，而且那些被严密隔离在商馆里的部分外商不顾义律的反对坚持签字同意。但这终究只能保证签字的人可以遵守条令，而无法保证一切外来人永远不夹带鸦片。因此这些签字的外商为了以示公平，要求林则徐将这件事情交给各国的代表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大家要一起遵守。
应该说外商们的这个请求是合理的，他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夹带鸦片，而不能保证别人不夹带，这对于朝廷禁烟来说，是有问题的。林则徐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居各国之首”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应该可以代表外商们做出保证。于是在二月中旬，他在给义律的禀帖批示中发出了甘结式样，要义律代表全体外商签具。
……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服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
在林则徐看来，义律既然能代表众洋商缴出鸦片，当然也能代表这些人做出保证，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的。可是对于义律而言，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意交出鸦片已经是被迫之举—而且从后来他为本国带回的消息以及自己陈述的态度来看，他同意交出鸦片，不排除是个阴谋，那就是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扩大成中英两国的争端问题。
面对林大人的甘结式样，义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就算他同意做出保证，也只能局限在英国的商人范围内，无权代表其他国家。而事实上他已经代表各国外商同意缴出鸦片，那么也等于承认具有代表各国外商签具甘结的权力，这让义律一下子将绳圈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从上缴鸦片，到签具甘结问题，一直到虎门销烟之前，事实证明义律不是林则徐的对手。但他们各自代表本国的利益，背后等于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这一点义律看得很明白。因此为了挽回缴烟的失败，他开始向本国国内渗透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
事实上，在英国人的心中早有着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这种想法来源于英国商人对当时有着四亿人口的庞大中国市场的觊觎与占有欲。例如，当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就议论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增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早在1830年12月，驻广州的英国商人在他们递交给英国下院的请愿书中，就提出了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
在这封请愿书中，商人们仔细分析了对华贸易的特点，认为它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他们认为应该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他们甚至摆出1793年的马戛尔尼和1816年阿美士德两次出使中国的失败，来说明任何自认为高明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个愚昧、保守的落后民族。也许尝试使用外交的姊妹—战争，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年英国商人的这封请愿书，或许是因为历史的车轮还没有行驶到它该加速向前的地步，因此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然而从这封请愿书开始，一直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为止，在华的许多英国商人和官员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华使用武力的幻想。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苏格兰的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律劳卑自认为血统高贵。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本来在澳门任职的他突然抵达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卢坤会见，直接磋商贸易事务。但是在大清官员看来，律劳卑的申请明显违反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因而遭到了卢坤的拒绝。卢坤下令让他立即返回澳门，可是高傲的律劳卑拒不返回，于是卢坤下令封其船舱。律劳卑恼羞成怒，令两艘英国军舰闯进虎门开炮轰击，并派另一艘军舰前往印度调兵，准备将事态扩大。
面对律劳卑的蛮横无理，卢坤果断地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道光皇帝指示卢坤，如果英国人执意不听约束，立即将其驱逐出境。得到皇帝的授权，卢坤立即调水师六十八艘战船封锁住珠江口，时间长达十七日之久。律劳卑一无所获，最终被驱逐出广州，不久便病死在澳门。
此后继任的两任驻华商务监督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和律劳卑完全不同的手段，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过这种沉默让身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极为不满。事实上从商人的趋利角度来看，获取更大的利润和价值是其目的，而律劳卑的继任者却无法为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在律劳卑被驱逐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清政府的做法羞辱了大英帝国。英国商人的喉舌《广州纪事报》率先发出了主战言论，并由烟贩马地臣将这些言论带回国内。这些言论为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巴麦尊所赏识，道光十六年（1836）五月，在巴麦尊的推荐下，义律成为新一任的驻华商务监督。
从律劳卑试图以武力对抗清政府的行为来看，当时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对大清帝国的现状十分了解，他们坚信只要对华使用武力，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进而可以为大英帝国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从律劳卑最终失败的结果来看，至少在当时，英国商人对华使用武力的态度缺少英国官方的支持，这也使得卢坤可以封锁珠江口长达十七日之久。
在律劳卑被驱逐之后，卢坤将处理这次事件的完整过程详细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卢坤在汇报中将自己的“战果”进行了夸大，将处理这次本身是律劳卑个人行为的事件，说成是在皇帝陛下英明领导下，对英夷进行的一场斗争的胜利。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也算不得什么欺骗，毕竟谁都愿意干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种做法除了让皇帝陛下继续那种天朝上国的高傲自大之外，还会给当时高层的绝大多数人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只要大清帝国一板起面孔，英夷小国就会乖乖臣服在我天朝上国的威严之下。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作为一个对英夷斗争的成功案例是不是让皇帝陛下拥有了足够的自信，但是，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振奋人的神经，在遇到与先前的成功案例相似的事件，需要做出决策时，先前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有心理暗示的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不过是大清帝国对英斗争的一次含金量不足的“热身赛”。然而它使清政府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身的实力对付英夷绰绰有余。他们不知道律劳卑事件是缺少英国官方支持的，他们更不知道一旦英国官方决定对中国使用武力，这种“正赛”的含金量远不是“热身赛”所能比的。
现在，面对林则徐在虎门海滩进行的销烟活动，义律作为当年律劳卑一般的角色会去如何应对，甚至是给予国内政府什么样的倾向性将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身在广州的英商利益，也关系到英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根本利益问题，至少在义律看来，虎门销烟已经严重侵犯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义律先前通过和林则徐交手，认识到这个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绝非先前的那些官吏可比。因此性情高傲的义律在冷静下来之后，并没有选择继续和林则徐硬抗，但也没像他的前几任那样选择沉默，而是转身寻求本国官方的支持。他虽然倾向于动武，但他充分吸取了当年律劳卑事件的经验教训，知道只有将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上升为国家行为，才有可能征服这个愚昧、落后、自私、保守的清政府。
不过，义律也明白要想充分说服本国政府支持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只靠满腔热血以及控诉林则徐在虎门野蛮销烟是远远不够的。他明白本国政府只要能在对华贸易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如果鸦片贸易减少，本国政府税收减少，以巴麦尊为首的政府决策层就会做出战争的决定。
今天我们从义律呈递给巴麦尊的全部信件中可以看出，为了表达清政府这次禁烟严重侵害了英国的利益，以及如果不对华采取武力措施，未来英国在华的税收将严重减少这个意思，义律可谓是各种手段尽皆使出，甚至不惜放下高贵的身段进行诬告与陷害。
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八日（1839年3月22日），林则徐限令交出鸦片的那段时间，义律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中，就说林则徐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恐吓行为。在他被迫交出鸦片后，4月3日，又写信给巴麦尊说，清政府的这场禁烟运动，是对英国官员和臣民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是野蛮的清政府强迫英国人交出财产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在信的最后他煽动地写着，应该对清政府以迅速而强有力的武力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也不用给。
为了让政府能够尽快动武，义律建议英国政府要“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群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认为要到白河口向清政府递送通牒，要求将林则徐、邓廷桢两人撤职查办；对英政府进行道歉；对禁烟运动中收缴的鸦片烟土给予金钱赔偿；将舟山群岛割让给英国；准许英人在舟山群岛和一切沿海港口做生意等。
在那个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义律的话对于本国政府来讲十分具有权威性，本土的英国人只是看到了虎门海滩上被销毁的鸦片，只知道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在清政府的“压迫”下被迫交出了“财产”，即使这些“财产”严重侵害了他国的利益，然而从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牟取利益已经成为英国既定政策的角度来看，义律的话无疑具有十足的煽动性，更何况义律还抛出了“人权”观念。
后世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是多种原因聚集的一场战争。例如英国人需要保证对华的税收，他们需要继续开拓中国市场（英国人称这场战争为“通商战争”）转变贸易逆差，以及大清帝国盲目开战等诸多原因。然而通过仔细分析义律写给本国政府的所有信件，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清政府侵犯英国人财产”的说辞，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算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
作为世界上率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在完成君主立宪制的转型后，除了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建设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之外，人权观念也得到固立，而且西方的普世精神又有将它的价值观对外输出的原动力。虽然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对华的鸦片生意是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但正所谓道理在别人身上才是道理，英国人通过义律只知道大清帝国将英国人的财产—鸦片“无情”地收缴销毁，这是侵犯了英国人的财产，却不闻不问鸦片对中国人造成了多大伤害。在他们看来，只要保证英国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能赚到钱，保证英国人的人权，哪管什么鸦片贸易在中国掀起的滔天巨浪。事实上西方的人权观念从来都是只针对西方人，所谓的普世精神也只是一种精神而已。
早就存心不良的英国人，从义律的煽动说辞中找到了对华动武的借口，而“人权”观念的提出，也容易被国内各个阶层所接受。不过在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英国国会就是否对清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投票中，支持者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动武的决定，而且这还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这也说明了英国国内的人对于这场武力行动以及开战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应对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为止，英国也没有正式对大清帝国宣战，他们只是把这场武力行动看成是对虎门销烟的一次报复行动，这一点从他们仅仅派出四千名士兵远征中国就可以看出。然而让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场报复行动的武力打击，居然让他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当然也改变了他们的对手—中国的命运。
 <h3>2. 朝廷的应变</h3>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不仅让他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荣誉赏赐，也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声笑语。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算是有些世界眼光的林则徐则深知，虎门销烟仅仅是个开始，义律忽然之间偃旗息鼓，让他隐约觉得英国人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事实上他也明白，自从他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查禁鸦片时起，他就已经被推向了风云变幻的浪尖之上。虽然在此之前他向皇帝陛下表达过自己的犹疑，皇帝陛下也给他吃下了定心丸，然而他始终觉得，虎门销烟之后才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决定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的时刻即将到来。
林则徐早已经意识到，禁烟必须以武力作为后盾，面对敌人的种种挑衅，他坚持认为不必空谈抗议或驱逐，唯有严阵以待，坚决予以还击。在林则徐看来，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他对接下来可能要发生的战争的态度是：不怕战争，但绝不打无把握之仗。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加强战备，在他下令包围外国商馆的同时，开始调集战船，整顿水师，增设炮台，演练枪炮，等等，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而且林则徐相比他同时代的官员，具备一定的民众视野，他打破那些官老爷“防民甚于防寇”的痼疾，利用民众的热情和力量，以弥补清军长期以来因为羸弱所造成的防务单薄。
为了加强防务，他告示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集合丁壮，以便自卫”，鼓励民众与士兵一起奋勇杀敌，提出一旦发现英夷上岸，人人均可奋力诛之，不论军民，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夷人首级给予重赏。
林则徐对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的预感还是十分准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因此当英国人的军舰来到广东开始动用武力时，广东首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前哨战的胜利。
然而打赢战争并非一人一地就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不否认林则徐对于英国人即将动用武力有准确的预测和充分的准备，当然这是建立在他到了广东与英国人一番较量后所产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而那些身在遥远的京城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高层决策者，并不具备林则徐这样的敏锐洞察力。从相关的资料上看，道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显然缺乏应对战争的准备。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当时道光皇帝指示林则徐说：“鸦片必须清源，而边衅也不容轻启。”透过这个指示明显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想利用心理手段，发动一场道德劝诫运动来禁绝鸦片，因此在这种认知基础之上，对禁烟在英国人当中会引起何种反应，英国人会不会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动用武力，从来就没有成为道光皇帝考虑的中心问题。甚至在英国人借口鸦片问题，进行调兵遣将的时候，道光皇帝还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人在“嘘声恫吓”的无能表现，因此既没有和大臣们商议对策，更没有坐出相应的备战部署。
如果从道光皇帝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的这种应对，只能说他对英国人即将动武的认识非常模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英国人来华的目的产生了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做买卖，谋取经济利益，最多是多要些银子罢了。事实上，正是这种闭塞和无知，使道光皇帝与发展中的现实严重脱离。然而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连我们现在的中学生都可以看清的问题，他却看不清呢？想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更早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创建八旗制度，做到了“人皆为兵，不啻举国皆兵”，大清铁骑驰骋萨尔浒，曾经震动整个北方。皇太极继承余烈甚至超过前辈，征服了蒙古和关外地区。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多年的多尔衮，促成了入关后大清第一代皇帝顺治的一统天下。后来康熙更是战功赫赫，平定三藩以安定南方，又剿灭郑氏，控制东南沿海重要战略据点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击败了北方沙俄，进而打消其对我国东北的觊觎；三次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并派兵入藏巩固了西南、西北边陲。雍正皇帝即位后，帝国再次展示武功，平定青海和硕特贵族叛乱，成功反击了准噶尔贵族的第二次叛乱，再次震慑沙俄的野心，划定了中俄边界。乾隆时代，大清的武功达到鼎盛，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四处用兵，号称“十全武功”，自诩“十全老人”，这种显赫的武功在历史上印下了“有清以武功定天下”的结论。
从努尔哈赤一直到乾隆甚至是嘉庆时代，大清帝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显赫的武功不仅为帝国带来无上的荣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帝国高层的统治者们产生一种自大的心态。在鸦片战争之前，帝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带着这种自大的心态，甚至有一种主观上的臆断，那就是大清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自身有着大黄、茶叶、瓷器等夷人没有却又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可以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
这种臆断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逐渐成为帝国高层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直接依据。到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历史上的“武功盛世”依旧陶醉着后继者们，令他们不时地去追忆那过去的辉煌伟业。
然而从今日的中国版图来看，当年大清帝国将近二百年的武功盛世，征战范围基本上都是在本国之内，唯一与外国人交手的记录也只有沙俄，因此大清帝国的武功盛世绝大部分只能说是内战内行而已。
时过境迁，大清帝国18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恰是走向衰败的开始，在嘉庆中期时，帝国已经变成一个内壳中空的“巨人”，这种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而且面对世界大势的快速变化，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在依靠祖宗们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们的雄才大略、气魄和品质。
我们不能否认道光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本人也厉行节俭，勤于政务，可是他的这种理想仅仅局限于大清帝国内部，还是一种建立在做好守成之主的理念之上。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道光皇帝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者，不可避免地也继承了先辈们那种自大、高傲的心理状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对英国人动用武力的反应是麻木不仁，无疑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
在道光皇帝“边衅不容轻启”的理念支配下，当时除了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之外，整个大清帝国嗅不到一丝战争即将临近的味道。林则徐多次提醒皇帝陛下，希望广东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援，然而除了几道勉励做好广东防务的诏书之外，林则徐什么也没有得到。
 <h3>3. 战争的序幕</h3>
为了巩固虎门销烟的成果，进一步杜绝鸦片的输入，林则徐要求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保证未来在对华贸易中永不夹带鸦片并签具甘结，如有违反货尽没收，人即正法。当然林则徐并不是那种极端的人，他还是将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严格区别开来，以今日的视角来看，这是捍卫国家主权的正当自卫措施，而且林则徐的规定也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一部分守法商人的理解与支持，纷纷签字具结进口贸易。据统计，虎门销烟后到鸦片战争正式打响之前，进口的外国商船共有六十二艘，总贸易额达到二百万元。
然而被迫同意缴烟的义律，在得知英国国内有对华动用武力的意图后，对中国的禁烟措施采取了抵制态度。对林则徐提出的外商进口贸易先具结不夹带鸦片的规定，义律采取执行一部分作为缓冲。首先承认“货尽没官”的内容，表示愿意具结，但反对“人即正法”的条件。为了向林则徐表明他反对“人即正法”的决心，他利用自己驻华商务监督的身份和职权，禁止英国商船驶进黄埔，强迫在广州的英商退出广州前往澳门。
义律的这种行为，如果换作其他钦差大臣，或许正好可以用作向皇帝陛下表功的资本。
但林则徐在当时是稍具世界眼光的人，虽然他也并不了解双方贸易究竟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但他本着既成定式不可轻废的原则，也遵循皇帝陛下“边衅不容轻启”的指示，为了恢复中英贸易的正常进行，派人携带因销烟而“赏赐”给英商的茶叶到澳门催令义律尽快具结。
然而义律拒绝接受茶叶，当然也再一次拒绝具结，反而提出要以澳门为立足点装卸货物，企图逃避大清帝国的法律约束。这当然遭到了林则徐的断然拒绝。当时到达广州海面的英国商船已经达到了三十二艘，为了打破义律破坏具结的阴谋，林则徐宣布船内无鸦片者进口报验，有鸦片者自首全部呈缴者准予奏请免罪，而且不影响今后贸易，如果不敢呈报的即日扬帆回国，大清政府也不再追究。
当时有人认为林则徐的这个决定，是对英国人的变相妥协。事实上，林则徐依旧是在遵循皇帝陛下“边衅不容轻启”的指示原则，沿着尽量使中英贸易正常化的道路，想团结大多数守法的英国商人，进而孤立义律。
可是以今日视角来看，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即使林则徐是那个时代稍具世界眼光的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现状所带来的影响—林则徐显然忽略了，义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代表的是英国政府。林则徐的“开恩”行为不可能感化、打动义律，原因就在于英国已经在义律的影响下，开始寻求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
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一群英国水手在尖沙咀登岸，向当地居民索酒未成，进而与当地民众发生争斗，村中的许多村民被英国水手打伤，其中一个叫林维喜的村民因受伤过重于次日身亡。
林则徐得知林维喜事件后，义正词严地要求义律交出凶手，听候大清律法的处理。义律表面上悬赏捉拿凶手，可是暗地里却送给死者家属一千五百元，想私自了结这事，以使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林维喜命案纯系误伤所致。后来义律虽然缉拿了五名凶手，但拒绝交给林则徐，而是自行组织审讯，对其中情节最严重的三名凶手，也只是罚薪二十镑、监禁六个月，而其余两人各只罚十五镑、监禁两个月。
义律的这种做法，等于是纵容杀人犯的行为，也是在变相告诉林则徐，中国人的命不值钱。从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在条约中对治外法权的重视这一点来看，义律是在寻求治外法权的尝试，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商务性质的范畴，费正清先生的《剑桥晚清中国史》中也指出，义律从一开始担任中国商务监督起就认为，对于身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来讲，获取治外法权原则并不比他们的利润重要。
义律把贸易与法权联系在一起，就等于将商业领域的事情渗透进了政治领域，而他这种做法也成为鸦片战争之前的1839年造成中英两国紧张氛围的刺激因素。
如果说在林维喜事件之前，中英双方或许还可以说是在商业领域或者与义律个人之间存在矛盾与摩擦，那么从林维喜事件后，性质开始转变，林则徐和义律似乎都意识到两国的问题已经转向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问题最极端的解决方式就是战争。
面对义律的这种挑衅行为，林则徐果断采取了更为有力的制裁措施：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停止对英商的物资供应，并宣告澳门民众，三天之内撤回英商雇用的中国买办和工役，而且他与邓廷桢亲驻香山县城并派兵分别把守要道实行戒严措施。澳门当地政府按照林则徐的指令，下令寄居在澳门的英国人在七月十日之前离开澳门。
对于林则徐的制约措施，义律并没有立即采取反制约手段，而是在观望几天之后，于七月十八日率领五十七家英商全部撤离澳门，寄居于尖沙咀的货船之上。对于义律而言，他撤离澳门并不是因为妥协，而是酝酿着更大的行动。在他看来，与林则徐之间的制约与反制约措施的不断此消彼长，并不能彻底解决因虎门销烟所带来的英商损失问题。而且此时他从巴麦尊那里得知，英国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动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义律认为在这个特殊时期，有必要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局部摩擦，进而促进本国政府彻底下定决心对华动武。
因此在义律撤到尖沙咀的同时，他派人向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进行汇报，以保护英国侨胞的名义请求派兵来华。七月二十三日，在奥克兰的授权下，英舰史密斯抵达香港，该舰装有二十八门大炮，在当时来讲，大清帝国还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战舰。
 <h3>4. 前哨战的胜利</h3>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义律率领“史密斯”号以及大小英国商船数十艘，突然闯进九龙湾，要求清政府恢复对英商的物资供应。当时的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正在督领水师三艘战船在九龙山口岸进行巡逻和防护炮台，面对义律的要求，赖恩爵申明在没有具结与交出林维喜事件中的凶手之前，不能答应义律的要求。
恼羞成怒的义律在当天下午两点向赖恩爵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三十分钟内不恢复英商的物资供应，将毫不留情地击沉清军水师战船。半个小时后，赖恩爵正准备派人前往答复时，义律却已经下令炮击清军水师战船，造成清军士兵欧士乾当场死亡。
显然这是义律的一场有预谋的报复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次不宣而战的炮击。作为军人出身的赖恩爵，当然不会忍受义律的这种野蛮行为，立即指挥清军水师及岸边炮台同时还击。由于长时间的武备废弛，清军的火炮虽然数量占优火力却并不猛烈，这也使得两艘参战的英国军舰能与清军形成拉锯之势。后来一位英军士兵就曾对这场战斗进行过描述，他说如果不是清军的炮火不够充足，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这场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英国军舰设备先进，可以时进时退，清军在两个小时里，虽然不断轰击英国军舰，但也只是击翻英军双桅帆船一只，造成英军十七人死亡。晚间六点多，英军炮弹用尽，于是向着尖沙咀方向退去，值得一提的是义律的帽带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断，他本人差一点丧命。
九龙山之战算是鸦片战争前哨战的揭幕战，在这场战斗中英军虽然伤亡不大，但清军的英勇作战，还是出乎了义律的预料。在义律的眼中，清军水师的战斗力简直不值一提，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他太了解清军水师的装备以及战斗力了。在开战之前，他坚信只要自己下令一开炮，清军水师会立即完蛋，可是结果却是自己差一点命丧黄泉。
长时间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义律，十分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九龙山之战英军不败而败的结果，让心高气傲的义律并不服气，可是以英军现有的能力，又无法立即重新开启新一轮的战斗。而且英国政府就是否对华动武的问题依旧没有最终做出决定，因此义律决定采取缓兵之计，于八月七日致函澳门同知蒋立昂，提出要与澳门地方官员会谈，两天后该函转呈给了林则徐。
义律十分清楚，自己提出会谈的要求，林则徐携打胜九龙山之战的余威，是不可能轻易答应的。事实也证明了义律的判断，林则徐继续重申先前的三个“必须”，即英商如果有鸦片必须呈缴否则人即正法；必须交出杀害林维喜的真正凶手；空船和烟贩即日必须离开广东返回英国。林则徐特别强调：只要以上三个条件英国人全部办到，就允许英商船只停泊在尖沙咀。
对于林则徐重申的三个条件，义律最为反感的就是“如果夹带鸦片，人即正法”一条，本来就是想借谈判以作缓兵之计的义律，再次看到这条规定时，立即终止谈判。而林则徐也同时下令限英商船只在三日内或者具结，或者开回本国内，禁止在零丁洋面停泊滞留。
义律突然翻脸早在林则徐的意料之中，他预感，接下来义律还会有可能挑起军事摩擦，于是他在向道光皇帝呈报了九龙山之战的战况的同时，在奏折中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重视英国这个对手，早做战争准备。
九月四日，林则徐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谕旨。看完后，林则徐的脸色开始阴沉起来，因为从谕旨中他看出来，自己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皇帝陛下充分的重视。
即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
从大体意思来看，道光皇帝勉励林则徐不必小心谨慎，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英国人周旋。可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道光皇帝的这封谕旨，还停留在大清帝国处理周边宗属国问题的观念上。
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在对待朝鲜、琉球、越南等宗属国的问题上，一直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最终的目的就是巩固住大清帝国对这些宗属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道光皇帝在上述谕旨中所说的“控制之良策也”。二百多年来，大清帝国对待宗属国恩威并施的策略，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一直很成功，甚至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在这些宗属国的心中依然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是英国并不是大清的宗属国，以处理宗属国的战略思维，来对待已经领先自己不止一个时代的英国，显然是异想天开。“控制之良策”这话本身，就说明道光皇帝在潜意识中并没有拿英国人当成一个会威胁大清国家安全的对手。显然九龙山之战给了这位皇帝极大的自信，所以他指示林则徐不必“再示柔弱”。然而他或许想不到的是，九龙山之战仅仅是中英较量中一个前奏中的前奏。
道光皇帝的谕旨，等于让林则徐对义律的态度继续强硬下去，在强硬中寻找能控制义律这头豺狼的方法，殊不知对待豺狼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如果仅仅是驱赶，豺狼肯定会再次前来。
义律无视大清主权的狂妄态度，不仅影响了中英贸易的正常开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损害了身在广州的英商的利益。当时的一部分英商不顾义律的禁令，表示愿意具结进口贸易，其中“达密斯戈”号商船上的英商首先表示接受具结，经检验无夹带鸦片，于九月九日报关入口，另一艘“萨克逊”号商船也决定在九月二十八日具结申报入关。
两艘英国商船具结申报入关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义律那里。自从九龙山之战后，义律便一直想找机会再次挑起争端，现在两艘英国商船无视自己的禁令，于是他立即以阻止英商船只入关为名，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领“斯密”号和“华伦”号，载炮共计二十门，离开澳门直奔穿鼻洋。
义律带领船只在九月二十八日抵达穿鼻洋，这次由于远离清军岸边的炮台，又自恃有军舰和火炮作为后盾，于是便派人致书林则徐，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立即收回先前所颁布的一切禁令，承诺绝不攻击英国军舰，允许英国人回到澳门居住并恢复一切物资供应。
林则徐看完来使送来的义律书信后，一把扔在地上，双眼犹如冒出火光：
“你回去告诉义律，天朝官员是不怕恐吓的，具结还是打仗，让义律自己选择吧！”
言罢林则徐退入了内堂，只留下来使站在原地呆呆地发愣。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事到如今林则徐都必须是这样的态度：皇帝陛下已经给了指示，不必再示柔弱。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十足民族自豪感的官员，在主权面前绝不低头不仅是林则徐的一贯作风，更是他的一份责任。
林则徐彻底将回旋的余地封死，义律也只得带着他的军舰继续前行，双方注定会再一次展开较量。九月二十八日，正当具结的英国商船“萨克逊”号报关进入之际，义律的“斯密”号拦住该船，迫令其调头返回。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正率领五艘巡逻船进行巡逻，见此情况上前查问，“斯密”号突然发炮轰击清军水师战船，清军其中一艘战船猝不及防，不幸中炮被毁，其中提标左营二号艇火药舱中炮燃烧，六名清军士兵不幸身亡。
当时就连正在报关的英国商船都不会想到本国军舰会忽然开战，更何况针对的对象是本就没有应战准备的清军士兵。这种只有海盗才能做出来的行径，激起了清军水师官兵们的极大愤慨，提督关天培当即下令对英国军舰展开反击，大小船只共计二十九艘一齐投入战斗，瞬间炮声隆隆，中英双方的第二次海上较量就此开打。
在开打之初，义律的军舰依靠船坚炮利，再加上本就是率先偷袭，一时间占得上风。后来，一名参加过穿鼻洋海战的英军士兵描述说：关天培的战船占据原地猛烈向我方展开炮击，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从距离上看，清军的火炮和弹药还是不错的，只是不能自由地升降，因此造成了打出的炮弹太高，大多数没有效果，只有少数落在了我方的船桅和索具上。
从描述来看，清军水师的确是奋勇杀敌的，只是炮火装备上落后于对方。当时关天培手握战刀，屹立桅杆前，以气贯长虹的气概激励部下奋力反击英舰。
一颗英军炮弹掠过关天培指挥船的桅边，将一块桅木击落，划伤了关天培的手背，鲜血瞬间流下，身旁的亲兵迅速为其包扎，并想扶他下舱休息，却被关天培拒绝，他依然屹立船头，继续指挥战斗。正是关天培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得清军迅速稳定军心，一直与义律的军舰形成拉锯之势，场面并不落下风。
在义律的眼中，清军武备落后，不堪一击，甚至比印度人的战斗力还要弱。可是这一次他却亲身体验到了，清军装备虽然落后，但士兵们那种为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激发出来的战斗力是极其可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英舰炮弹的逐渐减少，清军在形势上开始占优。
率先被清军炮火击中被迫退出战斗是“斯密”号，当时清军水师大炮击中了“斯密”号船身的中前部，船上的英军士兵纷纷弃船跳水争相逃命。清军提标左营游击将军麦定章亲自瞄准，连发两炮，又相继击中“斯密”号的后楼和左右舱口，造成“斯密”号帆斜旗落，只得调转船头狼狈逃窜。“斯密”号退出战斗，“华伦”号意识到孤掌难鸣，于是也调转船头跟着逃遁。
于是，继九龙山之战后，清军水师又取得了穿鼻洋海战的胜利，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八日，道光皇帝接到了林则徐关于穿鼻洋海战胜利的奏报。当时皇帝陛下除了龙颜大悦之外，还做出了一个决定：
英吉利夷人自禁烟之后，反复无常……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复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可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
道光皇帝虽然在谕旨上写的是让林则徐酌情而定，但对于林则徐而言，这仅仅是一种皇帝陛下的姿态，林则徐作为臣子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在接到谕旨后，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1840年1月5日），下令禁止一切英国船只入关，至此中英贸易完全停止。
今天，当我们站在国际视角来看道光皇帝的这个决定，可以说皇帝陛下完全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且是一种变相刺激英国对大清开战的做法。要知道无论是九龙山之战还是穿鼻洋海战，大清面对的对手虽然是英国人，但两次战役并不是英国的国家行为，那时候英国国内也还没有针对是否对华动武进行最终投票决定。换句话说，这只是义律个人挑起的矛盾，最多也就是背后有倾向对华动武的巴麦尊等人的支持。
然而道光皇帝的这个决定，等于将局部的军事摩擦上升到了两国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问题，而且决定终止对英贸易，这等于是断了当时具有全球战略的英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财路，甚至影响了英国人的亚洲战略，作为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岂能善罢甘休？
当然在那个时代，道光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视野的，两次和英国人较量的胜利，只会更加滋长他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问题的关键是此时国际法则已经初现，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已经不可能再由着性子处理国际问题。在这一点上，就算未来不久在英国决定是否对华动武的投票中，英国女王作为最高领导者也只能是游说两院，希望能够投票通过对华动武的议案。而道光皇帝居然在没有征求大臣们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这个决定，可谓是鲁莽至极。
因此可以说，道光皇帝彻底终止中英贸易往来的决定，事实上是后来鸦片战争爆发的内因所在。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因的推动和外因的引导。一百多年后，我们无意去将责任彻底地归结到哪一方，只是想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还原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因为只有当一个民族彻底站起来的时候，才会真正彻底地反思它曾经有过的屈辱史。
……
义律很快就将道光皇帝终止中英贸易决定的消息传回了国内。在国内还没有最终决定对华动武之前，义律并不想就此等下去，事实上以巴麦尊为首的主战派，一直指示义律要不停地制造事端。只要清政府选择对抗，他们就可以更有力地说服那些在对华动武问题上举棋不定之人，告诉他们如果不动武，大清帝国是不会向大英帝国臣服的。
穿鼻海战结束后，义律带领军舰返回尖沙咀进行修理，那里群山环抱，风平浪静，算是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林则徐在断绝对英国人的物资供应后，在尖沙咀一带屯下重兵，特别是加强了尖沙咀北边官涌山的战备，因为在这里清军可以俯瞰义律的一举一动。
义律本身是军人出身，十分明白自己暴露在清军的眼皮底下意味着什么。为了打破清军对自己的控制，他派出轻便的小船悄悄驶到山边，从沙滩上爬上山坡，窥探清军的虚实。当时驻扎在该处的清军参将陈连升警戒严密，发现英军士兵后，即派兵捉拿，结果打伤两名，缴获枪支一杆。
按照巴麦尊等人给予的要不断制造事端的指示，义律认为这次英军士兵被打伤，绝对是一个扩大事态的好借口，毕竟率先动手的是清军。于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39年11月4日），义律带领所能出动的全部战舰列阵海面，对驻扎在官涌山的清军营盘突然进行猛烈轰击。清军由于扎营位置选择得当，并未遭受太大损失，而且由于居高临下，清军从山上开炮回击，迅速将英军战舰击退。
从九月二十九日开始，一直到十月四日为止，义律接连发动三波攻击，全部被清军打退。但义律一次次的进犯，使得林则徐感到必须加强官涌山的防卫力量，因此他和邓廷桢、关天培等人一起研究对策，决定增调官兵二百名，由部将马辰、周国英带领前往增援官涌，同时由关天培调拨六门大炮，做好大战的准备。
十月六日（1839年11月11日），各路清军齐集官涌举行军事会议，商定把守山梁各个要点，由各将分工负责，兵分五路扼守。当天傍晚，义律的舰船发现驻守官涌山的清军增添了大炮，于是立即装填炮弹开始猛烈轰击山梁的清军大营，企图用猛烈的炮火摧毁清军的防御工事。清军毫不含糊，五路大军一同发炮回击。在一个多小时的炮击战中，打得英军只有招架之功，眼看抵挡不住，英军立即熄灭船上的灯火仓皇退出战斗。
两天后，英舰再次前来，两艘战舰（“剑桥”号和“多利”号）偷偷移向内洋逼近官涌，在它们身后还尾随着十余只舰船观察动静，意图再次偷袭官涌的清军。
清军发现英舰的举动后，立即分赴五处山梁，等待英舰进入射程之内立即开火，“多利”号连中两炮，不敢恋战，仓皇逃离，后面的舰船看到“多利”号溃败，也犹如丧家之犬向外洋退去。
官涌山旬日之内六次接仗，最终都以清军获胜告终，此后英国舰船被迫退出尖沙咀洋面，分散寄居在长沙湾、赤沥角等外洋地界，一直到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
 <h3>5. 中英军力对比</h3>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鸦片战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英国国内投票通过对华动武之后，英国正式派军舰攻打广州然后北上，最后一直到《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广义的鸦片战争概念，则是从1839年的九龙山之战开始，一直到1856年因“亚罗号事件”而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现在史学界所公认的，是将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从1840年英国军舰攻击广州开始到《南京条约》的签订，广义的概念则包括九龙山之战、穿鼻海战和官涌山之战。
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揭幕战，九龙山之战、穿鼻海战和官涌山之战的胜利，完全出乎了英国人的预料。清军虽然武器落后，但由于林则徐事先部署得当，战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因此让义律想要以武力使林则徐改变条令的想法落空。
我们今天都认为，当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之所以会败给英国人，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的武器不如英国人，然而透过九龙山、穿鼻和官涌三次与英国人交锋全部获胜来看，大清帝国后来落败，武器落后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之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装备更加精锐的英国军舰也没能在林则徐把守的广州占到便宜，只是北上之后才逐渐显露出两国的军力差距。
因此在介绍这场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鸦片战争之前，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看一看双方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因为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站在一个更加公正的角度，去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
1840年4月7日，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悄然到来。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英国议会举行了是否对华采取武力措施的最终投票，结果是二百七十一票赞成，二百六十二票反对，对华动武议案通过。单从票数上看，主战派似乎并不占优势，然而这其中有英国两党之间互相牵制的因素，并不能说明英国有将近一半的人不同意对华动武。
从议案通过那天起，英国政府就开始组建所谓的“东方远征军”，陆续抵达中国，从军队的直观数量上看，可以说英国人简直是陷进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当时清军的数量约有八十万，英国远征军包括后来逐渐增派的人员最多达到两万人，比例为四十比一。
但是清军的军事素养很差，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兵不满员。在那个还没有完全脱离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兵员对于大清帝国十分重要，可是当时大部分地区清军的花名册上都是空额，尽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临时招募人员顶替。
二、兵员成分复杂。当时清军的兵员可谓是瓜子儿嗑出来臭虫—什么人儿（仁儿）都有。放牛的、鞋匠、裁缝、地痞流氓等应有尽有。当兵吃粮雇人出操不再是秘密，清朝初年，八旗军入关时那种尚武精神早已经荡然无存。当时在西方人的眼中，清军士兵不过是一群肮脏不堪、面似乞丐的穷苦人。
三、纪律松弛。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就必然会造成纪律松弛的现象。而且纪律松弛还不仅仅是体现在日常的操练上，很多士兵日常吸鸦片、嫖娼、抢劫、经商，等等，什么都干。例如道光十二年（1832）时，朝廷镇压粤湘桂边界苗民起义的一千名士兵中，竟然有二百名因吸食鸦片而被遣返。又如道光十四年（1834），驻守广州的清军，公开在洋行前的人行道上吸食鸦片。英国人评论说：清军是一支在陆地上全无能力的军队。当然，英国人的这种评价除了是建立在清军素养很差的基础上之外，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看到清军当时还是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作战观念中，这对于军事装备已经迈进工业时代的英国来说，无疑是极其落后的。
说完军队素养，我们再来看看西方人眼中的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在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除了刀枪剑戟等冷兵器依然是当时清军的常规装备之外，清军也装备了一些火枪和大炮。火枪主要是鸟枪和抬枪，都是用火绳发火。鸟枪长六点一尺，重六斤，长短不一。抬枪比鸟枪更大更重，十二、十三到三十多斤不等，再重的就叫抬炮。
关于抬枪的发射操作方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是这样记载的：
长七尺五寸……木鞘长五尺，距鞘梢尺余，凿通一孔，上穿皮带，又一人将枪安于肩上，双手勒定被带，又一人将枪尾托空，看准钩发，可发三百余步，吃药二点三两，铅子重五钱，可装五个。
从上述记载来看，抬枪是一种比较笨重的武器，而鸟枪却也轻便不了多少。鸟枪的射程稍微小于滑膛枪，抬枪倒是能超过，但速率和命中率都不如滑膛枪。鸟枪射击速度为每分钟一发以上（以上是个大概念）。另外，清军的火药质量很差，为黑色火药，不仅力量小，而且影响射程，再加上火药粗细不均，也大大影响了射击的速度和威力，枪管炸裂事故亦时有发生。
反观当时英国军队，枪支方面一律配备滑膛枪，采用燧石发火，一次可以发射三十发子弹，射程为三百码（约270米），瞄准射击距离不超过一百码（约90米），每分钟可发射二点三发子弹。火药质量方面，当时西方虽然还没有出现无烟火药，但在黑色火药的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改进。例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末，原福建水师提督陈介平用购得的英国火药放在中国鸟枪中试射，经过射程计算，发现比清军的枪支射程高出四倍。后来用经过改制的火药在江南、广西等地清军的鸟枪中进行试验，射程达到了二百六十码（约250米）。
总的来看，清军使用的枪支和英军使用的燧发枪相比较，鸟枪射击目标所使用的时间比燧发枪多一倍，而且射杀范围小。如果同样射击一百米远的相同目标，鸟枪比燧发枪要多用二至三倍的弹药。因此，从枪支的性能上来看，可以说英军已经领先了清军一个时代。
除了枪支这种轻型武器外，双方需要对比的还有重武器，那就是大炮。当时清军大炮数量虽然不少，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弹药爆炸威力不够和命中度不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就相当于说一辆自行车除了车铃铛不响之外，其他没有不响的地方一样，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因为对于大炮来说，弹药威力和命中率无疑是最重要的。爆炸威力差源于火药质量，而精度不高则主要是因为火炮机动性能差，炮身重而且缺乏炮架。反观英军的大炮，在铸造、发射炮弹、炮膛精度和炮弹质量方面全都优于清军，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进攻来自于海上，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主要是一场海战，因此水上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英军当时的海军是世界最为强大的。早在16世纪末，英国人为了适应对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掠夺的需要，就开始特别重视海军的建设。前边我们说过英国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及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欧洲的头号海军强国。再经过18世纪与法国的多次较量后，彻底将法国势力从北美和亚洲排挤出去，进而成为称霸世界的殖民霸主，因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鸦片战争爆发的十三年前，英国首先将蒸汽机装置在现代军舰上，使军舰可以不受风向和水流的影响，进而加快了航速，增强了其机动性。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不长时间里，英国的大型战舰已经有二至三层夹板，分别可以配备七十至一百二十门火炮，有可发射三十二磅实心弹的加农炮，也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至于数量方面，以1836年为例，当时英国已经拥有大小战舰五百六十艘，而且有着丰富的海战和登陆作战经验。
反观清军的海军力量，如果用一个数字来概括的话，可以说就是零。中国的海岸线当时虽然长达一万八千公里，清政府虽然也建立了内海和外海水师，并在少数口岸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但当时的水师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而不是能赢得一场海战的胜利。因此在战船的制造上，不是考虑如何在海上作战，而是考虑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
进入19世纪后，西方世界都在大规模地发展海军，清军的外海战船虽然多达八百九十多艘，数量远远超过英国，但质量和英国相差甚远。首先舰船体积很少有超过三百五十吨的，而且通常只装备二至四门大炮，大炮还被固定在炮位上，没有瞄准设施，在波浪四起的海面上，射击准星毫无把握，甚至遇到大的风浪船就会沉。当时客观的现实是，与西方世界的海军相比，清军水师根本无法保卫大清帝国的海疆。
从战术角度而言，清军的落后也是全方位的。当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清军的作战习惯却仍停留在中世纪乃至更为遥远的年代，列阵时冷热兵器混用，配备比例火器占百分之五十，排列顺序是火器在前，冷兵器在后。由于列阵密度大，在战斗中难以机动和发挥火力。而英军作战则采用的是“线式”战法，战术运用灵活，便于机动迂回作战，也能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达到最有效的杀伤—平均可以高出清军六至八倍。
通过军队素养、轻型武器、舰船火炮以及战术等一系列的对比，清军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人，因此表面看起来，似乎后来的鸦片战争清军战败是一种必然。然而九龙山之战、穿鼻洋海战和官涌山之战三场前哨战的胜利，却又印证了落后未必就挨打的道理，至少在这三场战斗中，清军的表现远不像后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堪，换句话说，英军虽然全方位领先清军，但并非没有薄弱之处。
通过三场前哨战的过程来看，英军明显兵力不足，前边也说过，就算鸦片战争正式开打后，英军远征来到中国的最多也只有两万人，而且其中还有很多雇佣兵，雇佣兵的战斗力和对战术的掌握理解与把握方面明显要差很多，因此英军整体在战斗力上不平衡，这也就决定了英国远征军并非无懈可击。事实上正是因为林则徐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使得英国人战斗力不平衡的弱点被放大，最终取得了三场前哨战的胜利。
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虽然武器先进战术领先，但英军毕竟是劳师远征，因此路远和大海的局限性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对英商采取断绝供应的做法，已经使得义律陷入了绝境，这也是义律决定采取武力措施的原因之一。就算是英军的供应补给有东印度公司作为支撑，但也仅仅是比英国本土距离近一些，在当时，运送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补给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英国人虽然船坚炮利，但其优势主要还是在海上，后来的事实证明，离开了海上军舰的英军深入内陆后，其作战力量明显大打折扣。他们只能将战局控制在靠近沿海一线附近，甚至是只能集中在江海沿线的一个或几个点上进行作战，想要全线开战，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总体上来看，英军占有优势，但并非无懈可击；清军虽然全面落后，但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且三场前哨战的胜利也证明了清军有打胜仗的能力，至少从狭义的鸦片战争这场纯粹的战争角度而言，清军并非注定就是失败者。
鸦片战争正式开打后，英国人的军舰到达广州，并没有吓倒林则徐，甚至广州的战局一度让英国人陷入困境，直到那个时候，大清帝国的高层们都不曾认为，自己会最终成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可是当英国人决定北上后，为什么这场战争的胜负天平却开始转换了呢？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还是先从道光二十年的五月二十二日那天说起。
 <h3>6. 从广州到定海</h3>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1840年6月21日），英国舰队在广东海面集结，随后封锁珠江口，正式展开了对大清帝国的战争报复。
前边我们说过，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也没有对大清帝国正式宣战，但这绝不意味着英国人只是在海面上小打小闹。除了虎门销烟让英国人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外，事实上五十多年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认为他们一直在中国遭受着不公正待遇，除了限制英国人的人身自由之外，贸易活动中也要经常忍受清政府的反复无常。当然，这不能成为战争的理由。
当时东南沿海是清政府布防的重点之一，其中广东驻军七万人，福建六万人，浙江四万人，江苏五万人。尤其在道光十四年（1834）律劳卑事件发生后，道光皇帝命令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进一步加强沿海布防。再加上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战备措施，至少使得广东沿海成为清政府海防地区的一道坚固防线，三场鸦片战争前哨战的胜利也印证了这一点。
英军本来准备在封锁珠江口后，破坏清军江面的防御工事，然后直接攻占虎门要塞。可是英国海军在指挥官伯麦的带领下刚一进犯，就被清军水师参将赖恩爵发炮击退。伯麦见广州防守严密，并无必胜的把握，加上英国政府在训令中规定的作战方案只是让其封锁珠江口，并没有首先攻下广州的指示。因此英军总司令懿律决定放弃在广州的战事，只留下少量舰船继续封锁珠江口，于1840年6月30日率领四十四艘舰船离开广东向北进犯。
懿律是义律的堂兄，作为本次远征中国的英军总司令，他之所以会这么快就决定放弃广州而北上，事实上也是听从了堂弟义律的建议。而且按照当时英国外相向懿律下达的第一号训令来看，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依旧没有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
一到达珠江口，便设法把我寄致中国宰相函一份，连同一份中文译本，一并送交广州总督……并且你应要求总督把这件包括原信和译本的公文送往北京，不得拖延。
先前义律在广州失败过三次，林则徐是个强硬的对手，义律明白指望林则徐充当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联络者，无疑是痴人说梦。他认为即使想通过中间渠道让北京知道英国政府的要求，也应该将信件送到厦门，这远比让林则徐率先知道英国政府的要求效果要好很多。当然义律十分清楚，即使信件送到了北京，最终的结果还是动用武力，而现在广州已然成为大清帝国海防的最坚硬点，与其用劳师远征之军在广州做纠缠，还不如选择清政府的海防薄弱点进行打击。
事实证明，英国人的决定是正确的。
英国军舰连樯北上，以五艘军舰奔赴厦门，其余舰船直奔浙江定海。道光二十年六月四日（1840年7月2日），英舰“布朗底”号进入厦门内港，舰长包诅派人乘坐舢板小船悬挂白旗，企图靠岸投递本国外相致大清帝国宰相的副本，结果被岸上驻守的清军轰走。面对这种窘境，次日，英军三十余人改乘大船，准备强行登岸，并扬言如果不让上岸，就动用武力。不过还没等把话说完，就遭到岸边清军的攻击，包诅下令开炮轰击炮台，当场打死九名清军士兵。厦门炮台组织力量全面反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清军击沉一艘英舰，包诅见在厦门不能得手，于是放弃投书事宜，北上前去追赶懿律舰队。
从英国外相巴麦尊给懿律的第一号训令来看，英国政府显然并不想将广州作为突破口，当然这可能是在义律带给本国政府的消息作为参考的基础上决定的。从当时的大清帝国整体海防布局来看，英国人选择了浙江定海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因为定海是浙江舟山群岛最大的岛屿，很适合做英军的战略据点。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中指出：
自东南诸省至北京，为海上要路，贸易商船必碇泊定海，考风潮顺逆，然后航行，且地近北方，驻守此地，则出兵攻诸都，运载粮食，皆大便利，英将谋先取此地者，即此故也。
显然，英国人是看中了定海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粮食储存量，看来，一旦将战争上升到国家行为，英国人并不想像先前的前哨战那样打骚扰战，而是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英国人已经有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但大清帝国除了林则徐在广州做了战备工作之外，定海显然还没有进入战争节奏。
定海历来是外洋停泊场所，平时最多不过一到两艘商船停驻，每一艘船到了那里，都要先贿赂总兵、县令等官吏，只有贿赂到位才能开仓贸易。因此当地的官员都盼望外国商船来定海，甚至还担心来的船太少，得不到更多的贿赂。由于当时信息传达不畅，定海的官员对虎门销烟所引起的中英关系的紧张局势完全不知，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准备和战争准备。
事实上，定海虽然作为战略要地，但武备废弛已经二十多年。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定海驻守兵力是一万多人，可是到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却减到两千八百人，海防线上没有一个专职的水师将领，只是由陆军将领兼管。这样的机制只能造成士兵训练懈怠。而且当地的士兵成分极其复杂，连例行的巡逻都很少进行。岛上没有大船，遇有紧急情况则临时雇用民船充当军舰。至于火炮布置，只有城东南处设有一座炮台，配有八门大炮、守兵五十名。
军备废弛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事情，或许是因为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定海的官员养成了一种慵懒的工作作风。英国军舰到达舟山海域后，立即派出三只小船进至定海城南的道头港水面测量侦察。定海守军发现有外国军舰游弋时，立即向县令姚怀祥报告。姚怀祥不敢怠慢，又立即向总兵张朝发报告。可是张朝发却不以为然，他告诉姚怀祥说，自己早就知道这件事情，那些英国舰船是被海风吹到这里的，不必大惊小怪。
被海风吹到这里的？呵呵！或许在张朝发看来，英国军舰来得越多越好，长久的惯性思维让他认为，英国人的这些船可能也是像从前的那些船只一样，想要到定海从事贸易活动，如果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大肆索贿。张朝发一定没想到，不久的将来，海风还会把英国人的炮弹吹到他那里。
张朝发作为定海最高的军事长官，面对英国人的军舰居然是这样一种态度，可想而知定海的武备已经废弛到了什么程度。
就在张朝发继续做着大发洋财的美梦时，六月六日（7月5日），英国海军指挥官伯麦率领舰船闯入定海水域并直奔港内，决定向县令姚怀祥投书，公开索取定海。
次日清晨，英方派使者携带书信入城去见姚怀祥，并通知说伯麦要召他面谈。面对涉外事务，姚怀祥当然不可能独自去面对，他想让张朝发一同前往，可是张朝发却拒绝了他，理由是英国人只说了召见姚怀祥，没说召见自己，自己绝不会屈尊于英国人。
姚怀祥无奈之下只得只身前往英军舰船。
当然，姚怀祥到了英国人那里，作为大清帝国的朝廷命官，他还是没为国家丢脸的。
“为什么要来到我国领土啊？”见到伯麦后，姚怀祥并没有被吓倒，反而率先不卑不亢地问道。
“还洋行旧欠，必须托售（委托销售，实质是强制）鸦片，定海三百年前本来是荷兰人的地盘，请现在归还！请姚大人在三个时辰内回复，三个时辰之内如果我们没接到回复，就会开始攻城。”伯麦面对姚怀祥并没有客套的开场白，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本县令乃一介小吏，国家疆土岂可擅自授让于人？至于归还洋行旧欠和托售烟土一事，还需从长计议。你们所提的条件十分苛刻，这不是我一人所能决定的。不是还有三个时辰吗？你们在这里等消息吧！”
姚怀祥说完后转身便走。话说回来，他很清楚自己在英国人面前展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样子，根本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作为定海的一方父母官，他十分清楚定海的武备是个什么样子。因此他决定回去和总兵张朝发认真商议一下，要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三个时辰，就算是决定开战，也应该利用这有限的时间认真做好准备。
最终研究的结果是，在没得到“朝廷要求和英国人和谈”的命令之前，如果英国人首先动武，就必须展开反击，可是对于如何部署兵力的问题，姚怀祥和张朝发产生了分歧。
“英军所长在于舰炮，应该将我军分成两路，一路部署在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一路部署在定海城内防。”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战法，姚怀祥率先发表意见。
姚怀祥的策略，就是不急于和英军进行正面硬碰硬的较量，如果英军率先动武，就采取守城待援的方法，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人向镇海大营求援。可是总兵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他提出只带领水师扼守海口，与姚怀祥“各分战守”。所谓“各分战守”，就是张朝发带领清军各营和水师齐集港口进行防堵，姚怀祥带领千余人负责守城，并规定在城外的军队即使战败也不准入城，而城内守军即使支持不住也不能出城。
张朝发作为定海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姚怀祥是左右不了他的。然而这种分工只能是在敌我双方力量相当的情况下还可以一试，现在清军已经严重落后于英军，这种分工只能是既分散了兵力，又各自形成孤军作战的局面，唯一便利的就是适合英军各个击破。
面对张朝发的固执，姚怀祥长叹一声，此刻在他的心中或许已经预感到此战必败无疑。然而作为一介小吏，他无法扭转乾坤，只能是在他权限范围内，派游击将军罗建功到附近村庄招募乡勇入城，以增强守城力量。而他则亲自登上城头指挥防守，决心与城共存亡，以尽守土之责。
下午二时，伯麦见定海清军无投降之意，便下令开始攻城。张朝发带领的清军作为第一道防线，在城外与英军短兵相接。英军先以炮火猛烈轰击，清军抵挡不住四散溃逃，张朝发左腿被炮火击中落入水中，被身边士兵救起后，急忙送往定海县城救治，因为伤势过于严重，一个月后身亡。
张朝发统领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被英军轻易攻破。在炮火的掩护下，英军首先攻占了定海城南的关山炮台，随后开始向姚怀祥驻守的县城发起进攻。姚怀祥带领守城士兵拼死抵抗，可是无法抵挡英军的枪炮。姚怀祥身上多处受伤，但仍然指挥清军拼死守城。
到凌晨时分，在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坚守后，守城清军已经是弹尽粮绝，可是英国人的炮火依旧猛烈。
姚怀祥眼看守城的士兵大幅减少，无奈之下眼含热泪下了撤退的命令。虽然他不是军人，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他知道坚守城池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是一个又一个士兵在他身边倒下，如果继续坚守到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让这些年轻的士兵白白送死。在多重矛盾聚集于心的情况下，姚怀祥带着剩下的五十多名清军士兵从县城北门撤了出来。当他路过成仁祠时，悲愤之情涌上心头。成仁祠是一座纪念古代先人殉难的祠堂，姚怀祥认为自己作为一方父母官，不能保民安境，实在愧对先人，于是一头扎进成仁祠旁普宁寺的梵宫池，自尽身亡。
姚怀祥，字斯征，号履堂，福建侯官人，嘉庆年间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大挑一等（大挑，乾隆以后的制度，每六年把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分为两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分发浙江补定海县，道光二十年（1840）莅任。
“吾何憾焉！”这是他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值得一提的是，姚怀祥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县令级别中唯一一位为尽守土之责而殉难的牺牲者。虽然他的名气远不如后来牺牲的关天培、陈化成等人，然而自古以来，都会有万千像姚怀祥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人，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定海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首次丢失国土的战争，如果以鸦片战争三次前哨战均取得胜利的角度来看，定海当时如果做好战备工作，不一定会被打败。武备废弛、兵不习战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加上总兵张朝发的胡乱指挥，造成守军无法协同作战，进而削弱了抵抗力量，最终导致英国人攻陷了定海。
还是那句话，定海之战不是一场在开打前就注定清军会失败的战争，清军在开战前至少有机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形势进行布局。如果林则徐的加强全国海防战备的奏疏早一点到达北京，如果道光皇帝具有先见之明，或许定海的战争局势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可惜，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h3>7. 琦善的乞和</h3>
在英国舰队离开广州大举北上的同时，林则徐其实就已经预感到英国人可能要以舟山作为突破口，甚至是继续北上去攻打天津。严中平先生在《英国鸦片贩于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中》就说过，林则徐以“舟山之图占，天津之图控”先期入奏，建议道光皇帝下诏命令沿海各封疆大吏要加强防御，时刻做好抵抗英军入侵的准备。然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英军在攻占定海之后，一部分舰队则继续北上，目标直指北京的门户天津。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1840年7月28日），英国全权大臣懿律和作为副大臣的义律率领“威里斯”号等八艘军舰驶离舟山，于七月十二日（8月9日）抵达天津白河口，并派小船探测航道。
英国人到达天津海域后，并没有像对待定海那样，采取强硬的方式要求投降，毕竟这次只是想通过武力手段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而不是灭掉它。来到天津就等于直接面对了身在北京的皇帝，因此英国人决定首先采取谈判的方式，向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提出此番前来的几点要求。
七月十四日（8月11日），懿律向琦善发出照会，申明清政府如果愿意谈判，必须委任全权代表到英军司令伯麦的舰艇上进行，必须在六日之内派代表到英国军舰上接受英国政府的照会文本，同时要求购买食物。
对于琦善来讲，现在他最担心的并不是该如何回复英国人的照会，而是皇帝陛下是否会怪罪他—为什么英国人会打到家门口来？毕竟他作为直隶总督，天津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在林则徐加强海防的奏疏刚刚到达的时候，英国人便开着军舰来到了家门口，这两件事加起来，对于他这个直隶总督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琦善决定先发制人，他向道光皇帝上疏说，林则徐加强海防的建议实在过于多虑，英国人此番前来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如果贸然加强海防力量，很可能会让英国人产生误解。
另一方面，琦善为了安抚英国人，急忙派人为英军舰队送去了牛羊等食物以示友好。七月十九日（8月16日），琦善在得到皇帝陛下的许可后，派千总白含章到英国舰船上取回了照会文件，这封照会全名为《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琦善得书后答应代呈道光皇帝，并约定十日内给予答复。
事实上，“答应代呈皇帝陛下”是一种礼貌性的外交说辞，琦善作为直隶总督肯定是要首先阅览的，并根据照会文件的内容，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建议再向皇帝陛下呈奏。
然而，当琦善仔细阅读这封照会文件后，他意识到此番英国人的到来绝不只是要求通商那么简单。
在这封名为照会实为通牒书的文件中，英国人严重抗议虎门的销烟行为，谴责林则徐的禁烟和抵抗英国军队是严重侵害住在中国的英国人权益的行为，是严重亵渎大英帝国国家威仪的行为，要求道光皇帝为英国人雪耻。他们具体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赔还全部查禁没收的货价（也就是指鸦片的烟价）；
二、广州、厦门、福州、定海等港口全面开埠，割让一岛或者数岛给英国人居住；
三、必须对驻华英国官员平等对待；
四、偿还倒闭洋行的欠债，赔偿本次英国远征的费用。
照会的最后，英国人傲慢地写道：以上四项要求清政府要一一给予大英帝国满意的答复，如果满足不了大英帝国的要求，英国政府会采取必要的手段，例如，攻占港口、拦截中国水师船只、占据中国岛屿等，必定要让中国的土地上战火不熄。
琦善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英国人这次是来玩命儿的啊！”琦善将照会文件轻轻地合上放在案桌上，叹了一口气说道。
作为直隶总督，琦善有责任保护京师的安全，可是现在英国人叫嚣着打到了皇帝家门口，这让琦善很是紧张。在琦善看来，幸好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踹了林则徐一脚，如若不然皇帝陛下怪罪下来，他这个直隶总督是要担责任的。
作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琦善十分明白皇帝陛下的心思，那就是让这些英夷离自己越远越好。皇帝陛下是绝不希望在皇城门口开启战事的，因此琦善代奏时的意见就显得十分重要。
琦善思前想后，决定在给皇帝陛下的代奏中，加上自己的润色和个人意见。
英国船坚炮利，而我国炮位陈旧，兵力不足，难以取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事。此时畿辅、盛京处处堪虞，江浙洋面海口，全被英军占住，而后来船只无数，必将南北并扰。英军此番之来，全系禁烟而起，广东缴烟时，林则徐曾许给英方烟价，后来负约，激起事变。该国率兵赴浙，系属有激而成，且并无滋扰之志。其在天津所递禀词，又极其恭顺，情属可原，窥其词色，似有愧悔之心。
总结琦善的代奏，都怪林则徐办事不力，英军才打过来了。英国人是无辜的，此番前来不是来打仗的，是来和谈的，先前在定海的所作所为属于“激情犯罪”，现在在天津递交的照会有悔过之心。
不可否认琦善润完色的代奏，会让道光皇帝“重新认识”英国人此番前来的目的。
就在几天前，林则徐建议加强战备的奏疏已经送到了道光皇帝手里。当道光皇帝在奏疏中得知英国舰队已经北上而且很可能会前往天津时，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因此诏令琦善只要有洋船到了天津，一定要禁止其靠近，一旦夷船擅自靠近，可以自行剿灭他们。
可是在得到琦善的奏疏后，道光皇帝知道了，天津的防务远不是他想象的那般坚固，而且英国人还有可能凭借船坚炮利，像攻占定海那样攻占天津。这让道光皇帝顿时慌了手脚，于是他立即指示琦善，务必要稳住英国人，至少要将英国人稳在天津海域，绝不能让他们靠近京城半步。
事实上，这正是琦善想要的结果。
琦善身为直隶总督，最害怕在自己的辖地开启战端，因为一旦开战，无论自己多么尽心尽力应对，皇帝陛下都免不了会给自己扣上一顶处置洋务不力的罪名。现在皇帝陛下要自己稳住英国人，而且看起来对林则徐的信任态度有所改变，对于琦善而言，接下来自己将会有发挥的空间。
“只要撤销林则徐等人的职务，给予一定的惩罚，就可以使英国人满意地退兵。”在得到皇帝陛下让自己稳住英国人的诏令后，琦善终于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
我们找不到任何史料可以证明，琦善如此不遗余力地在道光皇帝面前诋毁林则徐，是因为两个人在官场上是政敌。琦善这种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规避风险的行为，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倒是符合中国传统官场的一贯作风。但是从当时中英两国的军力对比角度，以及先前已经成为各种事实的态势来看，琦善主和并非完全错误。今天我们骂琦善是卖国贼，只是源于因为他的建议，使得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责罚，然而一个国家的政治事件，是不能完全站在道德角度立场去评判的。
琦善建议处理林则徐的意见，让身处慌乱之中的道光皇帝似乎找到了一盏明灯。站在只求“太平管治”角度的道光皇帝觉得，如果处理了林则徐就可以让英国人退兵的话，代价不算太大，因此听从了琦善的建议。
七月二十二日（8月19日），道光皇帝发布谕旨，罪责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在广东禁烟措置失当，办理不善。次日，琦善奉道光皇帝谕旨，让懿律带领英国军舰退回广东，承诺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可是英国人不为所动，依旧盘踞在天津海域附近，并不时地张扬武力，逼迫清政府必须同意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
英国人不按常理出牌，使得道光皇帝很是无奈。然而英国人此时还没有想攻打天津，甚至对于能否打下天津心中也并没底。在他们看来，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是道光皇帝的态度，现在这位皇帝告诉他们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这种态度充分暴露了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心虚状态，而背后隐藏的则是军事实力的虚弱，这一点英国人看得十分明白。
所以英国人决定再赌一把，他们坚决不离开天津海域，看看接下来道光皇帝会如何应对。
事实证明，英国人等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八月四日（8月30日），作为皇帝的全权代表，琦善来到大沽口与英国人展开谈判。
今天回首那段历史时，我们对琦善的印象大部分是停留在奸恶小人这个层面，可据正史记载，当时在外国人眼中，琦善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学者型官员，当然也是一位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琦善是一个和林则徐一样意识到大清帝国面临种种危机的官员。当上能和皇帝说上话的官之后，他力争让皇帝明白已经不能再将英国当作蛮夷看待。
在那个中国对世界还是一片模糊的时代，琦善虽然对世界形势也只是表面上的认知，但他想到了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新颖而不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事实上琦善的这种想法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实现，那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诞生了。
琦善在大沽口海滩的帐篷里，与英国人唇枪舌剑地谈判了两天，最终的结果是，懿律告诉琦善，如果想让他们掉头返回广东，清政府必须同意偿还鸦片烟价以及接受所有提出的条款。如果条款不被接受，那么停在天津海域的英国军舰将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对清政府实施军事打击。而且，琦善要在六日内给予答复。
事实上，早在琦善接到道光皇帝让英国人退回广东的谕旨后，身处战争一触即发的辖地之内，琦善并没有一味地妥协。作为封疆大吏，琦善面对英国人时还是适度地保持了尊严。七月二十三日（8月20日），琦善两次发出照会，向英方重申鸦片本是清政府的违禁物而且已经烧毁，本国皇帝陛下是断然不能允许偿还的。琦善警告英国人，自己已经开始在沿海地带加强战备，如果英方贸然开战，英国军队远道而来势单力薄，大清方面则是以逸待劳，对英方极为不利，希望懿律能够谨慎对待。
照会发出后一直到琦善到达大沽海滩之前，英国人一直处于犹豫之中。他们此番北犯天津，首选是用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同意所提出的条件，而且此时中国北方开始逐渐转冷，随着季节的变化，英军中开始出现疾病，客观条件对英军并不十分有利。因此懿律权衡之后，决定无论清政府是否答应所提的条件，英方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不宜采取军事行动。当然后来在大沽海滩和琦善的两天谈判，懿律也是在做着最后的努力，算是对琦善连蒙带唬的一种赌博。
从八月六日（9月1日），琦善提出让英国人掉头南返，到八月二十日（9月15日）为止，琦善始终没有正面给予英国人答复。英国人反复催促，琦善总是用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进行敷衍。或许琦善也看出英国人在天津海域待得并不舒服，所以能拖一分便是一分，正所谓没有结果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开始向着琦善设想的方向转变。八月二十日（9月15日），懿律看到琦善始终没有回复后，同意将谈判地点改为广东，懿律还特意照会琦善，清政府可以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酌议办理。
琦善接到照会文件后，兴奋得差点儿跳起舞来。
“赶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皇上！”
琦善认为这实在是个向皇帝陛下表功的好机会：林则徐在广东惹的麻烦，在他这里轻而易举地化解，虽然他采取的方式有些无厘头，然而在皇帝陛下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指导思想下，他是很可以骄傲一把的。
天津大沽口谈判，在琦善的“拖”字方针指导下，尽管英国人以武力相威胁，但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英国人在这场较量中没占到什么便宜，但这并不说明英国人惧怕大清帝国。我们知道，这次谈判中英国人没能达到目的，是受到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的制约。
然而对于道光皇帝而言就不一样了，英国人退回广东，使这位对天下大势认识模糊的天子，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英国人出兵，仅仅是为了通商和“申冤”而来，现在居然没费力气对方便退兵而走。这让他认为英国人也不过如此，所以认为未来在广东的谈判，可以放心地交给琦善，相信他依旧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九月三日（9月28日），道光皇帝谕旨军机处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由琦善接任两广总督一职。
皇帝陛下继续高枕无忧，而琦善似乎也从天津大沽口谈判中找到了和英国人打交道的方法。当时有人向他讨教退敌经验，这位面相和善的学者型官员倒也实诚，说了句：“吾有何法？不过骗其走开耳！”
“不过骗其走开耳！”这就是堂堂大清帝国当时在外交事务中的所作所为，不知道琦善是否明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国际事务，他可以将英国人骗离天津，但却无法骗得英国人放弃根本利益，广东将注定成为琦善甚至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场。
广州谈判注定与天津谈判不同。英军从天津撤离已经表明了姿态，当然他们也已经摸清了清政府的态度，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兰多对天津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他指令接替因病回国休养的懿律职位的义律，要在新一轮的广东谈判中采取强硬措施。
而先前在天津会谈中尝到甜头的琦善，决定在广东谈判中继续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去应对。
琦善到达广东后，一反林则徐加强战备的做法，对英国人做出求和的姿态，以期望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国人也能够高姿态地做出让步。然而这种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在英国人那里丝毫不起作用。
十一月十四日（12月7日），义律照会琦善，重申在天津谈判所提出的条款，显然义律的态度并没有因为琦善的高姿态妥协而有所改变。
对于琦善而言，广东可谓是山高皇帝远，为了避免因自己谈判不力而引发战争，未经道光皇帝允许，琦善在十一月十八日（12月11日）私自答应赔偿英国人烟钱五百万两。不过琦善也暗示义律，希望他不要坚持让大清帝国割让岛屿，不然的话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会很不好应对。
站在中国人的思维角度，琦善对英国人可谓是十足的够意思，按说英国人也应该给予回报，在其他条款方面做适当让步。
琦善的妥协并没有换得英国人的理解，然而可悲的是，琦善坚持认为自己的诚意还不够，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5日）又私自答应追加赔偿烟款一百万两。
义律依然不为所动！
义律的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做法，将琦善挤进了死胡同。万般无奈之下，琦善只得上奏道光皇帝，说英国人态度蛮横，张嘴闭嘴就是开战，而自己在广东是没有把握打赢英国人的。如果谈判破裂，后边的事情只怕会更加糟糕，希望皇帝陛下允许赔偿英国人六百万两，并在广州之外，于厦门、福州两处允许通商。
奏疏送到紫禁城，道光皇帝愤怒了！
“愤恨之外！无可再谕！”
据说道光皇帝说这话的时候，嘴角一直在颤抖！
一连十多天，琦善都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谕旨，只能继续拖下去。可是英国人却不会跟着琦善的节奏，十二月一日（12月24日），义律向琦善发出了开战通牒，限定四日之内，必须详细答复英国人所提出的条款，如不同意，四天后子夜时分开始发起进攻。
琦善知道这次无论如何是拖不下去了。
没有接到谕旨，并不代表琦善就不能通过其他渠道知道皇帝陛下的态度。当得知皇帝陛下对他十分不满时，琦善终于挺起了腰杆，虽然这与他的一贯作风严重背道而驰，但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考虑，琦善硬着头皮复函义律，可以考虑赔款，但要求英国人撤出定海，并坚持不准增开贸易码头。
为此，双方继续争执不下。
在官场上顺风顺水的琦善，没想到有生之年会碰到一群死脑筋的英国人，而且皇帝陛下并不想就此妥协，这让琦善有些骑虎难下，他越来越感觉到这次谈判逐渐偏离了他所能掌控的轨道。问题的关键是，英国人的炮弹或许明天就会落在广东的海滩上，在皇帝还不知道目前形势的情况下，英国人一旦翻脸开战，琦善将会是吃不了兜着走。
经过慎重思考，琦善还是决定继续向上汇报，告诉这位有心成为圣明之君的皇帝，广东这块地盘已经是军情日趋紧迫。
琦善的奏疏让道光皇帝既气愤又无奈，赔偿烟款的事情还没有决定，现在又送来了“军情迫切”的奏折。虽然道光皇帝很想让琦善自己去填这个窟窿，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国家利益的玩笑是万万不能开的。因此道光皇帝在勉强平息了心中的怒火后，立刻采取措施，在广东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
通过先前多次和英国人拉抽屉式的较量，结合琦善“军情迫切”的奏折来看，道光皇帝似乎明白了，英国人此番前来并不只是要扩大通商那么简单。因此他谕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要大力加强防务，加紧操练兵丁，以期有备无患。
英人肆求无厌，难以理喻，匪特地方不能给与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今绝其冀幸，必生觊觎。
看这道谕旨，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情绪可谓是一次大爆发。皇帝陛下对英国蛮夷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接下来便是做好开战的准备。然而身在广东前线的琦善做好应战准备了吗？
答案是：没有！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从来不与广东的地方官进行商议，凡事都是自己独断专行。当然谈判这件事，琦善这么做倒还说得过去，毕竟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然而对于防务问题，琦善也是独断专行，这显然就是不自量力了。他甚至将道光皇帝的谕旨也压了下来，不让其他官员知道。例如广东巡抚怡良和广州将军阿精阿，直到转年三月才知道皇帝谕令琦善要加强广东防务的事情。
可以说当时对待英国人的态度，道光皇帝和琦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大清帝国在对英事务中，犹如一盘散沙。皇帝的指令得不到认真贯彻，包括琦善在内的诸多大臣，谁也没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因此对外事务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反观英国人，从本国政府决定对华采取武力措施之后，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英国人可谓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
这一点从义律接下来使用的手段便可以看出来。
 <h3>8. 义律的以和掩战</h3>
对于道光皇帝加强广东防务的谕令，琦善并未认真执行。但是英国人从琦善妥协的态度中，似乎揣摩出了大清帝国的高层们思想并不统一，因此以义律为代表的英国将领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为了尽快达到本次谈判的目的，除了在谈判桌上与琦善唇枪舌剑之外，还要在战场上教训一下大清帝国。
英国人的第一个目标是虎门。之所以要将这里作为首要攻击目标，除了先前英国人在这里进行了无数次的侦察和了解之外，还因为虎门对于他们而言，具有十足的象征意义—英国人是在虎门跌倒的，就要在虎门重新站起来。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清晨，没有任何征兆，英国人突然派兵对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发动攻击。
一千五百名英军在伯麦的带领下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大角炮台，一路进攻沙角炮台。除了纯种的英国士兵之外，另有临时召集的游民两千多人，因此进攻人数多达三千余人。英军从穿鼻湾迅速登岸，用竹梯从后山偷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大角炮台。
守卫大角炮台的清军将领是千总黎志安，这位性格刚毅的将军，看到英国人攻上来后，脱下自己的官服，不顾严寒赤裸着上身，挥舞着战刀指挥士兵抵抗英军的进攻。
英军的炮火十分猛烈，战斗中炮台前方的防护墙有很多处被英军炮火轰塌，炮台附近的火药库也中炮起火，殃及清军营房十余间。英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从轰塌的护墙缺口处冲入炮台，黎志安虽然身上多处受伤，但为了不使炮台被敌军利用，在炮台即将陷落之际，黎忍痛督领士兵将炮台上尚未受到损坏的十四门大炮全部推入海内，然后带领士兵冲出重围。大角炮台后被英军占领。
大角炮台位于虎门口东侧的大角山上，而沙角炮台则位于西侧的沙角山上。大角炮台的陷落，使得与之对应的沙角炮台成为一座孤悬的堡垒。英军从穿鼻湾登陆后，在进攻大角炮台的同时，另一部分绕至沙角炮台侧后方，占据制高点安放大炮，对沙角炮台进行猛烈的俯射。
当时驻守炮台西侧的惠州兵虽然伤亡惨重，但仍然坚守炮台大门，尽全力阻止英军的进攻。不过英国人早已做足了准备，他们让那些游民诈称陈连升将军来了，骗得守军将领张青麟开启了炮台大门。门刚开启，张青麟便被英军士兵一枪打死。
英国人之所以要说出陈连升的名字，是因为他在当地军中具有崇高的威望。
陈连升，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因累计诸多战功，进封城营参将，在鸦片战争的三场前哨战中因作战英勇，晋升为三江协调副将，调守沙角炮台。当时陈连升自带家乡湖北的三江兵驻守炮台东侧，惠州当地兵驻守炮台西侧。琦善到达广东后，主张妥协政策，所以撤除了防务，使大角、沙角炮台的防御能力大大下降。道光皇帝下达加强防务的谕旨后，陈连升率领六百名士兵加强了两座炮台的防御力量。
大角炮台之所以这么快就被英军占领，与琦善的撤销防务有直接关系。然而即使这样，与之处境相同的沙角炮台抵抗英军的进攻依旧顽强。
张青麟死后，英军涌入炮台大门，与驻守的清军展开混战。最终清军寡不敌众，英军成功占领炮台西侧，并从两个方向迅速向陈连升驻守的炮台东侧进攻，致使陈连升腹背受敌。
英军在强攻炮台的同时，为了切断沙角炮台的清军与其他炮台的海上联系和退路，又派兵绕至三门口，放火烧毁了广东水师的船只，因此陈连升在沙角炮台已经算是孤军。
即使成为孤军，刚毅的陈连升也没有退缩，他率领六百名官兵同五倍以上的英军作战。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守台清军已经是弹尽粮绝，而且伤亡人数持续攀升，陈连升看到一具又一具尸体横陈在面前，犹豫再三之后，决定让其子陈鹏举携带印信等物离开炮台，可是陈鹏举却决心和父亲坚守到底，与炮台共存亡。
战斗依然在继续，英军凭借火炮的掩护，源源不断地涌进炮台，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意图掐断陈连升父子的退路。而陈连升则临危不惧，指挥剩下为数不多的守军与英军展开白刃战。一颗炮弹突然打过来，陈连升不幸中炮身亡，其子陈鹏举接过父亲的指挥大旗，继续率众与敌拼杀，最终力竭身亡。据说陈连升父子阵亡后，愤恨的英军士兵几乎将这对父子的尸体砍成肉酱，场面极其血腥惨烈。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却依然慷慨而行，一般来说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钝、不自量力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大角、沙角炮台之战，是义律利用谈判之时、琦善撤防无备的情况下，发动的突然袭击。这是英国人为了增强在谈判桌上的底气的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事—如果清政府继续讨价还价，他们可以利用沙角、大角炮台为依托，继续向腹地进攻。
大角和沙角炮台的陷落，使得英军打开了进攻虎门的门户。道光皇帝得到奏报后，作为一国之君，当然不能容忍英夷在天朝的土地上任意撒野，因此在给琦善的谕旨中明确指出，必须对英国人进行大力剿除。
然而这封谕旨也只能突显皇帝陛下个人的决心，目前的局势下，对广东前方的事务起不到任何作用。本就主张绥靖政策的琦善，看到英国人已经亮出了獠牙，意识到如果找不到加紧议和的方法，未来的局势只能是越来越糟，因此道光皇帝的剿除英夷的谕旨，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攻陷大角和沙角之后，英国人的大炮虽然惊醒了道光皇帝，也吓住了琦善，但不能否认的是，大清帝国的高层们依旧没有真正了解义律的真正企图，所玩弄手段的目的何在。例如在英军进攻大角炮台的两天后，琦善还照会义律，幼稚地问对方为什么不宣而战。义律在回文中毫不掩饰地讲明，侵占炮台是为了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如果不答应就会继续用兵。然而琦善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人耀武扬威的本性展露而已。
搞不清对手的战略意图，甚至像鸵鸟一样将脑袋埋在沙土里，甘愿自欺欺人，这对于大清帝国来讲，是最致命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未来广东的局势，注定向着不利于大清帝国的方向急速发展而去。
对于义律而言，现在他可以底气十足地谋划接下来的步骤。在他看来，琦善或许学问不小，然而处理洋务问题俨然小学生水平，甚至没有林则徐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这样的对手堪称昏庸与愚蠢，因此在武力逼迫之后，义律决定采取更加蛮横的方法。当然，这一次除了动武之外，还有外交欺骗。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41年1月16日），义律在给琦善的照会文件中直接提出，如果清政府答应以香港岛为英军寄居之所，英国政府就将定海、沙角等地归还清政府，并提出写成条约，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可是还没等琦善回复，义律就单方面发表公告，谎称与清政府钦差大臣签订了初步协定，即所谓的“穿鼻协定”，而后又强行占领香港岛。义律的这“三板斧”行为，顿时让琦善慌了手脚。琦善当即向义律严正声明，所谓通商和寄居香港两件事，必须得到皇帝陛下的批准后方能答应，英方这种行为，是没有诚信的。
事实上，琦善的慌乱并不是因为英国人的三板斧。广东天高皇帝远，与京城之间的沟通联络需要很久的时间，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传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陛下那里时，难免被歪曲，更何况京城里还有那些并不省事的言官。
琦善担心英国人单方面发布割让香港的消息，会让皇帝陛下误解成自己可能与英国人私下有某种交易。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加之在英国人逼迫更加严重的形势下，为了向皇帝陛下表白自己，同时也为了规避接下来有可能存在的战争风险，琦善在与英国人严正交涉之后，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说，广东地区民情不坚、兵力不足、地势无险可守，一旦开战必不能取胜，不如暂时对英夷采取“羁縻”之策，日后再行剿除。
琦善的奏报，等于向皇帝公开了自己的妥协政策，他希望皇帝陛下能够理解自己的苦心。然而，他显然忽略了，他在奏报中所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此前林则徐总理广东事务时，情况却大不一样？
琦善没有想到的事情，道光皇帝可想到了，这一点在他回复琦善的谕旨中就可以看出来：
览奏曷胜愤懑，不料琦善怯懦无能，一至于此。英逆两次在浙江、广东肆虐，攻占县城炮台，伤我镇将大员，荼毒生灵，惊扰郡邑，大逆不道，复载难容……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复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难之人民，切齿同仇……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讨而示国威……（琦善）屡奉谕旨，不准收受夷书……是何诚心，着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
道光皇帝发出谕旨后，觉得仍不解恨，于是再下谕旨，这一封言辞更为激烈：
朕断不似汝之甘受英人欺辱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不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择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
这一次琦善的讲事实、摆困难彻底激怒了皇帝陛下。英国人的烧杀抢掠，琦善的欺上瞒下，点燃了道光皇帝愤怒的导火索。可以说这既是一封斥责琦善的谕旨，也是一封对英宣战书。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道光皇帝已经彻底下定决心，要和英国人郑重其事地掰一掰手腕。
或许，道光皇帝此时内心深处对罢免林则徐已产生后悔之意，然而皇权制度下，高高在上的皇帝即使错了，也不大可能低头认错，只能向着错误的道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义律在得知道光皇帝决定对英宣战后，也决定继续用洋枪洋炮狠狠地打击清政府。
在义律看来，既然大角、沙角已经据为己有，那就不妨再往前大踏一步，将虎门一举拿下，彻底洗刷林则徐在那里带给英国人的耻辱。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1841年2月19日），义律指挥英国军舰在虎门集结，二月五日（2月25日）完成了对虎门进攻的战斗准备。同一天，十六艘英国军舰首先向清军防守薄弱的南横档炮台进犯，其中一百五十人在舰船火炮的掩护下成功登陆，开始占领阵地。次日清晨，英国军舰开始向虎门炮台发起总攻，英军借着顺风之势，猛烈地攻击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
事实上，早在前一年十二月，督办虎门炮台防务的关天培依据地形和战备需要，就亲自拟文发到省，请求塞断横档西河，并要求准备茅草火船二到三十只，以防止英国军舰从横档西河后侧攻击炮台。然而那时候琦善对于和谈还有着足够的信心，因此对关天培的建议没有给予积极正面的答复，关天培无奈之下只得临时征用了两只装有沙石的小船应付。
义律当然会利用清军的防守薄弱环节采取强攻，而横档西河也成了英军的突破口。横档守军在副将庆宇、达邦阿的指挥下，曾多次击退英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清军始终是被动应战，结果也像大角、沙角炮台战斗一样，横档、永安炮台终究没能逃脱失陷的命运。而随着这两座炮台的先后失陷，关天培亲自镇守督战的靖远炮台便直接暴露在了英国人的火炮之下。
英军攻下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后，义律立即集中火力，猛攻靖远炮台及两侧的镇远、威远炮台。凭借火炮的掩护，英军一千五百人成功登陆，继续运用老战术从炮台后侧进攻。
从战斗的进程来看，依旧重复着先前的老套路—英军进攻猛烈，清军则凭借守将的勇猛，指挥士兵进行抵抗。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军伤亡惨重，守将最终死于炮台之上，只不过这一次死去的清军将领，换成了在后世具有很高知名度的关天培。
在人们的印象中，关天培是与林则徐齐名的民族英雄，虽然他的官职品阶比林则徐低不少，但后世的人们称赞他跟这个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在当时的靖远炮台之战中，关天培也确实展现出了中国人不屈不挠的誓死精神。
在英军火炮的猛烈进攻下，关天培在炮台指挥督战，一直从卯时坚持到未时。虽然杀伤了大量英军，他本人也身负重伤，血水浸透衣甲，但是依旧镇定自若沉着应战。当时靖远炮台仅有的八门大炮因为发射炮弹过于密集而终致炸裂，清军的抵抗方式只能变为与近身的英军展开白刃战。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清军士兵犹如活靶，一个个倒下。
关天培见败局已定，急忙呼唤亲信孙立，让他携带官防印信从小道迅速离开炮台，前往省城去搬救兵。孙立不忍心在战况如此危机之时离开主帅，便死死地拉住关天培坚决不肯离去。
“你小子再不走，我一刀宰了你！现在不是讲情感的时候，赶紧去省城，如果晚了，整个虎门就都让红毛鬼占了！”关天培拔刀怒向孙立说道。
“可是主帅……”
“快走！听到没有？”关天培已经将刀顶在了孙立的脖子上。
孙立无奈之下含泪转身，然而他刚刚离开炮台，便听到身后一声巨响……
“将军！”孙立不禁号啕大哭，可是他知道自己肩负着关天培赋予的更重要的使命，于是强忍悲痛匆匆向省城跑去。
关天培战死后，靖远炮台迅速陷落，驻守炮台的四百余名官兵全部阵亡，随后威远、镇远以及天后宫等各炮台也相继陷落。这些炮台上的三百余门大炮，和林则徐先前所购置的二十门西洋大炮一起，全部被英军缴获。
孙立将官防印信送交省城后立即返回炮台，寻找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在一处缝隙中找到了关天培的尸体，旁边是只剩下一半尸身的副将麦定章。
“一定要将两位将军的尸体带回去，决不能让他们暴尸在这里！”
关天培在战前曾经密封了一个匣子寄回淮北老家，并关照家里人不要开启。后来家人得知关天培为国捐躯的消息后，将匣子打开，发现里边放着几颗掉落的牙齿和几件破旧的衣服。当时没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林则徐得知此事，才破解了这个谜—其意为守卫疆土有死无二，故寄齿与衣，以绝生还之望！
据史料记载，关天培丧至之日，士大夫数百人缟衣迎送道旁，观者无不痛哭流涕。
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这是林则徐写给关天培的挽联。
对于林则徐来讲，自己虽然被革职治罪，心中郁闷不已，但与战死疆场的关天培相比，处境已经好得太多了。关天培在广东驻防六年，可谓兢兢业业，而且做得有模有样。可是由于琦善一意孤行地向英国人乞和，使得东南长城顷刻为之崩溃，怎能不让林则徐悲愤万分！
然而悲愤毫无作用，关天培的死并没能阻止英国人继续前行的脚步，二月七日（2月27日），英军七艘战舰逼近乌涌，又一场血战一触即发。值得一提的是，乌涌前方六十里就是广州城。
当时驻守广州的是湖南提督祥福。
祥福是由军队基层逐步升迁到提督位置的，历任绥远、宁夏等镇总兵。道光二十年（1840）底，他奉命率领湖南本地的九百名士兵奔赴广东抗英前线，于次年二月二日（2月22日）抵达广州。在他还没有了解当地战况的情况下，便被琦善派往乌涌，与当地的七百名士兵共同驻守在那里。
应该说祥福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将领，他到达乌涌后，发现当地并没有认真设防，于是连夜召集大量民夫构筑防御工事。遗憾的是工事尚未完成，英军就打了过来。
英军到来后，并没有立即强攻，他们知道这里离广州已经很近，清军很有可能在这里布下重兵。因此，他们决定先发射火炮试探岸上守军的虚实。当时乌涌仅在东南地带一角拥有一座旧炮，由于年久失修根本不能用于实战，因此面对英军的火炮试探，祥福决定暂时按兵不动，给英国人造成一种防守空虚的假象。
事实证明，英国人的确上了当，他们见清军没有任何反应，认为此处可能没有设防，因此立即兴奋地换乘小船登岸。结果接近炮台时，事先伏于两侧沟中的清军士兵纷纷杀出，打了英军一个措手不及。在伤亡大量士兵后，英军决定退回舰船，继续用他们先进的西洋大炮对付清军。
如果说近身的肉搏战还尚有胜算的话，那么面对炮火轰击，清军则毫无还手之力。而且由于防御工事简陋，防御墙顷刻间被炮火轰塌，守卫炮台的广东当地士兵顿时乱作一团，尽皆四散逃命。祥福带来的湖南兵看到此情此景，也开始斗志涣散，这就使得炮台阵地发生混乱，顷刻间所有士兵全都溃退到河边。可是河上的木桥却被主管小粮台的候补知县瑞宝在抢先逃过河后撤去，溃败的士兵们只得纷纷跳入河内。由于河道狭窄而人数众多，进而发生了后至者踏着河中人的肩头而过的现象，士兵们互相践踏逃命，祥福也被踩死在水中，乌涌炮台最终陷落。
乌涌炮台陷落后，琦善更加束手无策。英军二月九日（3月1日）又攻占了琦善临时增加的潖州炮台，琦善急令广州知府余纯保赶赴广州向义律求和，盘算着先同意义律提出的条件，暂时延缓英国人前进的步伐。
然而，琦善本就错误地制定了对英策略，再加上多次错失了扭转战局以证明自己的机会，使得朝廷内终于有人将弹劾他的奏章送到了道光皇帝面前。犹如先前他弹劾林则徐一样，琦善最终也没能逃过革职治罪。道光皇帝下令立即将其押解进京，家产查抄入官。
琦善被革职治罪，宣告了他与义律谈判的终结，同时也让清政府彻底断了对英求和的念想。未来在皇帝陛下的影响下，大清帝国的高层们没有人再敢言和，唯有与英国人血战到底，方能显示出对大清国以及皇帝陛下的忠心耿耿。
 <h3>9. 广州之战</h3>
自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后，朝廷内便没有人再敢对英国人言和。琦善被治罪后，群臣更是看着皇帝陛下的脸色，每个人各司其职，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这几日御前大臣奕山的心情可谓是糟糕到了极点，道光皇帝在将琦善治罪的同时，任命他为靖逆将军，要求他即刻奔赴广东全面主持当地军务。虽然皇帝陛下先后从湖北、四川、贵州、湖南、云南等地为奕山增添了一万五千兵力，但现实确实过于残酷—他即将面对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烂摊子。
作为康熙皇帝第十四子恂郡王允禵的四世孙，奕山是个不折不扣的皇亲贵族、无能子弟。或许道光皇帝知道自己的这个族侄不能担当大任，因此为他配备了两个参赞大臣，一个是户部尚书隆文，另一个是湖南提督杨芳。
之所以说奕山这几日心情很糟糕，是因为这几日在前往广东的路上，奕山一路游山玩水，沿途大力搜刮府县，以致很多官员怨声载道。可是就在奕山兴致正高时，道光皇帝急旨催促他不要在路上耽搁时间，要尽快赶到广东，全面接手当地军务。皇帝陛下的命令奕山当然不敢违抗，于是只得停止游玩，继续上路。
可是就在奕山、隆文等人刚刚进入广东到达南雄州时，便接到了来自韶州的加急文告，说皇帝陛下命令各省调往广东的人马由于战具尚未准备完毕，暂时停留在韶州。
在奕山看来，既然各省人马暂时来不了，自己还不如继续游山玩水。现在已经进了广东，奕山决定自己也暂时停止前进，尽量晚些时候到广州，说不定过一阵子，那里的战事就平息了。
怀揣着这种侥幸心理，奕山停留了十多日，然而最终也没能等来因战事平息，皇帝陛下取消让他前往广州的诏令，于是只得带着人马继续前行。
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奕山等人终于抵达广州。此时各省调来广东的兵力已经将近八千人。可是作为最高军政长官，奕山居然没有一个完整的作战部署，更谈不上有什么高明的作战方案，这个无能的宗亲子弟，所能做的事情，就是询问杨芳以及虽然被革职、但依然身在广东的林则徐该怎么办。
杨芳认为，英军已经越过虎门但还没有到达广州，由于省城外民居商铺很多，因此无法布防，只有在东南方的猎德和西南方的大黄滘可以设防，应该立即下桩沉船堵塞河道，以重兵防守，岸上堆沙垒为城堡，才可作为省城外围的屏障，阻止英军运载粮草军械。然后准备木筏，等到风潮一到，就可以实施火攻计划。而目前，在时机不成熟的条件下，宜静不宜动，不能轻易与火炮猛烈的英军交战。
而林则徐提出的御敌措施更有针对性。第一，堵塞水道要口，设法诱敌出猎德、大黄滘外，否则凭借清军的火炮能力，只能坐以待毙；第二，要查明洋面上有多少船只，以备使用；第三，各处炮位要验明演试，同时应该能够应对调拨使用的需要；第四，整顿水师、火船选派应用；第五，抓紧筹办外海使用的战船；第六，刺探英军情报，做到知己知彼。
应该说，以上是杨芳和林则徐针对清军当时战备不利的现状，提出的具有针对性的建议。然而昏庸无能的皇室子弟奕山，并无对英作战的决心。从这一点上来讲，奕山甚至还不如对英求和的琦善。琦善求和只是一种在敌强我弱现状下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奕山根本没有应对危局的意愿，他的想法甚至偏向了另一个极端。
“粤民皆汉奸，粤民皆贼党，防民甚于防寇”，当杨芳和林则徐说出各自的建议后，奕山却以如此极端的理由，拒绝采纳二人的建议。
奕山一定想不到，他的这种极端主张，致使集中在广州的清军变得混乱不堪。例如军官住在城内，很久不到军营中去，造成了“兵不见将，将不见兵”“将与将不和，兵与兵不睦”的涣散状态。
相反的是，英军此时的军事力量却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增援部队已经顺利抵达广州海面，原计划在定海的军队也聚集过来，此时英军共有战船五十艘，已经全部驶入虎门，随时准备进攻广州。
英军军事实力的提升，让驻守广州的清军感受到了极大压力。杨芳和林则徐等具有战略眼光的大臣们，对于奕山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奕山似乎也感受到了来自下层的压力，为了平息众怒，他从一个极端又跑向了另一个极端。
对于奕山而言，杨芳和林则徐的详细作战方案，他根本没听进去，倒是记住了杨芳的火攻计划，于是他决定在省城附近实施一场火攻。奕山的内心深处在意的是，自己作为总督广州前线的指挥官，如果不对英打一场战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廷的军饷可能就要被削减。而且如果自己没有战功，是无法在皇帝面前交代的，那么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封赏。
奕山决定用火攻。然而杨芳的火攻计划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奕山这种“拍脑门”决定的打法，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闰三月二十日（5月10日）夜，奕山突然对驻扎在广州附近的英国战船发起了进攻。他意图趁着夜色突袭制胜，进而一举收复虎门各炮台，可是当时由于连日大雨，致使河水暴涨，奕山并未能到达目的地。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势，从大黄滘、二沙尾两路同时奔向广州城。奕山面对英军的进逼，有些着急，于是决定先发制人。
当时奕山在四川、湖南兵中挑选了熟悉水性的士兵一千七百多人，兵分三路，命令提督张必禄屯驻西炮台，出西路；杨芳由泥城出右路；副将陆文屯驻东炮台，出左路。另一名副将祁横率领水军及四川兵驾驶小船，用火筒攻击英国战船。
四月一日（5月21日）三更时分，奕山点兵出城，士兵们携带火箭、火弹、喷筒、钩镰等武器，驾驶小舟开始渐渐靠近英国战船。由于出其不意，清军的偷袭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义律来不及组织兵力反击，最终还是靠着周围很多士兵的保护，才得以从舰船登上小舟逃走。
之所以说奕山的这次火攻偷袭并无胜算，是因为偷袭虽然能让英军暂时陷入慌乱，但并不能给予对方致命的打击。准确地说真正的战争是在火攻之后，英军必然会大举反攻，如何应对，这是当时奕山必须思考的问题。
事实证明，当次日英军重新集结兵力进行反扑时，奕山毫无应对之策，致使驻守西北台的守军率先溃败，紧接着另两路清军在听到西北台陷落的消息后，也跟着一哄而散。据史料记载，当时清军准备用来制造攻敌木筏的数百吨木料以及三十多艘油薪船，全部被英军烧毁。
奕山的火攻之策并没有扭转广州的战局，反而更加激起了英军立即攻占广州的欲望。在占领西北炮台后，义律立即以广州城西作为主攻方向。在这个方向上首先夺取西炮台，再绕道城西直插城北的越秀山，夺取山上炮台，进而控制俯瞰全广州城的制高点。
广州城北的越秀山，筑有六座炮台，驻守兵力为四千余人，从防守人数上看并不算少。可是当四月五日（5月25日）凌晨，英军经由西村、流花桥，直扑广州北门外各炮台的时候，这些守军只是稍加抵抗，便放弃炮台阵地，全部撤进广州城内。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是奕山下的撤退命令，但没有奕山的命令，这些撤退的士兵是不可能进城的。当时广东按察使王廷兰想乘英军立足未稳，请求领兵夺回炮台，但被奕山拒绝。
英军攻下炮台后，于次日一鼓作气地集中炮火攻击广州城。由于炮火猛烈，奕山等人不得不躲进巡抚署内，盘算着弃城而逃，结果被王廷兰阻止。
随着英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奕山不仅没有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反而决定投降，他让人在城头挂起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议和。
这正中义律下怀，远征而来的英军此时也需要修整，因此义律表示可以接受奕山投降，但前提是必须满足英军的五个条件：
1.限一周之内交出赎城费六百万元，接到条款约定书的当日要先交一百万元；
2.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外省调集来的清军，限六日之内撤出广州，至六十里之外的地方驻扎，英军则继续驻守原地；
3.等清政府将赔偿金全部交齐后，英军退出虎门，各防守要隘不得再增添军事防守力量；如果赔偿金没按规定时间交齐，则增加一百万元，超过十四日增加二百万元，超过二十日增加三百万元；
4.赔偿英商损失三十万元及西班牙舰船“比尔巴”号的全部损失，限一周之内交齐赔偿款；
5.本条款要经广州知府及三位钦差大臣奕山、隆文、杨芳盖印生效。
条约书递到奕山的面前时，据说这位还依然对英国人猛烈的炮火心有余悸的皇室子弟，不仅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愤恨，反而是喜笑颜开—只要英国人停止战争，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他立即同意了各项条款，签订停战协议，并于四月十日开始生效。
值得一提的是，奕山与英国人签订的这个协议，是比后来的《南京条约》更早的对外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称为《广州和约》。而《南京条约》，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义律利用清军的溃败，以及奕山的昏庸无能，狠狠地敲了大清帝国一笔竹杠，而被敲的一方，得到的仅仅是英军退出虎门这个结果。殊不知那里本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如果不答应，任何国家的人都无权踏入。
然而在那个特殊时代，真理可以转化为谬论，同样地，谬论也可以瞬间转化成真理，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论，完全在于统治者的思考角度以及认知水平。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奕山接下来面对皇帝陛下的表现堪称“经典至极”。
答应了英国人提出的不平等条约，如何向皇帝陛下汇报，这是个问题。
奕山十分清楚，自己虽然避免了战事进一步扩大，但签订的《广州和约》，算是一纸屈辱的卖国和约，如果实事求是地向皇帝陛下汇报，自己的脑袋未必能保得住，因此汇报一事必须体现出高超的技巧。
自古以来向领导汇报工作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如果抛开奕山在广州这场战事中的糟糕表现不谈，单说他汇报工作的技巧，可以说是大师级别的。
首先，奕山说英军撤出虎门，是以自己为首的清军官兵奋勇杀敌的结果。对于详细的战争过程，奕山充分利用道光皇帝迷信的心理，说英军发动进攻时，观音神像忽然显现，致使英军不敢进攻。英军正在发愣之际，霎时间大雨倾盆，使英军的火炮武器失去了作用。而对于《广州和约》，他说，英军战败后，首领义律向自己保证今后不再售卖鸦片，而且跪地请求允许通商。自己为了显示天朝和皇帝陛下的宽宏大量，特意赏赐了英国人六百万元，不过广州实在是一座可以继续开发的城市，希望皇帝陛下准许通商。
奕山的上奏简直可以用“骗”字来形容，然而这种方式的汇报，却让皇帝陛下满足了虚荣心。在道光皇帝看来，奕山成功阻止了英军前进的步伐，堪称大功一件。为了显示皇恩浩荡，道光皇帝特意下旨，体谅奕山在广州前线遇到的困难，特准许广州通商。
按说这件事情在皇帝陛下和奕山的完美配合下，广州的战后烂摊子以及签订的不平等的《广州和约》，都可以找到合理的存在理由，然而朝廷当中偏偏就有人将奕山的谎言揭穿了。时任闽浙总督的颜伯焘上疏揭发，道光皇帝下令调查此事，结果属实。之后道光下令将奕山关进宗人府，斩监候。可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没过多久，奕山居然被重新起用。或许其皇族的身份，让他这个既得利益者躲过了一场杀身之祸。
《广州和约》签订后，中英之间暂时处于休战状态，英国人得到了想要的结果，清政府也同样成功避免了战事进一步扩大。虽然方式很是不体面，但对于那些坐享太平生活的官僚来讲，只要不打仗就是最好的结果。
然而《广州和约》在广州下层民众中间却掀起了一场波澜，以致很多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抵抗英军的入侵，同时，这也是对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一种变相抗议。于是我们后世经常提到的来自广州民众的抗英运动—三元里抗英斗争，就这样轰轰烈烈地上演了。
 <h3>10. 三元里抗英</h3>
今日我们说起三元里抗英事迹，似乎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征兆的，民众们出于对英国侵略者的愤恨，而突发的一场暴力事件。然而通过广州之战的前因后果，以及英军在广州当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说，三元里抗英是民众们忍无可忍，以及具有先兆性的下层民众的反抗行为。
据《广州府志》记载，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1841年3月13日），英国人登陆沙涌头村，强行进入当地百姓家中大肆抢劫，村中人奋起反抗，导致雷光成等十八名村民死亡。半个多月后的四月四日（5月24日），英军又在西村、黄圣塘、瑶台乡强征百姓运送武器到炮台，并大肆掠夺百姓们的东西，甚至将弥勒寺、环翠庵、双山寺、地藏禅林、流花桥等周围地带的坟墓挖了个底朝天。
应该说上述两个事件，是三元里抗英运动的导火索。当时英军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当地民众极大的愤慨，百姓们自发地揭竿而起进行自卫，号称义勇。
随着义勇规模的迅速扩张，当地的团练、秘密会党、农民以及手工工人等加入了进来，成为当地除了官军之外，一股很有潜力抵抗英军的地方武装势力。早在林则徐任职时，就曾设想将义勇作为抗英斗争的一支依靠力量，而到琦善主持广东军务时，下令解散团练、义勇等武装组织，但英国的残暴行为严重侵害了当地百姓们的利益，他们反抗英军暴行的决心和信心，不是一纸行政命令就可以改变的。
四月七日（5月27日），清政府宣布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第二天，英军士兵在佛山抢掠当地百姓的渡船，然后又到北门外的三元里大肆劫掠，不仅霸占民房，而且闯入东华里韦绍光的家中，轮奸了一名妇人。
当时三元里的义勇们闻听韦绍光家中的呼救声，立即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手中握着锄头、木棍等武器，对英军士兵进行攻击，当场打死英军士兵十余名，并活捉了十二名。
三元里百姓已经愤怒到了极点，很长时间以来压抑在心中的怒火终于随着英军的暴行而彻底喷发。
为了防止英军进行报复，三元里各乡的义勇制订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准备先发制人，对英军采取主动进攻之策。
四月十日（5月30日）清晨，约五千名三元里义勇向四方炮台前进，试图进攻英军。英军将领沃乌尔得知义勇们的动向，立即集合部队，除留守一千名士兵外，其他人携带火炮、火箭从炮台冲了出来。鉴于英军火炮凶猛，义勇暂时避其锋芒，主动撤出山岗，等英军停止追击后，义勇们又返回来，如此反复了将近四次，一直到上午十时左右，终于引诱英军离开了炮台。当时各地的义勇得到三元里义勇要围攻英军的消息后，纷纷赶来，最终多达两万人。义勇们集合在“平英团”的大旗下，共同准备对英军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战斗。
随着义勇们越聚越多，旌旗蔽日，英军吓得想要逃回四方炮台，结果绝大部分被义勇们截住。下午四时，忽然乌云漫天，大雨将至，义勇们突然开始向英军猛扑，致使一部分英军被迫进入裳夏乡。为了摆脱困境，英军利用火枪开始展开反击，而义勇们早有准备，英军火枪威力十足，他们继续采取避其锋芒之策，做到退而不散。
不久，大雨倾盆而下，义勇们趁着雷电交加之势，对英军实施突袭，双方在大雨中短兵相接，开始了一场殊死搏杀。
义勇们人数占优，且下着大雨，英军即使火枪在手，在山间如此狭窄的地方也很难发挥优势。七时，天色已经全黑，大雨使得山间土地成为一片汪洋，沃乌尔无奈之下只得带领士兵退守在一片瓜圃豆篱之下，忍饥挨饿地度过了一个漫漫长夜。
天明之时，义勇们开始大范围搜捕英军。经过一夜的又饿又冻，英军战斗力骤减，虽然极力想要逃跑，但由于被义勇们层层包围，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清方最终的统计数字说，英军伤亡二百人，可是英国人的统计说只死了一名士兵，有现代学者说英军损失了六名士兵。其实无论伤亡的数字是多少，最重要的是三元里义勇抗英斗争本身。
事件发生后，义律很快得到消息，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他只得向广州知府施压，希望清政府能够遵守《广州和约》的条款，保证英国人的在华利益。
奕山得到消息后，担心英国人会再开战端，于是立即指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带领士兵，制止义勇们的抗英行动。余保纯到了三元里，又是作揖又是鞠躬又是恐吓，软硬兼施，最终英军在清军的保护下安全撤回了四方炮台。为了避免再次遭到义勇们的攻击，义律下令英军暂时撤至珠江口外。《广州和约》的签订，义律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在义律看来，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达到了通商以及勒索清政府的目的，因此可以暂时停止战事。当然，按照和约规定，也需要停止。
然而，让义律想不到的是，英国政府对他在这场战争中的表现并不满意，原因在于他勒索清政府的东西，实在太少。

第三章 战争依旧继续
<h3>1. 激战厦门</h3>
英国政府对义律这一年多来在中国的表现并不满意—义律这一年多虽然为英国在华赚取了不少利益，但赚取得还不够。
下一步的剧情大家都猜到了，英国人用璞鼎查替换义律，担任对华事务总督。
璞鼎查，十二岁即入海军，1806年随英国海军到达印度，同时升任小队长，曾参与英国海外殖民活动四十年，愚弄印度土著王，扩大英国人在印度的权力，后来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晋封男爵，是一个极其狡猾的政客。他因为富有经营亚洲事务的经验，而受到巴麦尊的赏识，进而取代了义律成为对华事务的全权代表。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1841年6月5日），璞鼎查到达澳门，立刻通知清政府广东当局，宣布自己取代了义律，并发布纲要一份，声明如果清政府不派全权代表接受纲要上所列的全部条款，他就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同时拒绝同奕山派来的代表进行谈判。
璞鼎查的态度摆明了是要扩大对华战争，而且没等奕山有所反应，他就于七月五日（8月21日）率领三十五艘军舰，海陆军三千五百人，开始了英军的第二次北上。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九日（1841年8月25日），英国军舰突然侵入厦门。当时驻守厦门的是闽浙总督颜伯焘。早在琦善对英求和时，颜伯焘就十分憎恨这种摇尾乞怜的做法，力主抵抗英军的入侵。在调任闽浙总督之后，他意识到英国人可能会来到厦门，于是积极进行备战。他将自己的驻地移驻到厦门前线，大量制造战船，并从国外购买船只五十余艘，又招募上千名兵勇，同时修筑三个坚固的堡垒，以加强厦门海岸的整体防务能力。当时的英军海军将领巴尔克到达厦门后，发现这三个堡垒非常坚固，即使是英军威力极大的火炮也打不透。
除此之外，颜伯焘在厦门外围的大担、小担、吾屿、青屿四个小岛增设炮台，在白石头、安海、水操台等地外围，增设二百七十门大炮。由白石头至沙尾坡一带建造高一丈、厚八尺、长五百丈的石墙，每五丈之间留有一个炮洞，以防止英军登陆。鼓浪屿作为咽喉要地，也设置了数座坚固的石砌炮台，安设了七十六门大炮，并环以沙墩炮台，以加强主攻炮台的防御能力。
应该说，经过颜伯焘的努力，厦门的防务得到了增强。但从中英军事实力对比角度来看，厦门的防御能力还有着严重的薄弱之处。更重要的是，颜伯焘虽然有抗英的决心，但是自身缺少军事经验。
厦门城坐落在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后面，以清军当时的军事实力，比较现实的战法是以此为依托重兵防守。然而颜伯焘却并未作此想，而是主张主动进攻出洋御敌。
当英军舰队驶抵厦门后，立即向厦门清军发出限期交出厦门的通牒。颜伯焘得到消息后，立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他自己和道员刘耀春驻守白石头一带，并传令对岸的屿仔尾、中路的鼓浪屿做好进攻准备，和自己三路夹击英军战舰。
次日清晨，英军见清军对前一天的通牒没有任何回应，开始用火炮猛烈地轰击各炮台，于是继《广州和约》签订后，中英休战的局面彻底结束，双方再次开战。
面对英军的炮火，清军奋力反击。按照颜伯焘事先的安排，白石头、屿仔尾、鼓浪屿三处炮台合力轰击英军战舰。最初取得了一定效果，迫使英军两艘战舰因为中弹而退出战斗。不过英军很快改变战术，采取集中一点的办法，用七八艘舰船上的二三百门大炮轰击一个炮台，另外派小船引渡陆军分路登岸，意图进行前后夹击，逐个击破清军的三个进攻点。
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军火炮的劣势逐渐显露出来，毕竟自己的铁炮不如英军的铜炮轻便，火力也不密集。清军就这样与英军相持到下午三时，鼓浪屿首先被攻陷。英军攻击另外两个炮台时，虽然清军顽强抵抗，但因为英军枪炮凶猛，最终也跟着陷落。
英军占据厦门周围岛屿的炮台后，立即扭转清军设在炮台上的大炮，反过来轰击厦门。厦门官署及街道皆被焚毁。颜伯焘眼见自己苦心经营的防线瞬间崩塌，心中颇为愤恨，无奈之下只得带领清军退守石寨，进而又退守同安。
厦门之战再次以清军战败而告终。这是英国政府决定扩大侵华战争的第一仗，对于璞鼎查而言算是首秀成功。但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进攻福建地区，而是北上向清政府施压，让其接受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
英国政府十分清楚，战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让自己接下来和清政府的谈判处于有利位置。七月二十日（9月5日），英军决定撤出厦门，仅留六只舰船、四百名士兵驻守，其余舰船继续北上。
七天后，道光皇帝接到了厦门遭受攻击的消息，下诏：
该夷如此猖獗，实堪痛恨。厦门为闽省锁钥，岂可令该夷日久占据？着颜伯焘督同窦振彪、普陀保，趁此未及安定之时，设法克复……勿再迟误。至闽安协所辖五虎门，为省垣咽喉，尤当严密分兵防守，不可大意。该夷伎俩，原只恃船坚炮利，习惯风涛。今该逆登陆占据炮台，是防之之术，必应水陆交严，方不致仓卒失事。
英人现已占据厦门，难保不乘风北驶，扰及沿海各省。
道光皇帝显然找到了厦门之战清军战败的原因，而且预测到了英国人可能会继续北进。因此，他不仅征调了两千名江西士兵奔赴福建救援，同时还诏令沿海各省督抚加紧备战。
道光皇帝甚至还想到，如果英国人北上侵犯京畿重地，必须全力阻击。他诏令衲尔经额赶赴天津进行防堵，并叮嘱，如果英国舰船来袭，万不可仓促迎战，要在险要地方设伏，或采取夹攻战术。为了弥补天津沿海一带兵力薄弱的缺陷，他还指示衲尔经额可以在北塘及沿海各地组织团练。
指示地方的防务工作如此具体，可以看出道光皇帝从先前几次同英国人的较量中，明白对方并非只是善于海战，因此他主张要“水陆交严”，在陆上阻止英军更加重要。坦白地讲，在当时整个清政府对英国人的认识依旧模糊的情况下，道光皇帝能意识到这一点，说明他对英国人的了解逐渐从感性走向了理性。
 <h3>2. 台湾退敌</h3>
在道光皇帝指示厦门地方如何加强防务的时候，英军于七月二十一日（9月6日）开始北上，并兵分两路计划进攻台湾，以及重新攻占定海。
从决定对华动武的那天开始，英国人就有进攻台湾的计划。早在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1840年7月16日），一艘双桅英国舰船就由西向东向鹿耳门外马鬃隙深水外洋游弋，开始侦察台湾的动向。当时驻守台湾的清军发现后，为了截断其前往嘉、彰地区的去路，主动出击，自北而南奋力堵截，最终英国舰船不得不开炮掩护自己撤退，一路向北逃去。
英军侦察台湾动向的做法，倒是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他们立即将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道光皇帝连夜批示：
屡谕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以夷船沿海骚扰，亟宜严为预备。
或许仅仅是让台湾地方军政长官紧绷防卫英军侵占这根弦儿，还觉得不够，于是他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40年12月25日）再次下谕旨：
英夷包藏祸心，无厌之求，益无底止，如有不得不攻剿之势，则兵贵神速，不可稍有延迟，坐失机宜，务当体察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前调各兵，虽已有撤回归伍者，而本地防兵为数不少，尤当分布要隘，有备无患……
我们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希望台湾地方的行政长官与军事长官务必精诚团结，由此可见，他除了认识到英军的军事实力不同寻常之外，似乎也意识到清军之所以屡战屡败，也有自己内部的原因。
为了确保台湾的安全，道光皇帝还重新起用已经退休在家、精于海战的原浙江提督王得禄，作为台湾防务的顾问协同作战。
达洪阿与姚莹接到谕旨后，丝毫不敢怠慢，经过详细周密的商议，二人依据台湾的地形特点，制订了一份《十七口岸设防图说状》。这份设防图指出，台湾四面环洋，南北绵长1400余里，港汊分歧。除大船不能出入的小口岸可以忽略不计外，最重要的大口岸有七处，其余小口岸有十处，都须严加防范。
十七处口岸，南至凤山县，北至葛玛厅，纵横整个台湾南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此，达洪阿对安平大港口、四草海口、鹿耳门、郭赛港、二鲲身、凤山县的打鼓东港、淡水厅大安港、香山港、竹堑、沪尾、大鸡笼、嘉义县的树岭湖、彰化县的番仔控、王功港、五汊港、噶玛兰厅苏粤等地都做了具体安排。其中包括火炮部署、人员调配、防守职责等，安排得十分详尽。
从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到年底，达洪阿在十七个口岸，共设防守兵力三千四百八十一人，屯丁二百名，乡勇二千四百六十名，小勇五百二十名，累计兵勇达六千七百多人。
除此之外，达洪阿和姚莹还充分吸取了先前清政府和英国人交战屡次战败的教训，为了加强防御能力以及充分迷惑英军，他们一边严格训练士兵，一边在城边口岸插上诸多旗帜，力争给英军造成一种声势浩大之感。在战略方面，他们采纳了王得禄的建议，严守口岸，避免与英军在海上交战，做到以守为攻。同时对口岸的炮台加大整修力度，暗暗加装炮墩、炮墙，在城外的北门到小西门之间加筑一层外城，以增加城池防守的硬度。
经过达洪阿和姚莹的努力，台湾的防务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努力的确收到了回报。
时光荏苒，义律换成了璞鼎查，英军打下厦门又从厦门离开，璞鼎查派海军将领阿夫万率领三艘舰船前往台湾。不过这三艘舰船途中遇到风浪，其中“诺郁达”号和“安娜”号被迫停泊，只有阿夫万的坐船抵达了台湾鸡笼口。
八月十五日（9月29日），该船移泊万人堆附近。于次日黎明时分，对二沙湾炮台开炮轰击，清军反应不及，兵营被炸毁。参将邱镇功得到消息后，立即下令开炮回击，同时二沙湾旁边的三沙湾炮台开炮协助回击英军舰船。当时清军的八千斤巨炮击中敌船，致使其桅杆纷纷断落。
阿夫万情急之下下令撤退，可是由于当时风高浪急，该船被风浪吹得冲向礁石，顷刻间立即粉碎，舰船上的士兵纷纷落水，清军趁此机会驾船来了个痛打落水狗。一直到次日（30日）为止，共计歼敌一百五十余人，俘虏十九人，并从死亡的英军士兵身上搜出台湾地理形势图五十一幅，另有十张写满英文的稿纸，里边绘有城池、人物、车马等形状，印证了英军早就有进攻台湾的图谋。
台湾清军算是首战告捷，但达洪阿十分理智，他明白英军不可能只派一艘军舰进攻台湾，而且随着这艘舰船被清军击沉，英军很快就会再次袭来。
正如达洪阿所料，九月五日（10月19日），英军卷土重来，舰船短暂停留鸡笼[鸡笼：今称鸡笼。
]口之后，随即驶进万人堆，遣放两条舢板船进入海口，试图侵犯鸡笼。看到清军守卫严密，英军改变主意，表示愿意以每个人一百大洋的价钱，赎回被俘的英军士兵，结果被达洪阿拒绝。
吃了闭门羹自然心有不甘，然而此时只有两条舢板船的英军不敢贸然进攻，只能向璞鼎查汇报，希望他能够从北上的舰船中，抽出一部分以增援台湾战事。
九月十三日（10月27日）上午，配有重炮的英军重型战舰突然直扑二沙湾炮台，在连续发炮轰击后，炮台的右侧兵营被炸毁。守备许长明、参将伍云升在三沙湾的鼻头山埋伏，伺机发炮轰击，当场炸死两名英军士兵。停泊在邑头洋的英军舰船虽然离得远，但为了给攻击二沙湾炮台的舰船制造声势，也开炮声援。
清军和英军就这样在此起彼伏的炮声中一直交战到次日天明。英军眼见清军防守严密，守卫的士兵不断增加，而自身又势单力孤，因此于中午时分退出海口。
台湾之战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正式开战后，第一次迫使英军撤退的战役。和先前的几次战斗相比，清军这次之所以能够顶住英军的进攻，除了敌方的进攻力量不足外，更重要的是以达洪阿为首的台湾官兵充分利用了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对台湾防务问题十分重视，进而在战斗中能够采取主动，使得英军连续两次进犯均未能得逞。
台湾之战的胜利说明，从战略角度来讲，当时的清政府打败 “船坚炮利”的英军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像《宣宗成皇帝》实录中记载的那样：
顺天时，因地利，用人和，以顺讨逆，以主为客，以众击寡，不难一鼓作气，聚而奸旃。
然而，纵观整个鸦片战争乃至整个清朝末年的对外作战情况，清政府能够做到上述表现的时候是少之又少。在台湾之战成功退敌之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就再也没有太好的表现。
 <h3>3. 定镇失陷</h3>
英军从厦门北上，主要目标是先前已经攻陷过的定海。
定海第一次失陷的时候，原浙江巡抚乌尔恭额获罪受罚，道光皇帝改派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总督军务，其具体任务就是收复定海。道光皇帝在给伊里布的谕令中写道：
如该夷入口滋扰，即开枪放炮，尽力歼除，不必因有天津禀诉一事，转滋顾虑……务须严加察访，以为进攻之计。
要计出万全，相机剿办，如英人投递书函，不准收受。
看得出来，道光皇帝在谕令中努力给伊里布吃下定心丸，希望他不要受到先前英国人在天津做法的干扰，全力做好浙江前线的督战工作，也希望他不要像琦善那样瞻前顾后地对英国人摇尾乞怜。
然而或许道光皇帝没有想到，自己苦心的暗示，却找错了对象，原因在于伊里布是一个和琦善一样的人。
伊里布到达浙江后，第一件事就是派出代表和英国人谈判，希望对方能够归还定海，而且为了讨好对方，伊里布多次派人送去鸡鸭鱼肉到英国舰船犒劳，可是英国人丝毫不为所动，直到英军南下进攻广东，才从定海撤兵而去。
当时有人将伊里布的献媚做法报告了上去，道光皇帝极为不满，最终将伊里布革职查办，改换裕谦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总督军务。
裕谦，蒙古族大臣，嘉庆二十三年（1818）进士，先后担任主事、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无论做什么官都颇有威望。裕谦是一个保守派，反对国家的任何改革，对英国人的入侵持抵抗态度，并随时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从裕谦过往的经历来看，他虽然不是一员武将，却有着战胜一切敌人的决心。道光皇帝或许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所以才让他这个文人掌兵。裕谦到达浙江后，立即采取措施，开始加强定海一带的备战工作。
裕谦作为一方军政长管，十分清楚打仗首先要凝聚士气，尤其是定海曾经陷落于敌手，因此凝聚士气就显得更为重要。为此，裕谦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在神像前发誓，所有官兵将与定海共存亡，并立下军令状，凡私自勾结英国人的，一经查出立即处以极刑。
裕谦十分清楚，定海之战先前之所以失败，除了英军军事实力强大之外，定海的守备工作严重不足也是战败的主因。虽然当时英国军舰已南下广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裁撤浙江的防务力量，甚至继续调兵遣将。他采纳了定海镇总兵葛云飞的建议，构筑定海外城。由青垒山西脚起，至东山脚止，筑土城一道，中间设碶闸三处，作为外抵海潮，内泄湖水之用，在城山地带选择要地安设炮位，使得本来孤悬海外的定海，有了防御工事。
应该说裕谦在定海的防务问题上，虽然做得还不是十分周全，但这种坚决抵抗外敌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这在当时清政府上下已经习惯于承平之世带给他们惰性的情况下，已属难能可贵。
裕谦信心满满，不仅在于他已经构筑了防御外敌的工事，更在于他手下个个都是猛将，尤其是防守定海的三个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寿春镇总兵王锡朋。
裕谦到达浙江后，让三个人统筹协作共同防守定海—用三个总兵级别的将领防守定海，可见裕谦多么重视这里的防务。三位总兵到达定海后，针对防务进行了详细分工。郑国鸿驻守定海东侧的竹山门，葛云飞驻守北侧的晓峰岭，王锡朋驻守西侧的九安门，互为掎角之势，其中葛云飞与郑国鸿形成连营之势，王锡朋负责支援，三镇总兵所拥兵力有五千人左右。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日（1841年9月16日），英军舰船第二次到达浙江沿海附近，为了彰显拿下定海的决心，他们在舰船上竖起大旗，上书十个大字：宁镇要通商，定海永不还。
相比于第一次侵占定海，这次英军十分小心谨慎，原因在于他们探得裕谦已经下大力气做好了防务工作。他们先以小船在镇海县双基海口登陆，试图进一步探听虚实，结果被守备黄梦赉率兵击退。
八月十二日（9月26日），四艘舰船再次袭来，这一次的主攻方向是郑国鸿防守的竹山门。英军当时试图从水路进入竹山门。最先发现他们的是葛云飞，他立即指挥清军在半塘土城发炮轰击，将一艘英军较大舰船的桅杆击断。英军看到这一侧的清军防守较为严密，立即转至大渠门，又被镇标左营游击张绍廷在东港浦土城击退。此后的八月十三日（9月27日）至八月十六日（9月30日），英军又接连三次侵袭定海，都被清军击退。
面对英军的几次进攻，清军虽然只获得小胜，但也说明裕谦加强定海防务所做的一切起了作用。令人忧虑的问题也有，比如敌方的几次小规模侵袭，已经使连日作战的清军开始面临困难的局面，其一是粮食短缺，其二是连日作战导致士兵们精神紧张而疲劳不堪。加之几日来风雨交加，清军士兵始终立于泥泞之中，战斗力受到极大影响。不过即便如此，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这样一支疲惫之师，居然在此后不久，打出了鸦片战争开战以来最为壮烈、最为荡气回肠的战斗。
英军二次进攻定海的兵力，舰船有五艘，汽船有三艘，登陆作战的兵力分为两个纵队，共计三千五百人左右，另外还有招募的一些当地的亡命徒充当辅助力量，总数上略超过清军。在火力上，清军在定海及土城上共架设了二十二门火炮，城垣周围有大小火炮四十门，另外水师战船上有十门铁炮。清军的作战武器是冷热并用，而英军的现代化武器的杀伤力则远远超过清军，仅一艘大型战舰的火炮就有七十至一百二十门不等。另外，由于定海孤悬海外，使得清军的后勤补给不能及时跟上。
其实，三个总兵最清楚定海前线是个什么状况，因此为了缓解紧张局势，三人曾经屡次请求身在镇海大营的总指挥官裕谦，希望多多增援火炮。但裕谦身边负责文案的人因为葛云飞性情耿直，在呈递文书时没有礼品馈赠，因此故意压下文书。进而此人又代替裕谦批复，说定海一地屡次要求增兵，实属小题大做，三镇总兵的这个做法，是为将来一旦定海失守而推卸责任，因此不能批准增援火炮的请求。
一个管文案的竟可以代替地方一把手批复关于海防的文件，足可以说明裕谦虽然在加强定海的防务方面确实很努力，但很多地方做得并不到位。
例如，裕谦在分析定海防卫能力时，认为其众山环绕，东、西、北三面都可以屯兵，以及可以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是定海防卫的优势所在。英军火炮固然威力十足，但不能登山进攻，清军的冷兵器可以发挥自身优势。即使陷入困境，以定海的地理位置来看，也可以乘夜撤回大陆。这种看法很片面。
看后来的战争过程，裕谦大营的兵力并不充裕，无法抽调更多的援兵增援定海，加上连日的逆风大浪无法渡航，使得定海成为孤岛。
裕谦到达浙江后，对镇海的防务十分看重，这一点从他将大营设在镇海就可以看出。然而定海和镇海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裕谦虽然也注意定海的防卫工作，但他认为镇海是浙江洋面的要口，定海则孤悬海外，并非完全可守之地。而镇海一旦有闪失，则直接关系到数省的安危，沿海一带必将受到巨大的冲击，只有保住镇海才可保住大局。但他没意识到，定海是镇海的门户，门户一旦打开，镇海一点儿缓冲的余地也没有了。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定海等于失去了镇海这个大后方，进而最终造成了定海一战的惨败。
八月十七日（10月1日），英军对定海正式发起了总攻。这天拂晓时大雾弥漫，英军强行登陆后，便破釜沉舟将舰船遣走，以绝撤退之心。当时英军兵分三路，一路由东港浦入侵攻打九安门，一路强攻晓峰岭，一路由五奎山迎面攻打。
攻打九安门的英军遭到了守将王锡朋的顽强抵抗，不得已而转向进攻竹山门、晓峰岭。该地守军在英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渐渐有些不支，担任总后援的王锡朋派一部分清军援救竹山门，自己则带领另一部分支援晓峰岭，由此战争开始进入白热化—清军多次打退英军的进攻，但是在英军火炮的猛烈轰击下，自身有着大量伤亡。
英军依靠精良的武器装备，连续不断地向清军发起一连串的进攻。清军的抬枪、鸟枪由于使用过于频繁导致枪筒红热发烫，不能继续装填火药，只得用大刀长矛与冲上来的英军展开厮杀，一下子就把清军的短板暴露在英军面前。一直到傍晚时分，疲惫不堪的清军终于未能阻挡住进攻，英军成功登上晓峰岭。负责援救的王锡朋亲自与登上峰顶的英军搏杀，不幸中炮被炸断一条腿，最终被英军乱刀砍死。当时王锡朋带领的寿春兵虽然奋力拼杀，无奈武器落后，最终几乎全军覆没。
晓峰岭被攻占，使得竹山门暴露出势单力孤的缺陷，英军看准这一时机复攻竹山门。清军连日苦战，火器弹药消耗殆尽，有人劝守将郑国鸿退保晓峰岭与葛云飞合兵一处，遭到郑国鸿的坚决反对。在郑国鸿看来，如果丢了竹山门，就算夺回来晓峰岭也不能自存，因此他继续坚守阵地，最终被英军炮弹击中阵亡，竹山门终至失陷。
英军攻下竹山门后，一路沿土城东进，与停泊在东浦港的舰船和五奎山上的炮兵一起攻打关山炮台，而驻守炮台的就是葛云飞。从当时的形势看，关山炮台是定海的最后一道防线，葛云飞责任重大。这位性情耿直的总兵，连日来与士兵们同守阵地，多次打退英军的进攻。竹山门的失陷，意味着关山炮台要应对来自四面八方的英军的进攻。葛云飞试图移动大炮轰击冲上来的英军，可是由于连日来的大雨，使得阵地泥泞不堪，大炮陷入泥中难以移动，等到把大炮摆好位置，英军已经冲上了炮台。
英军将关山炮台围得水泄不通，葛云飞手持大刀带领士兵左冲右突，砍杀了不少英军，但一名敌军士兵冷不防从一块岩石上跳下来，用长刀猛劈，葛云飞的脸部立即被削去大半。即使这样，这位宁死不屈的将军依旧脸带鲜血与英军继续厮杀，最终身中四十余刀，阵亡在竹山门的崖石边。
据说，葛云飞阵亡时身体直立，左手依旧持刀，虽然失去半个脸颊，但左眼依旧圆睁，就连英军将领也不得不钦佩葛云飞以及所有在定海一战中阵亡的官兵。
就这样激战六昼夜，三镇总兵一日之内全部阵亡。
英军有将领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
“（葛云飞）僚属和我们军队短兵相接，都英勇地与他同时殉节。高地上的清军旗手选了一个最为显著的地方站着摇旗呐喊，丝毫不怕落在他周围的从我军舰船上打出来的炮弹。”
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是什么？不是来自本方的肯定，而是让敌人不自觉地产生敬佩之心。
前边我们说过，定海和镇海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定海二次失陷后，镇海等于门户大开。虽然镇海东北有招宝山，上有威远城，而且明朝时有防御倭寇修筑的天然工事，属于易守难攻之地，但那是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在英军的火炮面前，镇海相当于一个活靶。
裕谦对于镇海防务十分看重。他在招宝山、金鸡岭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将石头投进大浃江口，并暗钉木桩，水面上用铁索拦截，另外准备了一些小船，作为火攻之用。海口的南北两面建筑石垒安设炮位，在金鸡岭上加筑土墙，作为防守军队的依托。当时在英军攻打镇海之前，各炮台共安设大小火炮十六门。
镇海守军虽然有数千人，但因为三位总兵阵亡以及担任指挥的军队大部分覆没，裕谦手下仅有的亲兵加上徐州兵只剩下千余人。虽然他急调八百名江宁兵以增强防守兵力，但直到镇海开战后，这些人也没能赶到镇海。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1841年10月8日），英军在镇海外海的黄牛礁附近集结，开始派出侦察人员对镇海防务进行侦察。次日，英军完成了进攻准备，开始拟订详细的进攻计划。
针对镇海的防务以及地理形势，英军的计划是以舰船大炮首先摧毁金鸡岭、招宝山上的清军防御工事，并同时阻止镇海县城的增援清军，用火炮掩护英军登陆攻占两山，最终水陆并进一举攻下镇海。
二十六日（10日），英军分兵进攻。向金鸡岭进攻的一路，乘舢板船驶入小浃江登陆，绕向该山后侧实施两面夹攻，清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顽强抵抗，多次与英军展开肉搏拼杀。最终总兵谢朝恩落海阵亡，守军因伤亡惨重而不得不退出金鸡岭。
就在金鸡岭上一片混战时，另一路进攻招宝山的英军倒是十分轻松，原因在于看到英军攻上金鸡岭后，招宝山守军立刻慌作一团。负责守卫的浙江提督余步云，也没有稳定军心，而是自己首先撤出阵地，最终导致招宝山阵地被拱手让出。
余步云作为一个军人，知道不应擅离坚守的阵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裕谦之间有矛盾，而且也不主张对英采取武力对抗的策略。
余步云本身是浙江的一把手，而裕谦到来后，他自然而然就降低了身份，这让他内心十分不爽，因此时时处处与裕谦作对。裕谦也看出余步云对自己处处掣肘，因此请求道光皇帝把他换掉，只是还没来得及进行人员安排，英军就已经开始了进攻。
早在英军刚刚进攻镇海之时，余步云突然跑到城中面见裕谦，请求不要开战，希望和英国人讲和，其理由是保全城中数万生灵，而且自己家中还有妻儿老小三十多口人指望着他。
裕谦果断拒绝，并命令他必须坚守阵地。余步云表面表示遵从，结果当英军大举进攻招宝山时，怀着对裕谦的怨恨，余步云率先弃阵而逃。裕谦闻讯大怒，立即指挥镇海守军发炮阻拦，但余步云依旧率领亲兵逃往宁波。
招宝山、金鸡岭二山的失陷，使得裕谦布置的镇海整体防务如同被截掉了双臂。占领招宝山的英军，利用炮台山的清军大炮，居高临下地俯击整个镇海城，同时在火炮的掩护下架云梯开始攻城。裕谦登上城楼亲自指挥，但在英军大炮的猛烈轰击下，不得不退出战斗。
镇海败局已定，裕谦为了实现他与城共存亡的誓言，命令副将丰伸泰将钦差大臣的关防书送交巡抚，然后跪地向京城方向叩了三个头，投水自尽身亡。
镇海战事结束后，英军立即启动了攻打宁波的计划。
为了彻底控制舟山一带的海岸线，英军在攻占镇海后的八月二十八日（10月12日）继续北上，并一路进行测量和侦察，结果发现驻守宁波的清军毫无戒备，于是在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清晨，海军司令巴尔加率领八艘舰船以及七百余名士兵开始向宁波进犯。
当天下午，英军舰船到达宁波东城的灵桥门下，驻守这里的是从招宝山逃出来的余步云以及宁波知府邓廷彩，守军有两千余人。如果余步云事先做好防务工作，在宁波与英军是可以一拼的，可是这位坚决主张不抵抗的将军，早在英军到来的前一日就从南门逃往了上虞，英军未放一枪一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宁波。
宁波失陷意味着英军切断了大清帝国海路南北之间的联系，等于扼住了大清帝国的海路咽喉。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彻底愤怒了。
自开战以来，道光皇帝得到最多的奏报，基本上可以用四个字概括，那就是“战败”和“失陷”。然而直到现在为止，宁波的失陷最让道光皇帝恼火。在他看来，可以接受战败的结果，但绝不接受未放一枪一弹就将城池拱手让人的事实。据说他看完奏报后，愤恨地扔到地上，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何以逆夷一到，遂尔失守？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志。非逆夷凶焰竟不可当，实我兵弁临阵脱逃，几成习惯。
看来道光皇帝十分清楚他治下军队的真实模样。在这种现状下，葛云飞、裕谦等人的死虽然悲壮，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军队的精神面貌。
然而，就算道光皇帝再清楚军队的涣散状况，除了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将临阵脱逃的余步云之流处斩之外，他也丝毫想不出办法来扭转军队的颓势。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人事上进行调整，派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的奕经到浙江去收拾烂摊子。
 <h3>4. 浙东惨败</h3>
英军接连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大清帝国的东南沿海形势已经极为紧张，其辐射效应已影响到了江苏、山东、直隶等省。英军已经发出警告，如果清政府再不考虑英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将继续发动攻势。在这种形势下，大清帝国内部求和之风再次开始吹起。
先前由于皇帝陛下坚决主战，大臣们即使有求和之心，也只能憋在心里。而现在一败再败，英军又扬言发动新的进攻，皇帝陛下可谓是心急如焚，于是一些大臣又试探性地向皇帝陛下提出求和之策。
例如，御史黎光曙认为，定海和镇海之所以失陷，是由于排兵布阵过于单薄，未能层层设伏。在他看来，海防炮位应该设三层，第二层要强于第一层，第三层也应该比第二层坚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还不如不战。浙江巡抚刘韵珂则认为，自古以来对付夷狄，无外乎战、守、抚三种策略，如今战和守全都不利，而抚又不想去做，那就只能束手无策了。
两位大臣虽然没有直接把话说出来，但意思其实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求和。
然而作为帝国最高的决策者，道光皇帝却不这么想。或许老板和员工的立场永远不会一样。
面对大臣们想要求和的议论，道光皇帝力排众议，继续坚持抗英主张。就这样，奕经继裕谦之后，成为钦差大臣奔赴浙江，继续和英国人较量。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四日（1841年10月18日），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与正蓝旗蒙古都统哈良阿，参赞大臣固原提督胡超，一起奔赴浙江。
奕经是乾隆皇帝第三子永璋王的孙子，先后担任过乾清门侍卫、奉辰院卿、内阁学士、护军统领等职。道光五年（1825）迁任兵部侍郎，道光十年（1830）平定张格尔叛乱后，历任户部、吏部侍郎。
据《清史稿》记载，奕经是清朝皇室中“颇欲有为而不更事，尤昧兵略”的人物。从其态度来看，他是和道光皇帝保持一致的主战派，本来大学士穆彰阿奏请奕经带着琦善前往浙江，但被奕经拒绝。他的理由是：如果决定和英国人议和，可以带着琦善；如果决定和英国人继续开战，那就不要带他。
奕经这种坚决主战的态度深得道光皇帝肯定。临别之前，道光皇帝亲自在勤政殿接见了奕经，希望他到了浙江后能够申明军纪，对官兵要恩威并用，力争扭转颓势。带着道光皇帝对自己的殷切希望，奕经踏上了奔赴浙江的行程，此时他可谓是信心满满。对于先前琦善向英国人摇尾乞怜的做法，奕经颇为不齿，现在轮到他施展拳脚了。
虽然奕经不缺信心，但“尤昧兵略”的他并没有面对英国军队的资格。两个不同世界的碰撞，终究会让他吃尽苦头。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一（1842年2月10日），奕经等人到达杭州，随后不久，各省调拨的援军也陆续抵达慈溪。在奕经等人的调度下，军队开始进行紧张的备战。奕经十分清楚此次来到浙江的任务，主要就是收复已经被英军攻陷的定海、镇海、宁波等地。针对英军火炮威猛以及清军自身武器落后的现状，奕经决定采取明面佯攻暗中偷袭的战法，一举收复三城。
从两军实力的对比来看，奕经的这种策略也算是比较对路。然而接下来他所做的事情，却让人大跌眼镜。
奕经身为皇亲国戚，本身就有皇族们普遍迷信的通病。这次对英作战，奕经在订下暗袭计划之后，首先做的并不是对将领们进行军事部署，而是召集一些当地所谓的“奇人异士”商讨用兵方案，又向位于西湖岸边的关帝庙求签占卜，得到“虎头之兆”后，很是欣慰。
具体的作战部署方面，奕经决定分三路对英军实施进攻。东路由海州知州王用宾统兵驻防乍浦，以部将郑鼎臣作为先锋，陆续渡海后潜赴舟山群岛及定海城内外预先埋伏，从水路进攻以收复定海。南面进攻分为两路，一路由总兵段永福统领，游击将军张富统兵作为后援，在慈溪西南三十里的大隐山集结，一半潜伏在宁波城外，另一半潜伏在大隐山，两部分人马进攻宁波；另一路由副将朱贵统领，游击将军黄泰弟统兵为后援，在慈溪门外地大宝山集结以进攻镇海。
除了上述三路之外，奕经还在宁波、镇海之间的梅墟预先埋伏士兵，用以半途拦截英军舰船，命余步云统兵三千在奉化堵防英军，文蔚领兵两千进驻长溪岭，而奕经则亲自领兵三千驻防绍兴以东的东关，以居中调度。
奕经的作战部署也还算是比较周全，但在作战准备工作方面，就非常不充分了。尤其是当英军派兵捉拿当地乡民，从被抓者口中得知清军有大规模集结的迹象后，奕经担心自己的作战计划会提前泄露，因此仓促地决定于正月二十九日（3月10日）夜间，发动同时收复三城的进攻。
段永福率领进攻宁波的清军率先打响第一枪，都司李燕标带领四百名勇士冒雨开始进攻宁波南门，在内应的积极配合下，杀死守门英军士兵后，冲入城内直奔府署。由于府署门坚墙高，清军一时间难以攻入，只得用火绳枪向府署内射击。英军很快就反应过来，成群的士兵冲出府署，用短枪向清军射击。在英军先进的短枪面前，清军的火绳枪很快失去优势。而且还有不少英军士兵爬上府署屋顶，居高临下向集中在街区的清军射击火箭，清军顿时伤亡惨重，遂溃败而逃。
天明之际，段永福率领大队人马赶到西门。由于英军已经有所戒备，将城门紧闭，段永福只得下令让士兵登墙强行进攻。可是由于城墙高大，此方案难度很大，即使是费力进入城内的清军士兵，也瞬间被英军打死。段永福无奈之下，只得下令撤兵。
同时，从大宝山出发进攻镇海的一路人马，也遭到了英军的打击。
朱贵指派都司刘天保为先锋，带领数百人从镇海西门发起进攻。虽然在内应的配合下，清军顺利进城，但进城后遭到英军的顽强抵抗，进而双方展开了拉锯战，清军三次冲入三次退出，始终未能真正攻入城内。此时，朱贵率领的后军虽然急促行进，但因为大雨而迷失方向耽误了时间，当行至距离镇海仅十八里的秒圣寺时，得悉段永福已经在宁波受挫。朱贵准备率军前去增援段，却接到大营文蔚的急令，立即回师长溪岭保护大营，而后又让他移防大宝山。这就使得作为先锋的刘天保不可能得到大队人马的支援，最终因担心陷入英军的包围，而不得不退出战斗。
反攻宁波和镇海的两路人马撤出了战斗，而反攻定海的清军情况则更加糟糕。按照计划，知州王用宾率军由乍浦潜渡岱山进攻定海，然而刚渡过一半，就被英军发觉，当即遭到英国舰船的阻击。早在正月二十六日（3月7日），英军舰船驶至岱山，次日清晨英军登岸突袭埋伏在那里的清军，清军由于反应不及一触即溃，反攻定海的一路清军，在奕经约定的反攻日期之前，就已经被英军击溃，没能和反攻宁波、定海的清军共同举事。
英军在打败清军的三路反攻大军后，立即由守转攻，向大宝山发起猛烈进攻。
大宝山位于慈溪城西十余里，是守卫慈溪的一道屏障。清军三路反攻失败后，其主力开始集结在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以三艘舰船和数十条舢板船，以及士兵一千二百余人，携四门重炮沿姚江而上。二月四日（3月15日）中午时分，英军抵达慈溪以南的大西坝，除了留下一艘舰船和少量兵力以防清军截断归路之外，其余的人全都由大西坝登陆，向内行进十五里，直扑慈溪南门。清军主力当时驻扎在大宝山，慈溪城内的守军并不多，因此英军并没有在那里与清军接战，而是直接穿城而过，出北门攻打大宝山清军营地。
清军方面，防守在左翼的刘天保部百余人，在进攻镇海时丢失了大部分火器，此时还没来得及进行补充，因此稍作抵抗后便被击溃。于是，英军开始前后夹击朱贵防守的大宝山右翼。作为一名勇冠三军颇有威信的将领，朱贵在英军两路夹击之下，并没有慌乱，而是带着亲自招募并跟随自己多年的固原军五百人与英军展开血战。
面对英军的大举进攻，朱贵在拼杀中肩部负伤，手下士兵伤亡大半，弹药也消耗殆尽，而此时守卫后山的乡勇在英军火炮的强势攻击下，被迫退出战斗。这就使得英军占领后山后，可以随即加强火力，对朱贵的阵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
眼见围攻的英军越来越多，朱贵将所执战旗立在城墙边上，跃马持刀冲入英军之中，手刃多名敌军士兵，自己则最终因身中火炮而阵亡。其子见状，指挥剩下为数不多的清军继续作战。其中二子朱昭南连杀数名英军，最终因寡不敌众，被英军士兵砍得体无完肤而殉难。三子朱共南在拼杀中也因身中数刀而昏迷不醒，好在战斗结束后清醒了过来，眼见父兄已死，只得脱衣掩盖尸体，眼含热泪地离开了大宝山。
大宝山之战可以说是自鸦片战争开战以来，打得较为惨烈的一场战役。后来英国人承认，在整个鸦片战争过程中，遇到的最顽强的中国抵抗军队就是朱贵的陕甘固原军。正像英国人宾汉后来所说的那样：（朱贵）坚持得很好，守住了山，只是最终寡不敌众才丢掉了大宝山。
英军攻占大宝山后，立即向长溪岭的清军大营进发。文蔚虽然拥兵数千，却不敢与英军交战，于二月四日（3月15日）夜间只身弃军逃走。军无主将，于是全军大乱。
最终，英军将大宝山、长溪岭两地的工事、火药等尽皆损毁。由于劳师远征，担心遇到清军埋伏，两天后英军撤回了宁波。
至此，奕经策划的三路反攻英军，意图收复镇海、定海、宁波三地的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充分体现了他的无能。正像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对奕经所描述的那样：
此人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善写文章，但是他的军事经历主要限于主管御花园和猎苑，以及指挥北京的禁军。……在战斗前夕，大多数部队拖着艰难的步伐，越过泥泞的道路和沟渠而进入阵地；又因道路泥泞，运粮困难，军队曾多日断粮，士兵体力消耗殆尽，又受雨淋，又挨饥饿，他们就是这样准备进攻的。
可以说，奕经本身不具备军事才能。俗话说得好：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道光皇帝过分信任他身边的满族将领甚至内臣，因此浙东惨败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奕经为了推卸战败罪责，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除了渲染英军船坚炮利之外，还大肆污蔑浙东地区到处充斥着汉奸，以致自己的作战计划被提前泄露给了英军。
很长时间以来，道光皇帝都颇为郁闷，除了鸦片战争的三场前哨战之外，自己派出去的人无一有胜绩者，这让他开始反思自己坚决主战的做法是不是错误的。浙东惨败之后，道光皇帝虽然暂时还没有向英国人妥协的打算，但对英抵抗到底的决心已经开始动摇。这一点从他重新起用已被革职的伊里布赶赴浙江，全权处理对英事务就可以看出来。
 <h3>5. 吴淞抗战</h3>
让道光皇帝没有想到的是，伊里布以及随后到达的钦差大臣耆英虽然对英国人采取求和之策，但璞鼎查却丝毫不予理会。不仅如此，璞鼎查针对劳师远征兵力显现不足的现状，从英国本土、印度调派大量援军，似乎是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一直到清政府接受英国人的全部条件为止。
不过，为了尽快实现战略目标，英国人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地理等情况做了全面的分析研究，认为北京虽是中国的首都，但较为贫瘠。清政府的物资、钱粮主要由南方各省经由运河输送到北京，如果进攻北京，清政府一定会迁都到更远的地方，一旦陷入持久战，英国就更不能达到想要的目的。
经过详细的研究，英国政府一致认为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沿长江向西侵占沿岸重镇，可以掠夺和勒索大批财富。更重要的是，如果占领南京，控制长江、运河两大水路，切断南方各种物资向北的运输要道，绝对能够给清政府以极大的经济威胁，从而使他们无法拒绝英国的各种要求，这样英国不仅可以迅速达到对华动武的所有目的，还能对清政府产生极大的震慑力。
综合以上分析，英军在增兵以后，开始沿长江西进封锁运河口，意图攻占南京，并于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九日（1842年5月18日）攻陷了浙江两省的海防重镇乍浦，这也标志着中英之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第二阶段正式开始。
乍浦陷落，道光皇帝预感英军下一步可能要进犯宝山、上海等地，因此他对吴淞地区的防务工作多次加以指示。在给主持上海军务的牛鉴、陈化成的谕令中，他明确指出，英军现在占有乍浦，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吴淞地区的各个海口，如果发现英船必须立即予以打击，同时要集中优势兵力，尽全力抵抗英国人的进攻。
作为江南重要军事战略要地的吴淞口，历来是海防重地。明末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指出：吴淞口南为上海门户，西为苏常藩篱，乃东南第一险要。早在明朝万历二十八年（1600），总督朗廷佐就开始在黄浦江西岸修筑炮台，清朝康熙五十七年（1718），总督长鼎又奉旨在东岸修筑炮台。此后东、西炮台又屡次改建，作为长江的防守屏障，成为大清帝国东南沿海的要塞。
当时驻守吴淞口的是江南提督陈化成。作为长年驻守在这里的将领，陈化成与手下士兵同甘共苦，因此在军中颇有威望。随着英军逐渐深入，陈化成时刻警惕。为了巩固长江防务，陈化成在宝山至吴淞镇六七里的江岸上，修筑了高约两丈、顶宽一丈八尺的土墙，一来可以在上边安置大炮，二来士兵们可以用来藏身。西炮台为吴淞口要塞的主阵地，架有十门大炮，东炮台则设置了二十余门。另外，在西炮台南侧的吴淞镇，也修筑了一个半圆形炮台，架设铜质大炮十门。
陈化成命令参将周世荣率领五百士兵驻守西炮台，四川沙营参将崔吉瑞、游击将军董永清驻守东炮台，徐州镇总兵王吉元驻守小沙背，总指挥官牛鉴也自领兵一千驻守宝山作为后援，宝山知县则带领两千名乡勇在吴淞和上海之间的东沟两岸架设炮位，并派五百士兵驻守，防止英军进攻上海。
英军方面，攻占乍浦后，于四月三十日（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开始派人探测航道。为了摸清清军虚实，英军绕过小沙背，直接驶向西炮台。陈化成发现后，不明虚实，因此以静制动，不让士兵们轻举妄动，仔细观察英军动向。即使英军发炮试探虚实，陈化成也命令士兵不予还击，目的就是为了让英军无法摸清虚实，进而不敢贸然进攻，从而使清军能有更多的备战时间。
但是，当时吴淞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牛鉴，却因为策略不当，进而导致吴淞战事出现危机。
牛鉴是一个和奕经一样没有军事才能的统帅。他判断，英军如果从海上进攻，江苏地区只要扼守住吴淞即可，而吴淞的防守又有老将陈化成坐镇指挥，一定可以大获全胜。因此他向道光皇帝报告说，五月一日（6月9日）英舰试探虚实的行动，清军不予理睬，英军无可奈何，最终退兵而去。牛鉴的奏报看似信心十足，但事实上是一种色厉内荏的表现。
五月五日（6月13日），英军兵舰越聚越多，开始用大炮轰击吴淞口内外来往的商船。面对英军的挑衅，陈化成想要指挥清军展开反击，可是牛鉴却跑到陈化成营中，和他商议不要与英军开战。
“某经历行阵，四十余年，今见贼异样，是畏敌也，且奉命剿贼，有进无退，大人勿怖。”面对牛鉴的阻拦，陈化成断然拒绝。牛鉴哑口无言，最终只是说了句：“陈老将军好自为之。”便离开了陈化成的军营。虽然没能阻止住陈化成，但牛鉴是吴淞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如果得不到他的有力支持，陈化成会在未来的抗英道路上步履维艰。后来的事实证明，牛鉴的思维方式，注定了陈化成所率清军会在吴淞抗战中成为一支孤军奋战的军队。
五月八日（6月16日）清晨，英军开始向吴淞正式发起进攻。英军以三艘重型军舰从正面进攻西炮台，四艘轻型军舰突入黄浦江内，进攻东炮台和吴淞镇炮台，威胁清军侧后，并掩护部队在吴淞镇完成登陆。
陈化成当时亲临西炮台督战，据《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一书记载：“火弹如飞，络绎不绝，军门左右转侧，炮子均不着身，且平时教习士卒，熟习避炮之法，故我兵伤亡者少寡。”
西炮台的守军在陈化成的指挥下，以猛烈的炮火阻击英军舰船，激烈的炮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击伤数艘英军舰船，死伤二十余人。后来一名英国军官回忆这次战斗时说：“我方舰队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最为厉害。”
不可否认，西炮台守军之所以能给英国人留下这种印象，老将陈化成的备战以及临战指挥功不可没。可是牛鉴在宝山听说陈化成打了胜仗，全然忘记激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立即坐上官轿，摆开仪仗前呼后拥地出南门前去观战。舰船上的英军立即发现了这一目标，当即集中炮火向牛鉴的仪仗队猛烈轰击，牛鉴吓得出轿奔逃，随行的河南参将陈平以八百藤牌掩护。为了逃命，牛鉴不顾自身形象，当即脱下官靴，扔给手下士兵后急忙逃走，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由于牛鉴及其随行队伍的溃散，使得东炮台的守军阵脚自乱，英军乘机在东炮台成功登陆。这使得陈化成驻守的西炮台顿时显得势单力孤。
英军攻陷东炮台后，立即将进攻东炮台的舰船全部调集到一起，开始集中火力进攻西炮台。陈化成指挥守军奋勇还击。清军火药质量低劣，有的大炮因发射时久而炸裂。在形势危急时刻，参军周世荣却又率军脱逃，阵地上只剩下主将陈化成以及八十余名士兵。即使如此，陈化成依旧指挥剩余守军继续反击。
在激战中，西炮台的守军伤亡很大，陈化成亲自开炮，双手被震伤，鲜血也已染红战袍，腿部又负伤严重，他忍着剧痛向驻守小沙背的王志远打信号旗语求救。王志远虽看到了旗语，但因为惧怕英军猛烈的火炮而逃出阵地。结果，英军在小沙背登陆，从西炮台背后袭来，使得西炮台立即陷入了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
牛鉴眼看清军抵挡不住，派人三次传檄命陈化成退兵放弃西炮台，都遭到了陈化成的拒绝。英军越来越多，为了增强前沿兵力，陈化成命令在后面待命的徐州兵同在前沿作战的太湖兵调防。可是太湖兵刚刚从前沿开始后撤，本应坚守前沿阵地的徐州兵却随着太湖兵一同后撤，结果引起清军阵脚大乱，英军乘机拼死突进，最终抢占了宝山。
“垂成之功，败于一旦，制府杀我也！”
愤怒之下的陈化成不禁高声大喊，一怒之下将自己的战刀砍在身边的石头上。
老将陈化成眼看大好局面终因为将不能兵而功亏一篑，禁不住老泪纵横，在他看来自己本可以扭转战局，只是现实让他有一种无力回天之感。
眼看战事已经无法扭转，陈化成将提督之印授予身边的千总官，命他送往松江府，自己则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于是八十余名士兵，挥舞着大刀竭尽全力向英军冲去。陈化成虽已负伤，但仍左手擎旗督战，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渐渐体力不支声音渐微。
“尔毋畏，尔施枪炮。”
这是陈化成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八日（1842年6月16日），陈化成阵亡于吴淞宝山西炮台，终年六十六岁！
陈化成阵亡后，其遗体被武进士刘国藏于芦苇之中，战争结束后收殓于嘉定城中，当时城中百姓纷纷奔走哭送祭奠。而这位抵抗英军的老将军也得到了对手的尊重，他们说：“不畏江南百万兵，只怕吴淞陈化成。”
宝山东、西炮台全部失陷，吴淞口等于失去了重要防守屏障。道光皇帝得知消息后，急忙派遣参赞大臣赶赴江苏，同时命令耆英、伊里布奔赴上海，并加封刘允孝为江南提督，让这些人重整吴淞地区的军心，不要妄传宝山失守的消息，以免涣散军心。
另外，道光皇帝还命令，将储藏在上海城内的军械器具等尽快转移，并一再谕令各地，不可与英军在海上交锋，如果迫不得已必须交战，也要将其引诱到岸上再设法歼灭。
看得出来宝山一战后，道光皇帝已经将内心所隐藏的求和意向间接地表露出来。然而纵使道光有意停战，也派人前去稳定军心，吴淞地区的实际糟糕情况却远远超出了这位皇帝的想象。
宝山战败后，上海地区闻讯大震，地方官自苏淞太道以下，相继弃城出逃，当地富户也大量逃亡，城内官员只剩下知县刘太斗、典史杨庆恩等人。之后的五月十一日（6月19日），英军由吴淞南下，另以九艘舰船顺黄浦江而上，从水陆两个方向进犯上海。登陆英军由新闸门直趋北门，知县刘光斗被迫逃离，而典史杨庆恩则自杀殉国。
英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上海，随后就开始在城内四处劫掠。曹晟在《十三日备尝记》中，记录了亲身经历的英军抢劫的情况：
十二日（6月20日）……有数洋人持械破门，入室倾箱倒篓，凡一切银钱首饰，细而软者，虽微必攫，迨抄掠毕，以刃加予颈，索蓄藏……
洋人……捉民当差。凡运炮位火药及动用等物，一切抬杠劳务，悉驱百姓，无分僧道绅富，偶为所得，竟日夜不能脱，且有羁于船而不还者。
事实上，英军当时的野蛮行为，就连英国人也不得不承认：军队不断地为所欲为，掠夺城市住宅，征召船夫劳力，酒后侮辱当地妇女，把住户抢掠一空，然后以火焚烧，很多城市居民逃亡外乡，使守军在城里，无法弄到给养。
上海作为江南重镇，它的失陷意味着英军可以沿着运河一路北上，直逼北京朝廷。英军虽然在上海大肆劫掠，但并没有因为占据如此重镇而心满意足，他们始终记得对华动武的目的并不是要彻底占领这片古老的土地，而是要让大清帝国接受自己的全部要求。现在已经占据了可以直通北京朝廷的重镇，他们当然懂得如何利用这个便利条件，继续向清廷施压，于是在这种情况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镇江之战就此开打。
 <h3>6. 镇江血战</h3>
道光皇帝对江苏一带的防务早已关注，在战争连连失利的情况下，尤其是英军占领上海后，他对被称为漕粮通道要害的京口防务更为关注。当时京口重镇镇江城的防务是道光皇帝关注的重中之重，为了加强镇江的防御力量，道光皇帝同意将四百名青州兵移驻镇江城内。
不过，道光皇帝同时也叮嘱京口官员，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从他省调运的兵员上，要就本地的守军情况加强防备英军，要激励本地民众共同防御，并在江河扼要处设防阻敌。同时谕令牛鉴，让其在沿江一带处处设防，并让奕经调拨六千士兵前往江苏进行堵防。
英军既然已经占领上海，又可以通过水路直抵京师，所以可以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来恫吓身在北京的道光皇帝。他们也确实吓住了清政府高层的一些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妥协之风开始抬头。例如耆英就命令常熟、通州、江阴等地的州县官员为英军送去牛羊加以安抚，牛鉴也让沿江各州县，禁止对英军开炮。
清政府的官员们对英开始妥协，但沿江民众则丝毫不妥协，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反抗英军，使得英军进展比较缓慢。加上不熟悉航道，直到七月中旬，英军舰船才抵达镇江辖区的江面之上。
直通京师的京口防线重镇镇江，进入了英国人的视野之中。
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是运河的咽喉，更是江宁地区的屏障、南北交通的要冲。镇江城地处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地势十分险要，是大清帝国漕粮运输的中转站。
英军占领上海后，道光皇帝就对镇江防务做出过明确指示：
唯京口系各路汇总要道，该逆船只所必经，若将京口设法守住，自不至分窜各处，并直犯省城。”
当时驻守京口地带的是副都统海龄。海龄是当时朝廷妥协之风抬头后，力主继续武力对抗英军的为数不多的将领。但他和奕山、奕经等人一样，并不是个将才，当英军第二次攻陷定海后，为了阻止英军继续深入内陆，他奏请沿海通商码头全部封闭，以绝英军登陆之地，这等于因噎废食，好在后来因为裕谦反对没有实现。
综合起来看，镇江当时的防务力量相对比较薄弱，城内的一部分大炮因为支援吴淞前线而被抽调走，仅留下几门防守城池。但道光皇帝为了加强防守力量，先后调集四川提督齐慎和湖北提督刘允孝各自带领辖区的千余名士兵一起前往镇江协助防守，并指示牛鉴、齐慎、刘允孝等人要在当地积极招募乡勇，可以利用地形，对英军实施火攻。为了不使京口防务出现纰漏，道光皇帝还指示耆英，必须为镇江提供源源不断的保障措施，不要让该地区的防务出现各方面的缺失。
事实上，如果当时驻防镇江的所有将领，全都按照道光皇帝的指示齐心协力去做，应该还是可以与英军掰一掰手腕的。但是，海龄决定采取闭城自守的策略，准备与英军打一场消耗战。
海龄认为，闭城自守是抵抗英军、保住镇江的最好办法。闭城可以杜绝汉奸活动，但实际上也是禁止百姓出城，他的理由是：百姓不出城，城内消息传不出去，汉奸也进不来。这样可以防止内外勾结，即使城内混入汉奸，闭城可以使情报送不出去，也可以抓捕汉奸。为此，海龄下令，凡发现有陌生面孔、不同口音、形迹可疑者，要随时抓捕严惩。
在海龄闭城自守的指导思想下，镇江城所有人不得出城一步，甚至将驻守在城外的四百名青州兵也撤进城内，分别驻守四个城楼，进而造成东码头至圌山一带设有炮位的地方，都成了无人防守的空炮位。
海龄抗英的决心毋庸置疑，但他的闭城想法却是一种消极被动防守，不仅没达到巩固城池的目的，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1842年7月6日），英军六十余艘舰船，载兵一万余人驶离吴淞口，一路向西进犯。沿途经过的福山、圌山等长江险隘处的炮台守军，因为兵力单薄，只是稍微抵抗，便放弃阵地逃走。六月七日（7月14日），英军摧毁圌山关炮台后，派测量船探航继续前进，三天后全部舰船抵达镇江江面，随即封锁瓜州运河北口，阻断清军北上的漕运通道。
六月十四日（7月21日），英军开始对镇江发起进攻。当时参加攻打镇江的英军士兵将近七千人，他们被编为一、二、三旅和炮兵旅。其中担任主攻的是右翼，为英军一、三旅和炮兵旅，负责攻打镇江东北的清军，目的是牵制分散清军兵力，使清军不能彼此呼应。不过右翼英军真正投入实战后，并没有遇到清军抵抗，而是顺利地从金山登陆。
顺利登陆后，英军第一旅直接到达清军山坡上的兵营，齐慎率领清军与英军展开激战，把总周兆熊亲自点燃大炮轰击英军，导致英军第一旅司令官阵亡。清军趁英军大乱之际顺势从山坡上压下，想要给予迎头痛击，英军眼见清军来势凶猛，便将舰船上的大炮推到岸边，向清军进行猛烈轰击。经过数小时的激战，清军终因英军火力威猛，又得不到增援，渐渐不支，最终撤出兵营，败退至新丰镇。
与此同时，英军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带登岸，直插北门城下。三国时期吴国大臣鲁肃的坟墓就在此地。当地谚语曰：若要攻北门，须掘鲁肃坟。因为坟墓虽然在城外，但坟里有隧道直通城内。英军当时动用云梯攻城，遭到守城士兵的顽强抵抗，云梯全都被推了下去，有的清军甚至扭住英军一起滚下城墙。英军从正面攻城不下，便出重金雇用当地的“土棍”，在这些人的带领下由鲁肃坟墓内的隧道直接潜入城内。
北门被攻破，英军立刻冲入城内，开始转向进攻西门。当时攻打西门的英军在大炮的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西门的外门，从北门攻进来的英军又将内城门打开，结果大队英军从西门而入。
守城清军奋起抵抗，与英军在城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青州兵素来以善战出名，每名士兵都挥舞着大刀向英军头上砍去。据《宣宗成皇帝实录》记载，当时的青州兵的状态是：
奋勇格杀，至血积刀柄，滑不可握，犹大呼杀贼。
犹复短兵相接，腾掷巷战，击毙贼且数十百人，直至全军尽溃，力不能支。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战争的惨烈程度，当然也能看出清军的伤亡程度，问题的关键是，清军的抵抗不可谓不激烈，然而终因寡不敌众，没能守住镇江城。
海龄眼见镇江城已不保，于是领军撤出城，在路过家门口时，其妻叮嘱他一定要身先士卒地督战，绝不能丢弃镇江城。为了断绝海龄的后顾之忧，其妻带着子女投入火中自尽。海龄悲愤交加，带领身边的四十多名士兵原路返回冲向英军，与之展开厮杀。随着英军越聚越多，海龄眼见不能取胜，又看到北门火势熊熊，于是也投入其中自杀殉国。
我们这一节的标题是“镇江血战”，之所以说是血战，是因为除了海龄全家跳入火中以身殉国之外，许多士兵也都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英军士兵同归于尽；有的被多名英军士兵围住，却继续左拼右杀，直至被砍成肉泥。值得一提的是，镇江之战是英军在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所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依据英国政府在战后的统计数字，保守估计英军阵亡将官三人，伤十五人；士兵死亡三十一人，伤九十二人，失踪三人；海军阵亡将官一人，卫兵二人，伤将官四人，伤卫兵及水手十七人。累计死亡三十七人，伤一百二十八人，失踪三人。
反观清军，阵亡官兵二百三十余人，伤二百六十三人，失踪一百五十六人。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中国人虽然“惊慌失措，可是在实际战争中，他们的抵抗是很顽强的”。恩格斯在为美国《纽约时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一方面热烈赞扬镇江守军的抵抗精神，另一方面也痛斥英军的残暴行为。恩格斯认为，驻守镇江的军事指挥官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士兵们却不缺少勇气，每个人都殊死搏杀，直至战斗到最后一人。
恩格斯同时揭露了英军的报复行为，他说英军在镇江之战中，损失了一百多人，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占领镇江之后，英军展开大肆屠杀。英军在作战时一直采取极端的残酷手段，这种手段和引起这次战争的走私贪欲是完全相符的，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遭到与镇江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事实上，就连参战的英国军官，后来也回忆说：“在镇江，清军做了一次最为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陷的。”
或许镇江之战让英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占领镇江后，就以极端的手段实行报复，可以说自鸦片战争开战以来，英军在镇江城里所做的一切最能暴露其殖民主义的强盗本性。镇江城破那一天，街道上到处布满了赤身散发的妇女尸体。次日英军就开始大规模的抢劫行为，全城商户无一幸免。英军大肆拆毁官署，并将俘虏的数百名清军士兵全部杀掉。据统计，城中仅投井及自缢的妇女就有将近百人，事后统计全城井内及空宅中的尸体有两千多具，而且骸骨混杂不清又凌乱不全。
镇江之战打得惨烈，主将海龄并非帅才，镇江失陷他应该负首要责任。然而从当时两军的兵力、武器对比来看，清军可以说是以劣势的兵力，使用落后的武器，打出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最为悲壮的一战，海龄在镇江之战中的表现，也应该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
然而在海龄死后，朝廷却有人向道光皇帝揭发海龄，指责他闭城不战，是看重城内的金银财宝，想要据为己有。幸好道光皇帝并不糊涂，查明海龄是投火自尽身死，当即批示其“大节无亏”，下令在镇江当地为海龄专门建祠，并赐谥昭节，入京师昭忠祠。
 <h3>7.《南京条约》</h3>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开战以来，清军对英军抵抗最为顽强的一战，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进行的最后一次对决。英军攻陷镇江，等于打开了通往南京的道路。
但是，对于接下来的进攻方向该选择何处，怎样才能尽快让清政府屈服，英军内部则有不同的看法。马礼逊认为：作为为北京提供供给的漕运通道，南京是其咽喉之地，所以应该尽快进攻南京，控制住镇江的局势，再占领南京，既可以用最少的时间和兵力，迫使清政府答应条件，又可以尽快结束战争，与清政府的关系还有回旋的余地。
马礼逊的看法，本身就与英国新任外相阿伯丁的指示相一致，而璞鼎查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采纳了马礼逊的建议，将南京作为接下来进攻的地点。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1842年8月2日），英军除留下两千人镇守镇江之外，所有兵力开始向南京进发，于七月四日（8月9日）抵达南京江面。两天后，英军在观音门附近登陆，其军舰也摆出了攻城的姿态，准备继续以武力要挟清政府。
道光皇帝在镇江失陷后，就继续下令沿江各地对英军进行堵防，而他首先要求加强防务的就是南京。早在六月二十日（7月27日），道光皇帝就谕令提督刘允孝带领一千名湖北兵驰援南京。不过他判断英军为了迫使自己尽快屈服，很可能会沿运河北上，因此道光皇帝从各地抽调兵力加强长江以北的防务，他特别指出，一定要保住江北重镇扬州。
为了保证绝对安全，道光皇帝调集河南、山东等地的兵力奔赴江北，从兖州、曹州两镇调集兵力奔赴清江浦，特别加封两淮盐政使但明伦以按察使头衔，负责办理扬州至清江浦一带的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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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道光皇帝的判断并不准确，英军并没有沿江北上进攻扬州，而是将大批军舰集中在南京江面。这实在出乎道光皇帝的意料，使得当时整个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英军突然兵临南京城下，让皇帝陛下顿时大吃一惊，因为道光皇帝除了向南京城派出一千名湖北兵之外，对南京地区的防务根本没有准备。英军一旦发动进攻，相信南京抵挡不了多长时间便会陷落，到那时候，供应帝国首都北京的物资的运输通道将会被彻底封死。
由此，当时朝廷的妥协势力开始再次抬头，求和派的牛鉴、伊里布、耆英都用自己的方式暗示道光皇帝可以和英国人展开和谈，结果遭到了道光皇帝的严词拒绝。经历了这么多败仗，道光皇帝的态度未免给人一种倔强、死拧的感觉，然而以后世的观点来看，求和派们的意见被严厉拒绝，这其中有道光皇帝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一些想法。
作为这个帝国的最高主宰者，即使面对一系列的失败，他也无法立即改变对英国人的态度。对列祖列宗关于国家政策的理解，朝廷关于忠义的定义，所有的这些都在道光皇帝的头脑里形成了固有的印象，那就是一个明君是不应该屈服于武力的。如果走上求和之路，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和爱新觉罗皇室放弃了道德上的责任。道光皇帝十分清楚，当年明朝就是这么灭亡的。因此，道光皇帝本身也就陷入了一种内心恐惧的境地，因为作为皇帝，如果他失职，爱新觉罗皇室和他治理的国家将一起覆灭。
而且，从战争形势来看，虽然英军有可能完全切断漕运通道，但这场战争清政府还没有输掉全部。在道光皇帝看来，英军要通过长江天堑并没那么容易，他甚至认为如果布防得当，例如利用江中芦苇林立实施火攻，是完全可以阻止英军跨过长江的，他甚至对英军如果真的打到京畿地区也有着防务上的准备。因此对于道光皇帝而言，目前“失败”两个字他是难以承认的，他依然没有丢掉当年即位之初立志做个有道明君的理想，希望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要求，以获得对英之战的胜利。
道光皇帝的设想固然是好的，作为帝国的主宰者，不希望看到“天朝上国”受到损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道光皇帝面对的现实情况却是，他的设想根本得不到那些求和派大臣的拥护，当然也就谈不上认真地贯彻执行。清军的节节败退导致“地利”和“人和”均已失去作用。
从英军占领乍浦一直到深入长江兵临南京的过程中，以牛鉴、伊里布、耆英为代表的求和派们一直没有停止向英军求和，他们甚至暗中向璞鼎查宣誓，“若不实心相待，天必罚之”，只不过璞鼎查并没有理会这些大清官员的示好。
虽然道光皇帝继续对英强硬，但镇江的失守还是给了这位皇帝陛下以沉重的打击。虽然他依旧继续布防，但从他给奕经的谕令中还是能看出，经过一系列失败之后，这位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陛下，还是显露出了一丝悲观情绪：
两省将军督抚，筹办逆夷，将及一年，自问有何功效。迨成今日之势，尚自从容候旨遵行。朕愤懑而外，有何堪谕？自恨无知人之明也。
奕经在回奏书中辩解道：
长江天险，一旦失守，是疏防于平时，非贻误于今日。长江虽占地利，可设伏袭击英夷，然无人可实施。
事实上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后，道光皇帝就处在一种他有来言、朝臣总有去语的交织状态中，去处理与英国人对决的事务。随着朝臣们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来搪塞自己，道光皇帝的悲观情绪逐渐增长，而他的这种情绪每增长一分，就会进一步助长求和派们的求和欲望。
当英军舰船抵达南京江面时，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就开始向英国人不断示好。从穆彰阿的职务来看，应该是朝廷求和派们的核心。本来他作为军机大臣，是应该和道光皇帝保持绝对一致的，然而每当前方战事失利的消息传来，穆彰阿都会以局外人的身份讽刺说，没有出乎自己的意料。
穆彰阿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之所以很长时间以来他的妥协态度没有被道光皇帝发现，是因为他过于世故以及善于伪装，他能随时揣测出道光皇帝的所思所想，所以始终没有以公开反对的面目出现。
手下有这样的大臣，也就意味着对英事务不可能完全按照道光皇帝的设想去办理。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失利，穆彰阿开始在朝廷施展自己的影响。可以说，穆彰阿的幕后操纵，耆英、伊里布等人的具体实施，以及英军大炮加棍棒的恐吓，最终迫使道光皇帝不得不走上“议和”之路，并将议和之事授权给耆英、伊里布。而且正像范文澜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所说的，道光皇帝对议和之事似乎不愿过多参与：
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有应行便宜行事之处，即着从权办理，朕亦不为遥制。
道光皇帝终于同意议和，可是远在南京的璞鼎查还不知情。七月五日（8月10日），英军在南京江面摆开架势，声称清政府如果再不立即派出全权代表出来议和，英军将于次日清晨进攻南京。幸好当天夜里，耆英带着道光皇帝同意议和的谕旨赶到南京，双方就此约定于次日开始谈判。
七月六日（8月11日）清晨，耆英作为清廷派出的议和钦差大臣前往英舰谈判。实际上，所谓的双方谈判不过是一种体面的说法，英国人根本就没有和耆英多费口舌，而是邀请耆英等人参观英军舰船的大炮，以船坚炮利再次向清政府施压，也算是一次军力恫吓。而耆英在参观过后，立即向道光皇帝奏报，说英军的战斗力的确不是我大清的军力所能抗衡的。与英军议和是绝对正确之举。
有了军力的震慑，璞鼎查再次面对耆英的时候，就有了足够的底气。他告诉耆英，英国政府开列的条件，清政府必须一字不改地全部接受。为了尽快达到这个目的，璞鼎查准备让英军继续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
七月十九日（8月24日），璞鼎查借口听说清政府调寿春兵来到南京，从这个动向上看，清政府的议和乃是缓兵之计，真实意图是对英军进行内外夹攻，因此璞鼎查令英军进入战备状态，又宣称英军已经在钟山顶上安设大炮，晚上就要发起进攻。
耆英等人闻听英国人又要动武，顿时大惊失色。眼看议和之事就要成功，求和派们是绝不能让这件事情黄了的，因此耆英一面派使者好言安抚璞鼎查，另一方面又用夸大其词地奏报忽悠道光皇帝，好让求和派们没有顾虑地向英国人求和。
耆英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报中，汇报了英国人提出的各项条件，以及英军施加军事压力的详细情况。为了能够议和成功，耆英充分发挥官场老油条向领导汇报工作的技巧，将英方开列的条件尽量缩小并化解，说英国人的条件总的来看只是索要赔款以及开埠通商。他着重向道光皇帝汇报了英方的强硬态度，而且为了让道光皇帝答应英国人的全部条件，耆英对南京地区的防务做了不实的汇报。
查省城弁兵，不敷防守，所调各省官兵，曾经挫衄，士气不扬，未敢恃以为固。且江南民风柔懦，一闻此信，男女已数万号呼吁救。复查自英人犯顺以来，命将出师，总未能挫其凶焰，今竟横据长江，直逼金陵，危在旦夕。万一危城莫保，不唯京口梗塞，即安徽、湖北、江西各省会，英人均可扬帆直达。且闻英人有战若不胜，即遣汉奸偷穵高堰之信，祸患尤不可问。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大局。
南京防务虽然不足，但耆英的奏报也多有夸大不实之处，而且变相地以软硬兼施的手法，向道光皇帝施加压力，迫使他同意英国人的全部条件。从后来的事实看，《南京条约》的最终签订，耆英给道光皇帝的这份奏报起了关键的作用。
七月二十一日（8月26日），中英双方代表在南京城外的太庙举行正式会谈。英方自然而然地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因此所谓的会谈也只是象征性的说法，清政府的代表实际上只是去领取英国人的议和条约。
此时，远在北京的道光皇帝时刻关注着南京城外的会谈进程。此前他多次谕令耆英等人，在谈判中要“事事落实，毋得稍留憾隙”，对条款要“切实议定，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徒顾从前，仍成不了之局”。道光皇帝是希望耆英等人和英国人签署一份一劳永逸的条约，以免日后为英国人留下口实而再起战端。
然而道光皇帝的指示，在当时来讲也只能是政策不出北京城，耆英等人虽然和英国人也讨价还价，但是在迫切求和心态的作用下以及对方的强势逼迫下，最终还是接受了英国人提出的全部条件。但即使是这样，对于英国人提出的开通福州为通商口岸的要求，道光皇帝还是坚决予以回绝。
之后，耆英向道光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从这次的奏折中倒是可以看出耆英在代表国家签订一份并不平等的条约后，其内心的感受还是十分复杂的。他作为皇帝的代表，在皇帝和英国人之间不断地周旋，这种两难的滋味并不是谁都能体会到的。
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顾理之是非。福州贸易一节，英人坚持不从，势不能遏其所请。
或许耆英作为一个求和派的代表，只有真正在条约上签字画押的那一刻，他才能真正感受到，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天朝上国居然答应一个蛮夷小国的无理要求的苦涩。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的和谈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在英军舰船“皋华丽（现译康沃利斯）”号上，与英方代表签订了《江宁条约》，也就是今天所称的《南京条约》。
鉴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法把《南京条约》的全文内容一一写出来，总结出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主要内容：
1.宣布结束战争，两国关系由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
2.清政府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准许英国派驻领事，准许英商及其家属自由居住。
3.赔款。清政府向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圆，其中六百万银圆赔偿被焚鸦片，一千二百万银圆赔偿英国军费，三百万银圆偿还商人债务。其款分四年交纳清楚，如果未能按期交足，则酌定每年每百元应加利息五元。中国向英国共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圆（唯一一个赔款以“银圆”为单位的不平等条约）。
4.割地。割香港岛给英国，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面和岛屿。
5.废除清政府原有的公行自主贸易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
6.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清政府需与英国商定（这标志着清政府的关税自主权开始丧失）。
7.以口头协议决定中英民间“诉讼之事”，“英商归英国自理”（清政府的司法主权开始受到侵害）。
8.中英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
事实上，上述八项内容只是《南京条约》的一个初步文件，阐明了一些新的贸易制度的原则。在实际操作层面，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定下来，因此中英双方都同意要制定出关税和贸易制度的细则，要在以后的补充条款中规定下来。于是在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正式公布施行，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又订立了《虎门条约》，这个条约成为《南京条约》的附约。
《南京条约》的签订，对道光皇帝个人而言，是一个痛苦的抉择。据说道光皇帝在朝会上接到议和条约后并没有立即批复，散朝后一直背着手站在偏殿的台阶上，这一站就是一整夜，等到五更天时，才忽然顿足长叹，转身进入大殿在条约上签字盖章。
从鸦片战争开战一直到英军兵临南京，两年多的时间里，道光皇帝始终没有放弃武力对抗英军。虽然在求和派们明里暗里的鼓动下，也曾经有过议和之想，但从接到和约后的表现来看，他的内心其实很纠结。道光皇帝或许考虑的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使本来立志作为一个有道明君的他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天下百姓。
《南京条约》带给我们这个民族以深深的痛苦和屈辱，以这个条约为开端，不仅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了损害，中国也由此开启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程。从此中国开始被迫接触近代世界，它使中国人民在痛苦中觉醒和斗争，去洗刷民族的耻辱和重新树立民族的尊严。
然而如果站在世界角度，以后世的大历史观去看一百多年前的《南京条约》，我们可以说，它除了带给了中国负面的影响之外，事实上也有积极的作用。
《南京条约》中所谓的“治外法权”是等于将外国人在中国犯下罪行后的审判权交给了外国人自己，也就是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就是因为这个条款，《南京条约》从签订以来，就一直被视为一种耻辱，在自己的土地上都没有制裁权，那还叫主权国家吗？
后世的中国人对此十分愤怒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愤怒似乎并不存在。倒不是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十分麻木，而是当时的清政府由于还没有迈入近代国家的行列之中，因此对怎样管理这些在中国的外国人，还没有准备好，甚至是不知道怎样管理。并不是说他们愿意放弃自己在本土的制裁权，而是不知道如何运用好这项权力。大清帝国的高层们唯一可以找到的经验就是古代中国的“以夷制夷”，即让外国人去管理自己的人，这在大清帝国的高层来看，是一种最简便也最有效的方式。
同样，《南京条约》中那个被后世视为不平等的“协议关税”，其性质其实与“治外法权”是一样的，都是大清帝国的高层们想免去管理的麻烦，而主动放弃了这个权力。事实上，无论是耆英还是伊里布都十分清楚当时体制的利与弊，在他们看来，鸦片战争固然是因为鸦片而起，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广东地区的苛捐杂税，以及在关税管理上没有明确的制度，终于惹恼了英国人，也是鸦片战争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抛开《南京条约》之后大清帝国走了一条什么道路不谈，单从这个条约本身来看，事实上五口通商为大清帝国迈入近代国家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帝国，当时清政府可以利用五口通商的机会，实现产业转型，将国家成功带向工业文明，而且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培育市场，甚至树立中国人新型的消费观念、培养新型的消费习惯。虽然这个机遇是外来势力强加给予的，但从整个国家层面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被迫得到的机遇也是机遇。
正如费正清先生在评价《南京条约》时所说的那样：
英国政府要求签订条约只有一般性的目的，也就是废除纳贡制结构。1842年《南京条约》取消了只允许在广州进行中外贸易和由广州特许的公行垄断商来进行中外贸易的限制，从而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商埠向外扩散的外国影响的滚滚洪流，它大大地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政体及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通商口岸内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萌芽，旧的封建政体被冲开了一个缺口。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清帝国并没有深刻悟出《南京条约》为自己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是多么地难得。虽然此后大清帝国暂时赢得了一个和平时期，但高层决策者们依旧在浑浑噩噩中度过，并没有充分利用五口通商所带来的机遇，很快回到之前的宁静与安逸，继续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并不可怕，而上述的一切才是大清帝国的最悲哀之处。
前边我们说过，鸦片战争并不是像人们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这场战争蕴含着远远比它的结局更深刻的诡异真相，那就是这场战争，对大清来说，究竟是起到了救国还是误国的作用。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还要站在对手的立场，从两方面看待这场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的这场战争，英国人称为“通商战争”，也就是说英国人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是要求中国通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战争理由是不让鸦片在中国流通和泛滥，而维护贸易自由往来的商业原则是英国人发动战争的理由。
当时的大清帝国虽然统治中国已经将近两百年，然而他们不懂得在天朝上国之外，还有广阔的世界法则，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了解国际自由通商原则的真谛。
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则徐也确实尽心尽力去做了，然而他们都是从鸦片导致国力下降、白银外流、国人萎靡这个角度去考量的，没有—当然也不可能—从自由贸易原则角度去思考解决。虎门销烟事实上是一种政治因素的考量做法，是从政治角度去解决鸦片问题。
然而很多问题并不是仅仅从政治上进行考量就能解决的，相反，如果没有看透本质，即使动用政治手段去强行解决了，也会带来恶果。清政府对于鸦片泛滥的问题，并没有从经济角度去思考，当然也不会计算经济上的损失和收益，而是强硬地要求英国人交出鸦片，并强制采取禁烟，最终惹恼了英国人。
与英国人开战当然不是林则徐一人所能决定的，但至少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没有从战略上思考。如果惹恼了英国人，一旦战端开启，如果大清帝国输掉这场战争，到时该如何去面对；如果这场战争双方打成平手，也就是说双方自动停战，中英之间或许会延续先前的贸易形态，在未来的贸易过程中再寻找解决办法；如果清政府打赢了这场战争，那么鸦片将在中国销声匿迹，中英之间的贸易或许会重新正常化。
无论是赢还是打成平手，清政府都可以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去解决中英之间的问题。然而这场战争恰恰是输掉了，而且如果不是清政府最终同意英国人的全部条件，英国的军队甚至可能打进北京城，这让道光皇帝以及高层成员们十分惊恐，因此也重新认识了这个“蛮夷小国”。
我们都说鸦片战争是一场民族保卫战，造成鸦片战争开打的主角林则徐，也被后世称为民族英雄。可是这其中一个巨大的悖论是，民族英雄林则徐在战争结束后，居然成了有罪之人，原因在于清政府的高层们一致认为是因为他在广东鲁莽地禁烟，而惹怒了英国人，才导致英军即将兵临北京城下，威胁到皇帝的安全。
因此早在英国人进逼天津大沽口时，求和派们为了在皇帝面前显示他们的高瞻远瞩，向道光皇帝建议要适度地惩罚林则徐，因为似乎只有惩罚了林则徐才能平息英国人的怒火。而道光皇帝本人当时也坚持认为，京师重地让英国人威胁，以及广东局势的迅速恶化，林则徐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急于摆脱危机的他迅速违背了最初信任林则徐的那些誓言，立即将林则徐惩办。于是本来是身负皇帝陛下重托的林则徐，一下子从天堂跌落到地狱。
林则徐的这种经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然而这种悲剧自古以来一直在上演，岳飞、袁崇焕、林则徐等等，犹如黑板上的粉笔字，禁不住板擦的涂抹，很容易便销声匿迹，而充当板擦角色的则是专制制度。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林则徐的爱国精神以及救国的努力，但在当时的朝廷看来，林则徐不仅没有救国，反而惹出了大麻烦，尤其在求和派们的眼中，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战争最终只能战败认输。在形势的不断转变中，在求和派们的舆论影响下，道光皇帝的主战思想也逐渐消失，这个时候也就意味着林则徐成为误国、误君之辈。
个人精神与国家形势出现严重逆差，这是林则徐的最大悲哀，也是鸦片战争所隐藏的最吊诡之处。
被革职查办的林则徐此后虽然在道光三十年（1850）被重新起用，但是在奉旨前往广东镇压农民起义的路上，因为疝气复发在广东普宁病逝，此时距离鸦片战争结束已经整整过去了八年。
林则徐病逝前，手指上天高呼“星斗南”，直到今天人们也没能明白他这三个字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仕途也还算顺畅，然而虎门销烟后，由民族英雄而变成朝廷麻烦的制造者，甚至被惩办，可以说八年来林则徐的内心始终含有抑郁之情。或许抑郁“星斗南”是林则徐即将离开这个世界时，最后一次鼓足力气发出对这个世界不公的控诉。

第四章 在悲愤中挣扎
两年的鸦片战争，最终以大清帝国战败而告终，这个结局是道光皇帝未能预料，却也是不得不接受的。
对于自幼就受“祖宗创业艰难”思想灌输的道光皇帝而言，他不仅没能做成一个有道明君，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主。在他自己看来，这样的皇帝怎么能为子孙后代做表率呢？因此以天朝和个人威严为重的道光皇帝，时时陷入沮丧之中，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朝廷一时间显得有些消沉。但道光毕竟是一个勤政的皇帝，虽然心态不佳，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即位之时要做有道明君的誓言，所以他没有在沮丧悲痛中得过且过，而是在他做皇帝的最后八年时间里，为了大清帝国的重新振兴，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h3>1. 整顿防务</h3>
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让道光皇帝对帝国的军事力量有了一个较为实际的了解。为了避免日后再次出现鸦片战争之类的失败，道光皇帝在战争结束后不久，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整顿各地防务，加强各地防卫的力量。
两年多的战争，让道光皇帝彻底感受到大清帝国军备废弛的严重程度，这是导致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道光皇帝认为导致军备废弛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拘守旧制”，多少年来一切都遵照祖宗成文，从不曾改变，现在看起来，英国人很好地为自己上了一课，因此整顿防务首先要从革除旧制弊端入手。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1842年10月26日），道光皇帝向沿海各将军、副都统、督抚、提镇的诏谕中指出：
各海口仍应加以防范。从前所设水师战船，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贵。即如各口岸新安大炮及屯守兵丁……无论陆路水师，其兵丁应如何遴选？技艺勤加训练，方臻成熟。船上与岸上施放枪炮，各有机宜，应如何分辨讲究？沿海大小岛屿，可否另有布置？倘视为一概相同，临时安能得力？至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种种善后事宜，着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
这是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整顿军备防务的第一道指示。他要求各地大员就陆路、水师、船炮，乃至战术等，都要从实战角度出发进行整顿，其中特别强调不要拘泥于旧制，不要华而不实。
至于整顿防务的重点和具体步骤，道光皇帝结合战争中清军暴露出来的各种问题，例如船小质量差、火炮老旧等弊端，提出了“总以造船制炮为要”的观点。其具体要求是：停造那些例行制造的船只，改造用以实战的战舰，战船无论大小，首先一点必须坚固，特别提出造船用料必须木质坚硬，船身要轻捷、使用方便。
按照大清帝国的旧制，每年用以修造战船的花费并不少，然而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很多只是流于形式。为了改变这种弊端，道光皇帝亲自将奕山提供的仿照美利坚兵船制造的船只图样，参照英国中等兵船样式的船只图样及有关制造说明，分别寄给了江南、福建、浙江海防察看仿制，并让捐献“坚实得力”船只的在籍郎中潘仕成负责制造新式战船。为了保证造船工作顺利完成，他还提出不让官吏插手参与，以防从中克扣银两，造船所需工价，由官府发放，造船不限制时间，以制造精良为要务。
对于火炮的制造，道光皇帝提出了“炮械不拘名色，务在精良”的要求，他特别强调制造火炮，不论铜铁炮，所用原料一定要精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一炮便能用得一炮。针对清军大炮在鸦片战争中使用不灵活的情况，道光皇帝提出新造大炮要注意炮车的制作精良，炮架的支放，以及轮转装药等问题，进而提高火炮的威力。同时还要注意抬炮的制造质量，其中小抬炮要体轻坚固，以求使用轻便得力。
在整顿海防的问题上，道光皇帝还强调了要加强水师将领的选拔和士兵的训练，以提高清军水师的素质和作战能力。为了弥补水师将领的不足问题，他批准在陆路武官中荐保一批中下级官员，出洋训练一年后，充实水师队伍。对原水师武官中一批不胜任的人员予以调换，有才能的人给予提拔。
对于海口防务问题，道光皇帝要求各海口均要同时进行整顿，重点则在广东、吴淞地区。他特别指出办理战争善后事宜，广东地方水师的表现尤为重要。因此，广东水师将领、官员是否得力，船只配备、枪炮增添制造、日常巡哨以及临敌如何作战等事宜，他让广东巡抚祁贡认真调查后上报。
至于吴淞口的驻防清军，道光皇帝对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着实不满意，当然，他也清楚根本原因在于日常的军备废弛。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道光皇帝便责成有关人员进行整顿，尤其对定海的防务十分关注。英军第二次占领定海时，深入舟山各个岛屿，对那里的地形等各方面情况十分了解，因此道光皇帝对定海防务的要求是六个大字：事事皆胜于前。
在道光皇帝看来，英军攻占的第一片大清领土定海，只有做到凡事料敌于先，才能有利于防御，不至于被英国人所控制。对长江下游的沿岸防务，凡是英军到过的地方，道光皇帝都提出了详细的要求。例如对于江阴一带，道光皇帝认为鹅鼻嘴圌山关是江南第一门户，江北以三山营为扼要，目前战争虽然已经停止，但仍不能放松戒备，尤其要警惕英军的诡计。
从这些谕令中，可以看出在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要加强清军水师战斗力的决心。而且同年的十一月十五日（12月16日），审定了奉天、直隶、山东水师的《出洋会哨章程》；十二月十二日（1843年1月12日），又审定了耆英所奏的《变通水师章程》，将水师有关改革内容，作为制度写入章程。
道光皇帝着重整顿海防，是吸取了鸦片战争由于海防军备废弛而导致失败的教训。因为战争的失利，道光皇帝重视了海上防御，改变了战前重陆轻海的旧制，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不仅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措施，事实上也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进步。
为了将重视海防的思想更有力地贯彻执行下去，道光皇帝依据各地海防的不同情况和需求，提出了实际的改革措施。例如江南海防，下令耆英巡视吴淞、狼山、福山、圌山等各关隘，要求增设战船炮械；次年又加强江阴鹅鼻嘴、瓜州及南河、灌河、射阳湖口的防御，命令在南山修筑炮台。而广州海防，则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命令祁贡召集十万团练，以升平社学为团练汇总之处，并推及韶州、廉州等地。其他地区除了建造战船、训练增加兵丁之外，道光皇帝还从国外进口战船，并听取外国人的建议，在海防扼要之处设置最先进的大炮。
道光皇帝心里十分清楚，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因素是“人”。船炮再好也需要经过训练的人去掌控。因此在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在整顿防务的三大任务“练兵、造船、设防”中，将练兵放在了重要位置。
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42年10月28日），道光皇帝在给赴任广州的伊里布的谕令中，要求他到广州后要认真检阅驻防清军，尤其在整顿广东防务时，要破除积习，淘汰羸弱，挑选精锐，不要拘泥于旧制，如果有需要变通办理之争，务必认真研究予以办理。整顿之后要见到成效，不要流于形式，要达到武器适用，兵丁能战。
早在鸦片战争进行过程当中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光皇帝就已经看出兵丁素质不过硬从而导致战争溃败的严重问题，他命令山东巡抚在蓬莱、黄县、荣城、宁海、掖县、胶州、即墨等沿海地区编练乡兵进行互助，又下令沿海各地大臣效仿定海土堡之法，在附近村落招募乡兵、修筑土堡垒。战争结束后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又谕令广东团练助防海口。
道光皇帝既然重视兵丁问题，自然也就摆脱不了对兵丁训练质量的关注。对于这个问题，他将重点放在了武器使用上，特别是对枪炮的使用，他要求士兵对枪炮要“施放有准”“尤贵精娴”，其他的例如刀剑、弓箭等也要熟习。对于军队的战术训练，他要求要有勇知方，了解攻守之方和互相配合的重要性。道光皇帝特别提出军事指挥官在战术指挥上，要懂得战时兵力如何分布、如何会合、如何抄袭、后方如何策应、埋伏时如何出其不意，等等，对于这些内容要精心演练。
为了让兵丁能够发挥最大的战斗力，道光皇帝提出了一种战法，名为“速战阵式”：用五百斤铜炮六十尊，设在速战阵头层，三十斤铜炮一百尊设在二层。炮有炮车推挽，炮架支放，作战时转轮装药，连环套打。这种阵式是为了体现集中优势兵力和层层设防的效果。为了战时能够达到最佳效果，道光皇帝当时让讷尔经额按照此战阵详加训练。实际上，这种阵法依旧没有脱离开冷兵器时代的模式，对于已经进入工业时代的洋人们而言，算是“纸上谈兵”。但话又说回来，一个高高在上的东方帝国的皇帝居然去思考一个军事将领才需要思考的问题，这也充分说明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予道光的是触及灵魂的震动，同时也可以看出，他是在对某些军事将领变向地表达不满，干了大臣们才应该干的活，作为最高领导者的道光皇帝内心有多愤懑就可想而知了。
虽然在那种皇权体制下，没有人会追究皇帝在鸦片战争中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战败责任，但皇帝还是反思了自己。除了上边提到的购置武器、训练兵丁、战争创意等，道光皇帝十分清楚，作为国家的最高决策者，制度章程的建设是自己应该全面负责的。
道光皇帝在战后强调在军备的各个方面拟定善后章程，就是要把革除旧弊、拟定新规的措施具体列成条款，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让相关人遵照执行，在当时来讲对于改革清军的防务体制有着积极的影响。我们以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三日（1843年10月25日），军机大臣穆彰阿奏议的浙江善后事宜为例，来看一看道光皇帝是如何进行防务制度建设的。
当时的浙江善后事宜共有二十四条，大致都是对于如何增添兵力、如何增强指挥官的实战能力、如何购置先进武器，以及军费如何合理进行分配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例如，第十四条的水师额设战船。俟同安梭船造成试验后，按营分设；第十六条的水师营内招募善于泅水之人，教习兵拔；以及第二十一条的酌减马兵，节省经费贴补各兵奖赏等条款，都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赞赏。
道光皇帝在接到穆彰阿奏议的当天，就分别谕令内阁、军机处落实执行，并进一步批示：
（浙江）巡抚亲赴乍浦考核二条，着闽浙总督明查暗访，如该提督、巡抚视为具文，并不届时亲往，以致日久废弛，即着该督指明参奏。如该督不予参奏，一旦发觉一并惩处，绝不宽贷。
有招宝、金鸡两山及乍浦等处，修复炮台，并镇海、乍浦后路添筑炮台，及海宁、海盐交界之谈山岭，建筑石寨，内修炮台，并沿海城镇择要修复，以备藏兵抄袭四条，并添置炮位一节，均系海疆紧要事宜。
浙江善后事宜的二十四条，除了针对防务问题制度化之外，也涉及了有关体制方面的改革，除了有关浙江地区特点的条文，其余条文实际上成了各地善后事宜的依据。
后世往往认为，清政府的改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事实上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就已经开始进行体制上的反思，并着手进行改革，只是其力度与后来的洋务运动相比，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如果站在中国刚刚睁眼看世界的角度，去看待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后的体制改革以及各项善后事宜，我们还是应该称赞这位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总要经过认知、试探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皇帝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始终在一种悲愤的状态下，挣扎着试图改变大清帝国国力衰弱的局面。而且，从战后进行体制改革以及制定善后事宜来看，或许他还试图在未来与英国人继续掰一掰手腕，想要一雪鸦片战争战败的耻辱。虽然上天终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然而在他在位的最后八年中，他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
 <h3>2. 禁烟未曾变</h3>
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的直接起因，是道光皇帝的禁烟政策。自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制定严厉的禁烟措施是其一贯主张，并且付诸行动。在《南京条约》签订的十三项条款中，对鸦片问题却只字未提，原因之一就是道光皇帝对鸦片继续持严禁态度。据史料记载，在中英谈判之前，璞鼎查事先拟订了一个计划，条约签订后主张鸦片按照其他货物一样，纳税后公开输入销售，以免私运贩卖引起麻烦，可是清政府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对鸦片只字未提，因此英方在谈判中也就没有提及此事。
条约签订后，英方代表对这个问题很是不解，便向清政府代表问及鸦片事宜。当翻译将英方代表亨利爵士的话译给清政府代表时，清政府的相关人员都极力回避这个问题。直到亨利爵士说只是作为私人话题随便聊聊时，清政府代表才急切地询问，英方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英方代表首先将引起吸食鸦片问题的罪责完全推卸给了中国，然后以试探性的口吻将他们对于鸦片贸易的想法吐露给了清政府代表。英方认为若将鸦片进口合法化，让富户和官吏都可以参加合作，便可以大大限制走私。当时清政府代表也认为英方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们同时表示：皇帝陛下是不会听从这种建议的。也就是说，道光皇帝禁止鸦片的态度一直未曾改变。
双方代表都倾向于弛禁鸦片，或者说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由于双方事先可缺少沟通，清政府的代表们担心谈到鸦片问题时，会刺激到英方代表，从而不利于条约的签订，因此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即使是以私人话题谈到这个问题时，清政府代表依然不敢公开表态弛禁鸦片的态度，生怕被道光皇帝治罪。他们只是在极为私密的环境下，才对璞鼎查说了心里话：“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清政府都不查问，也不会提出诉讼。”
次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附件时，英方又提到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当时清政府代表之一黄恩彤记载了谈判时的有关经过：
税则既定，璞使遣马礼逊来言曰：“鸦片为人害，中国禁之是也，然名禁，实不禁也。今禁之不为不严，而吸食如故，贩运如故。中国无如不良之民何也？英国亦无如不良之商何也？且禁之则不准进口，彼得于海中交易，名曰禁烟，实则免税，彼获利厚，而不纳税，无怪乎愈禁而愈不止也。为今之计，与其禁之，不如税之，耆大臣如以此意入告，增税必多。”并具有说帖一纸，余白耆公，公踌躇曰：“鸦片弛禁，璞使蓄意久矣。先不言而今始言之，得毋别生枝节乎？”余曰：“彼所言其名非也，其实是也，今若据理据法正言拒绝，彼转有辞，不若设为重税以难之。”乃为马礼逊曰：“耆公非不知名禁不如实税也，但中国禁烟甚严，吸食者罪至死，今遽请弛禁，大皇帝断不依允，中外大臣，亦必力争。耆公即冒罪奏请，恐亦无济，且奸民与奸商，走私渔利，由来已久，一旦弛禁，能必其进口报关，遵例纳税乎？诚恐徒有弛禁之名，仍无纳税之实，谁任其咎？公使如必欲耆公奏，请莫若必纳税银五百万两，作为一年定额，即由公使汇交，以明各商先之走私，原非得已，今之纳税，实出至诚，以后按年照额完纳，统归公使保交，或邀恩允准，亦未可知。”马礼逊曰：“贩烟获利诚厚，亦安能先纳五百万之税乎？”余曰：“林大臣昔年毁烟二万箱，当时必不能收缴净尽，乃尔国索还烟价在广东，先有六百万，在金陵又有四百二十万，足见鸦片之成本重而余利多。今中国弛禁，每年止索税银五百万，未为过也。如一时不能如数，先交三百万，余于半年内，分两限完纳，或于此中划抵，中国补还英国之银，似亦甚便，可回复公使，斟酌为之。”其议遂寝。
以上是黄恩彤记录下的《南京条约》附件签署过程中，中英双方关于鸦片问题的交涉内容。看得出来，英国人时刻没有忘记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是清政府的代表则顾忌道光皇帝的禁烟立场，不敢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不过这番交涉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后来在实际层面上，英国商人走私鸦片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变本加厉。清政府代表在鸦片问题的谈判和条约中一再回避，也是鸦片后来能够继续走私的原因之一。但是道光皇帝的禁烟态度一直是未曾改变的，坚持禁止鸦片不让其贸易合法化，一直是道光皇帝的主张。
例如，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十日（1843年12月1日），道光皇帝在给两广总督耆英的谕令中，再次提到了禁烟问题：
朕思鸦片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
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除了谕令严禁鸦片之外，道光皇帝还特别关照沿海各督抚，要时刻警惕来自海上的走私贩烟船。例如，当他接到山东巡抚梁宝常关于登州府下属的荣成、文登、福山等县有两只双桅洋船停泊，内有广东、江西等省的不法分子驾舢板船，想要和当地的商民进行贸易，试图私贩鸦片的奏报后，即刻下令让当地督抚务必严禁海口商贩私自交易，以防止鸦片走私流入内地。又如，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1848年1月21日）巡视中城御史志魁上奏，说编查保甲时发现名叫杜焜的长期吸食鸦片者，道光皇帝立即下令将志魁这件事“交部叙议”，以资鼓励。
对于吸食、贩卖鸦片者，道光的态度依旧是严惩不贷。然而纵观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禁烟，已经没有当初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那种决心和豪气。战争的失败，使得一些本来主张严禁鸦片的大臣，大多处在一种无权的尴尬位置，或者是意志消沉。例如林则徐，那个时候还在屯垦边疆。因此道光皇帝虽然继续力主禁烟，但也只是政策不出紫禁城，无人落实，或是打折扣地执行，使得鸦片走私在战后呈有增无减的态势。作为最高统治者，这对于道光皇帝来讲无疑是悲哀的。至于鸦片战争后，鸦片在中国究竟泛滥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记载来了解。
德卫司在他的著作《议和后之中国》中写道：
广州自道光二十四年后，鸦片整箱运输街市中，直如非违禁品。
《中外记事报》这样写道：
鸦片贸易及吸食均成公开，并不隐避，青天白日之下街市中，常见有运贩往来。
而《鸦片战争史实考》中列举的统计数字，更能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鸦片在中国泛滥的触目惊心的景象，大致如下：
1847—1849年，鸦片输入平均每年一万八千八百十四箱，价格是一千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元。1840—1850年，英国输入鸦片的箱数对比数字为：1840年是二万八千六百六十七箱；1846年上升为三万四千零七十二箱；1848年上升为四万六千箱；1850年则达到了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五箱。
从对比数字来看，仅仅1840年到1850年这十年间，鸦片进入中国的箱数就翻了一倍多，而且全部是走私流入，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几乎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
因此，道光皇帝“禁烟未曾变”的态度，事实上只停留在他的脑海里，很多时候封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威武，他的意志并非都能被贯彻执行。这其中有各级官吏的自身利益问题，当然根本问题则是体制原因。然而作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是不可能去思考国家体制问题的，因此未来的道路，他只能是在悲愤和压抑中，继续保持对这个世界的控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h3>3. 台湾冤案</h3>
《南京条约》及其附件的签订，标志着鸦片战争的正式结束，但是中英双方的局部摩擦与较量却始终没有停止。就在双方签订条约不久后，璞鼎查所率英军以等候清政府释放俘虏为名，强行占领厦门鼓浪屿，并对清政府代表施加压力，以“台湾的英军俘虏被杀害”为名制造事端，要求清政府向英国政府谢罪和赔偿。
为什么中英双方在战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摩擦？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得从战俘本身说起。
鸦片战争期间，被俘的英军士兵大部分都已经放还，而英军侵占台湾时，有一百多名被当地的军民俘虏，一直拘押在台湾。当璞鼎查派下属去要人时，时任台湾兵备道的姚莹告诉他，这一百多名俘虏中有的已经因病死亡，有的已经按照大清法律正法，目前依旧在押的只剩下九名军官，以及因遭遇台风被台湾当地百姓救起的军官和士兵共二十五名。
姚莹当时将这些俘虏以及被救人员全部交给了该下属，对方对此也表示万分感谢，请姚莹到他的船上做客，并悬挂百面彩旗、燃放礼炮表示欢迎。双方最终在一片和谐的氛围中彼此告别。
按说这件事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中英双方处理得都十分得当。然而当下属回去汇报详细情况时，璞鼎查对清政府正法英军俘虏提出了异议，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俘虏，而是遭遇风浪被迫在台湾停船的英国商人，于是要求清政府将台湾镇道达洪阿、姚莹二人治罪，并向死难者家属赔偿抚恤金。
最先接到璞鼎查这一要求的，是求和派代表耆英。为了尽快息事宁人，他上奏道光皇帝说达洪阿、姚莹为了争夺功劳而故意生事，破坏战后刚刚达成的中英合约，希望朝廷能够予以严惩。道光皇帝命令怡良奔赴台湾进行调查。怡良本身也是求和派，因此到台湾后根本就没认真调查，便按照耆英的说法上奏，也诬陷达洪阿、姚莹是故意生事，希望朝廷能够法办。
璞鼎查之所以利用俘虏事件故意挑起事端，原因就在于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在能够踏及的所有中国领土上都打了胜仗，唯独在台湾没有占到便宜，反而是损兵折将，因此璞鼎查的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事实上，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二十二年（1842），英军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台湾的侵占行为。英军之所以对台湾如此“垂爱”，原因不仅在于可以掠夺其丰富的资源物产，而且台湾地处冲要，是英军打开中国大门甚至东南亚地区大门的战略要地。不过英军侵占台湾的想法一直未能得逞，而签订《南京条约》时，英国人也没有从中获得台湾的权益，因此综合多种因素，璞鼎查总想找机会在台湾问题上大做文章。现在俘虏问题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因此他立即将俘虏事件进行夸大，试图将其提升为中英之间国家层面的矛盾。
璞鼎查的说法，明白人一听就知道是一种狡辩，根本不值一驳，可是当时求和派的官员们为了稳定中英刚刚签署条约后的“和平局面”，便附和璞鼎查的说辞以推波助澜。还有别有用心的，例如当时江苏主管财政的部分官员，忌妒台湾方面在鸦片战争期间的出色表现，也跟着一起附和；而福建厦门的一些武将，鉴于自己在战争期间有失水准的表现，与台湾方面相比相形见绌，也跟着一起制造谣言，恨不得立刻将达洪阿和姚莹拉下马。
这些官员跟着一起制造舆论，正好可以让耆英利用。于是耆英经过整合，决定用已故的福建总督苏廷玉和提督李廷钰二人互相来往的家信，来弹劾达洪阿和姚莹的“冒功”之罪。道光皇帝得到弹劾奏状后，让身在台湾的怡良务必认真调查。可是怡良本身就倾向于将达洪阿和姚莹治罪，虽然他明知这两个人是“无功可冒”的，但他必须找出这两个人的“罪证”，以在皇帝陛下面前证明自己所言非虚，现在耆英的证据正好可以说明这一切。于是怡良上奏说耆英的证据完全可以说明一切，没等道光皇帝回复，怡良便将达洪阿和姚莹押解进京。
台湾地区两个最高的军政长官被拿下后，当地的军民愤愤不平，自发组织起来前往怡良的官署为两个人进行申辩。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得到怡良的重视，反而遭到这位钦差大臣的训斥。这个案子过去七年后，当时的著名学者夏燮在《中西纪事》中评论说：
台湾之狱，外者耆相主之，内者穆相主之，怡制使之查办此案，竟以“莫须有”三字定谳,固由忮功,亦奉政府枋臣指授也。
总结起来一句话，那就是达洪阿和姚莹并没有办错事，而是站错了队。因为两个人都不是求和派的人，而是主张抗英的代表。
达洪阿曾经向朝廷上书陈述英军的入侵未必能够持久，朝廷应该抗战到底，只要坚持住，最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姚莹甚至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在《再复怡制军言夷事书》中，更加直言不讳地反对与英国人议和。
窃闻逆夷北上，复纷扰江南……复有在地奸民，为其区划，镇江之失，江宁之困，无怪其然。闻当事诸公，有暂时羁縻，请圣明速决大计之奏。虽云急迫万分，何遂至是？又闻广东有言：英夷国已空虚，群夷不服所为，颇多兴怨，似有内溃之形，乃转掠商艘，以助其势，外益夸张，内实急迫。米利坚亦谓天朝不可堕其术中，此言似又与职道前月所陈，不无吻合。若我但严守口岸，不与海上争锋，内查奸民诛之，不事姑息，再持数月，夷将自溃，不审朝内诸公如何赞襄纶綍，翘首天南，疢如疾首矣。
暂且不论姚莹所说的英国人“似有内溃之形”的说法是否准确，他的这篇奏文激昂慷慨，很能振奋人心，但言语间也对求和派有所指责，一定会遭到穆彰阿、耆英等人的嫉恨。因此台湾案件并不是突发的，表面看起来是俘虏事件所引发的外交问题，但事实上也有耆英借助英国人的说辞，公报私仇，故意整达洪阿和姚莹的意思。
达洪阿和姚莹被押解进京，其前途命运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从道光皇帝的反应来看，他是不打算将二人治罪的，当然这并非因为道光皇帝完全是秉公办事，而是在他的心中，对涉及英国人的事务，有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
道光皇帝在回复耆英的有关台湾战俘问题的奏折时，明确指出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双方不应该再加以议论。换句话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英国人肯定不会按照大清的要求将战争中指挥占领大清领土的英军将领全都免职，同样，大清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也有很多，难道都要在事后要求赔偿吗？
如果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去看道光皇帝的这个态度，其中包含有诡辩的成分，是以一种让对方感觉如鲠在喉的方式，驳斥了璞鼎查的无理要求，甚至也变相地批评了求和派官员无原则的迁就。问题的关键是，道光皇帝虽然内心悲愤，但是作为最高决策者，必须着眼大局：中英双方刚刚达成和议，他至少不能破坏这种局面，因此他对达洪阿和姚莹给予了很轻微的处罚，也算是有了一种维护中英之间“和谐”局面的姿态。
之后没过多久，在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1843年12月16日），达洪阿和姚莹就被重新起用，道光皇帝甚至任命达洪阿为哈密办事大臣，等于是委以重任。
后来咸丰皇帝即位，对台湾案件给予了彻底平反，将穆彰阿贬黜，并下诏向全国表彰达洪阿和姚莹在台湾地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英勇表现。
台湾案件虽然是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所发生的一段外交插曲，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光皇帝内心的悲愤，明明是英国人无理取闹，却还要象征性地处罚根本就不应该处罚的人。事实上，道光皇帝的这种悲愤，在他之后剩下的皇帝生涯中一直存在，而且在一个又一个涉及英国人的事务中，总是能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
 <h3>4. 火烧十三行</h3>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一点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情绪中便可以看出来。事实上作为鸦片战争爆发地的广东，对外国的反侵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虎门条约》和《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两个附件，争取了英国在华的最惠国待遇以及关税协定的特权，而后法国、美国等国家也先后要挟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条约，这更加让百姓们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与日俱增。
纵观当时，广东地区的形势与鸦片战争时期相比，并没有如条约签订之后预期的那样稳定。当地百姓对英国人的憎恨并没有因为战争的停止而减弱，甚至对英国人的斗争有了一种新趋向。
例如，在当地民间散发的《告谕英商大略》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道光二十一年（1841）之后，英国人侥幸得志，勿视为中国之弱也。事实上这已经表明了一种决心，那就是并没有因为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而改变对抗英国人的态度。
虽然当地百姓的这种态度来源于对外来民族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但其中也有英国人战后在广东总是以战胜国的姿态，傲慢地对待中国人的表现有关。当时英国人在广州等地肆无忌惮，横行不法，广州重新开市后，英国商人与当地百姓交易时，表现出恃强欺人的架势，因此与当地百姓经常发生冲突，以致生出许多事端。
例如，英商中的役吏在街市劫掠布店货物；购买物品时如果议价未成，挥手便殴打卖货之人；英国人在街市上遇到当地百姓，动辄大声呵斥避让，如果稍有怠慢，便挥鞭抽打。英国人的这种蛮横无理，引起了当地百姓极大的愤慨，而他们又有一种“骁健多好义”的品格，痛恨英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不法，便自发组织起来对抗英国人，这其中具有广东特色的反抗英国人的“社学”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
社学，也称为书院、义学，其前身是当地地主富户们创办的“团练”，用以缉捕盗贼、保民安境。鸦片战争期间，社学成为广东当地百姓编练义勇、抗击英军的组织。《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各地的社学组织互相联络壮大声势，决心对抗英国人到底，并约定“同患相扶，协力共救”，其中较为知名的有广州附近的升平、东平、南平、隆平等社学。
按说社学对抗英国人的这个宗旨，与当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不相符，应该是被清政府限制和打压的，然而从当时社学蓬勃发展的态势来看，显然与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支持分不开。例如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的时候，道光皇帝让大臣特别起草了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发到广东，其中就有对广东社学的激励话语：
恭读上谕，“士民众果有勇猛出众之材，激于义愤，团练自卫，或助官军以复城邑，或扼要隘以遏贼锋，或焚击夷船，擒斩大憝，或申明大义开启愚顽，能建不世之殊勋，定有非常之懋赏，钦此！”士民等钦奉王言，共引团练，仿轨里连衡之制，指愿得百万之师，按赏田捐饷之方，到处有三时之乐，无事则各归农业，有事则协心从戎，踊跃同袍，子弟悉成劲旅，婉娈如玉，妇女亦能谈兵。
而且在升平社建立的过程中，道光皇帝也指出：
该省西北乡绅士，敌忾同仇，深知大义，着查明首倡义举之人，如有才具堪胜文武之任者，即具实保奏，候朕施恩。并剀切晓谕该省各府州县，均宜照此团练自卫，并备调遣。将来如果得力，自当从优奖赏，即军务告竣，并经调拨运用者，亦必慨如赏赉。
在道光皇帝的这种鼓励之下，有了朝廷主战派的大力支持，社学组织在鸦片战争结束后迅速发展壮大，由地方绅士组织领导，以下层百姓为基础，可以说人力财力都来自于民间。社学组织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它的抗英斗争才会持续不断，且声势越来越浩大。
例如，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九日（1844年4月26日），广东巡抚程矞采在奏文《绅士捐建升平社学公所由》中提到，社学组织成立一年多来，城东南各路，全都闻风而起，各自选择燕广墟、沙梨园及广州河南（珠江沿岸）等处先后建立东平、南平、陆平各社学公所仿照团练而行，各社壮勇少的达到几千人，多的达到了万余人。
社学自成立之初，就以一种同仇敌忾的气势对抗英国人，再加上鸦片战争后英国人肆无忌惮地横行不法，因此在社学领导下的广东地区第一次民间大规模的抗英斗争—火烧十三行，便在这种背景下爆发了。
十三行是清朝时期广东地区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又叫“洋行”或“洋货行”。当时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又以牙行经管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事实上，当时官方虽然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但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购销买卖等业务。可是鸦片战争后，十三行的人为更多地赚取利益，其中很多人与英国人串通勾结，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愤恨。
这种愤恨经过长时间的积攒，终于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1842年12月7日），因为一次突发性事件，而演变成了一场针对十三行的暴力复仇。
当天，一名英军士兵强买小贩陈亚九的橙子而拒不付钱，陈亚九向其索要，士兵恼羞成怒，拔刀刺伤了陈亚九的右臂，陈亚九顿时疼痛难忍大声呼救。当时在附近卖糕点的李亚华以及来往的百姓看到陈亚九被英军士兵欺负，心中愤恨不平，便一齐围住该士兵，帮助陈亚九讲理要钱。士兵自知理亏，冲出人群后躲进附近洋房，并将大门紧紧关闭。以李亚华为首的百姓们在后边紧紧追赶，随着人数越聚越多，洋房逐渐被围得水泄不通。
当时，洋房里有英军看守，看到外边围聚了大批中国百姓，英军士兵从洋房二楼向下投掷石块，试图驱赶百姓。面对如此野蛮的行为，围聚的百姓们更加愤恨不已，此时一个名叫苏亚炳的升平社成员正好从此路过，询问事情原委后，顿时觉得英军士兵欺人太甚，于是便率众冲击洋房，试图打开大门。可是洋房大门紧闭，而且英军士兵不断地向外投掷石块，致使百姓们不敢靠近。苏亚炳见此情景甚是愤怒，他发现洋房旁边不远处就是十三行的商铺，联想起很长时间以来十三行的人和英国人狼狈为奸，于是率众直奔该商铺，搬起大石撞开大门，带领百姓一拥而进，然后放火将商铺点燃。
英军士兵见此状况，急忙赶来扑救，苏亚炳大喝一声，拔出腰刀向英军一通猛砍，英军士兵立即开枪还击。混战中有两名英军士兵当场毙命，苏亚炳、李亚三、何亚郁等数人也都被英军开枪击中负伤倒地，其中五人因伤重而殒命。愤怒的百姓全都高喊“杀贼”，全力阻止英军士兵灭火，大火熊熊燃烧直到次日方才熄灭，共烧毁英国人四间房舍。这就是当时火烧十三行的全部过程。
事后两广总督祁贡向道光皇帝详细汇报了此事，说是“民洋争吵，致使洋楼失火”。祁贡这种说法，具有试探性，因为他十分清楚道光皇帝内心对英国人一直是抵触的，而这个事件确实也给英国人带来了损失，所以他采用了“民洋争吵”这种模糊的说法—只是汇报了过程，而没有界定责任。当然，这也源于道光皇帝在去年下的一道谕旨中的一句话：
粤省士民，因该夷情形傲慢，激成公愤，迥非借端滋事者比。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皇帝陛下是偏向社学的，所以火烧十三行事件出来后，祁贡的态度一定会是小心翼翼的，事实证明祁贡的判断是正确的。道光皇帝接到奏报后，特别指示祁贡要秉公办事，而且道光皇帝给祁贡下了死命令，要“总当使洋人服输，不致有所借口，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内地民心因而解体”。道光皇帝等于清楚表达了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是让祁贡不要追究社学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尤其不能采取暴力镇压的方法，也是乘机利用民间力量打击一下英国人嚣张的气焰。
知道了皇帝陛下的明确态度，祁贡在处理这件事情上也就有了底气。璞鼎查事后给祁贡写信，提出索赔的要求。祁贡因为有了道光皇帝的明确指示，所以面对璞鼎查也不敢过分软弱。他回复说希望璞鼎查不要过分纵容自己的士兵，当地百姓一旦万众一心，绝对是一股非同小可的力量，一旦触犯众怒，后果更加不可设想，真要是到了那种局面，大清政府也将无法控制局势。
祁贡的态度让璞鼎查备感无奈，可是他也明白，这话并非危言耸听，大英帝国可以打败大清帝国，但绝不想就此陷入由民间力量所引发的报复行动中，那样英军在中国将会应接不暇，这不符合英国政府的在华利益。璞鼎查最终放弃了索赔，这也意味着火烧十三行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火烧十三行，虽然是一起突发事件，而且源于民间，并不是政府之间的矛盾，但是道光皇帝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透露出这位在鸦片战争中遭遇不断失败的帝王，内心深处对英国人的憎恨。道光皇帝深知，仇恨要想持久，必须以民间力量为基础。他的这种态度又作用于民间力量对抗英国人的决心。从这个角度看，火烧十三行不过是一个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事件会越来越多。
 <h3>5. 来自民间的抗争</h3>
鸦片战争虽然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但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排斥态度却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点从他支持民众对抗英国人中就可以看出。事实上火烧十三行是民众反抗英军欺压的一个开始，从1843年到1850年间，民众反抗英军的事例层出不穷，而道光皇帝的态度则是继续争取民心，利用民众抗争来实施自己排斥英国人的目的。这一节我们就来举例说一说其中两起事件。
第一个事件：禁租河南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间，英国军舰突然驶进珠江，向清政府提出六点要求：
1.英国人两年后自主住进广州城；
2.英国人要在广州河南岸建大片洋房；
3.在十三行开河截段；
4.设立天主教堂；
5.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6.在天津通商。
英军将上述条件形成文本交给了清政府代表，要求清政府在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可是没等十日到限，英军便开始在广州河南岸划地分解，开始动工建洋房。
英国人的这种做法，激起了广州百姓的强烈愤慨。广东省各界共同商议决定，每个商铺捐出一个月本铺租金，可以凑得经费三百余万两，并集齐十万兵勇，准备与英国人一战到底，同时修书一封，向英国人发出警告。
珠江南岸，旧称河南，与省城广州相对。那里虽然人口众多，但地方狭小，居住在此的人大部分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靠着宝贵的、狭小的这块河南地皮艰难地生存。在河南西部有一块水陆十分便利的地方，与广州城的洋楼隔水相望，这个地方隔岸临海，英军如果占有此地，便可以封锁西面的通道，或阻截来自珠江的过往船只。
另外，在河南地的南面，地势随河道而波折，随着曲折处一直向下，就是进入西南乡的凤凰河，向东是鸡鸭窖。如果在河道曲折之处建一座炮台，就可以完全扼住广州通往两侧的河道咽喉，因此这个地方属于战略要地。
这块地区的价值显而易见，英军想逼迫清政府答应划地，应该是蓄谋已久的。英军先是用重金想要购买，在遭到当地百姓强烈反对后，开始采取变诱为掠的方式。璞鼎查不等清政府给予答复，便擅自在道光二十四年四月的二、三、四日（1844年5月18、19、20日）连续三天前往河南洲头进行丈量，并插旗为界，强行占领以造成既成事实。
河南地带的百姓面对如此蛮横无理的行为，决心对傲慢的英国人进行惩罚。于是在社学的组织下，四月五日（5月21日），百姓们聚集在双州书院，经过商议后决定给璞鼎查首先送上一封警告信，明确告知，百姓坚决不答应出租河南地，英国即使动武也吓不倒我们！然而社学代表将信交给英军代表后，经过很多天的等待，依旧看到英军在继续丈量土地，并不见英军有什么回复。于是百姓们联合起来要求当地乡绅向英军提交一份强烈的抗议书，这就是《河南合堡四十八乡绅耆投词》的来历。
现因英吉利国欲勒租河南地方建屋宇，本处绅民均不情愿，乃英吉利国领事官不待业主允议，突于四月初二、初三等日，竟到河南洲头嘴地方丈量，插旗置界，是将恃硬强占，有背和约。我等绅耆大为骇异，迫于初七日集齐四十八乡，约集三千余人，同到洋行会馆，欲与之面辩，以明所不愿者众……而领事推匿不见，故致函分辨情理，陈说厉害，交通事转递，原冀其中止以弥争端，俾各守和约……
为了给予璞鼎查更大的压力，在河南地百姓的强烈要求下，当地乡绅又另在《致英吉利国领事官信稿》和《告谕英商大略》等信函中，反复强调百姓誓死保卫河南地的决心，甚至表示租借河南地之事，就算政府答应，皇帝陛下盖上大印，百姓们也不会答应。在给英国人致信的同时，社学组织也做了最坏打算，一旦英国人公开回复不答应，社学组织立即展开驱逐英军的武力行动。
百姓们这种誓死保卫河南地的决心，让璞鼎查甚为忌惮，于是他将情况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如果强行占领河南地界，而使得当地百姓产生抵触，从而有可能造成英国在华利益受到损害的话，可以考虑暂缓运作。
因此璞鼎查终止了租借河南地的一切运作，并与耆英签订了三年后再进广州城的和约，此事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个事件：黄竹岐案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广州沿江数十个村落为了自卫，纷纷构筑闸栅以护卫本村。这些闸栅最远的距离本村十余里，最近的也有二三里远。平日里英国人上岸如果不寻衅滋事，村民倒是让其来往通行不加干涉，可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夏的一天，一些英军士兵的到来，打破了这里本来相对平静的局面。
当时一部分英军士兵乘船到广州城西南的黄竹岐村一带打猎，登岸后闯进村民们构筑的闸栅，在村内鸣枪打鸟，看见村中妇女就调戏，吓得妇女们惊叫着四散逃走。其中一个名叫麦克的英军士兵竟然开枪射击那些逃跑的妇女，幸好没有打中，但是麦克却以此为乐，并高声辱骂妇女。
村民们听到枪响立即赶到出事地点，并鸣锣传递消息，召集邻村百姓前来支援。英军士兵在越聚越多的百姓面前，开始变得惊恐暴躁，试图开枪向百姓们射击。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百姓，大家一拥而上，当即打死六名英军士兵，并将其尸体绑在巨石上，投入了村外的大河之中。村民陈亚辰也当场被英军打死，另一名村民李亚键被打成重伤。
事发后，其余的英军士兵逃回船上，立即掉头逃入省城，并将他们在黄竹岐村的遭遇向英国领事报告。
英国领事当即照会耆英。耆英急忙派人会同南海县令招募渔民，驾船打捞那六名英军士兵的尸体。英国领事以清政府管辖不力为借口，要求交出肇事凶手交给英国人处理，结果被新到任的广东巡抚徐广缙拒绝。他给予英国人的回复是：杀人偿命虽然是法律明文规定，但也得是一命抵一命，绝不能乱了法度，更不能随便处理我们的百姓，来满足英国人的欲望。徐广缙当时亲自审理此案，查明事情经过后，判处三名肇事者死刑，并在打死英军士兵的现场执行了死刑。可是英国人对这样的处理结果依旧不满意，向耆英提出要烧毁黄竹岐村，否则不能平息本国人民心中的怒火，并逼迫清政府强力压制百姓对英军的反抗，以保证他们在当地的绝对安全。
耆英迫于英国领事的压力，责令当地官员出示公告，召集乡绅开会，让这些人拟定一份“今后毋许枉杀，后此永保无事”的公函，张贴在全城，以此表示对英国人的安慰。
道光皇帝在十一月二十一日（12月28日）接到耆英的奏告后，立即指示他一方面要缉拿凶手惩办，绝不能给英国人任何挑起事端的借口；另一方面要他做好战备，防止英国人借此扩大事态。后来又接到黄竹岐两名村民被打死的奏报，道光皇帝立即谕令耆英，处理这件事情万万不能失去民心，这是最重要的原则。二十六日（1848年1月2日），又接到英国领事要求自行处理中国百姓以及烧毁黄竹岐村的奏报，这位内心本就悲愤不已的皇帝终于再也忍耐不住：“荒谬已极，自无应允之理！”
道光皇帝不仅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无理要求，而且指示耆英，要公平地审理，决不能失去对百姓的宽容。至于英国人是否会满意，不必考虑得太多，也不要过度关注他们的态度，一切以不失民心为准则。他再次告诫耆英，一定要对英国人严加防备，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十二月七日（1848年1月12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关于黄竹岐村事件起因的奏报后，开始郑重其事地对英国人加以谴责，他说如果英国政府能对自己的士兵加以约束，也不至于惹出如此大的事端，希望英国领事能够正确理解他说的话，应该想办法约束本国士兵的行为，如果不是正常的贸易往来事宜，就不要擅自进入民间田舍房屋。面对道光皇帝的态度，英国人最终选择了退让，宣布这一事件到此为止，同时也希望清政府能够教化民众，不要对英国人产生敌视情绪。
从上述两个事件来看，鸦片战争事实上是一场当时主政的政府的失败，而并非中国人整体的失败。正是民众的力量，使得清政府的最高决策者道光皇帝看到，对抗英国人是一场旷日持久、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战斗，因此本就因为鸦片战争失败而内心悲愤的他，选择了支持民众的反抗情绪，并因势利导地限制英国人在大清国土上的肆意妄为。而他的这种态度又反作用于民众的反抗斗争。因此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对抗英国人事实上远没有结束，而且趋势由政府层面逐渐波及民众层面。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也是当时中国被迫睁眼看世界所带来的一个间接的好处，民众的眼睛也已开始逐渐睁开，只是未来还需要很长的道路要走，而且这条道路是万分的艰难与曲折。
从中国近代史后来所经历的历程来看，每一次外敌入侵，最终都会演变成民众层面的主动抗争。这也正是应了那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h3>6. 反进城斗争</h3>
英国人到广东开展贸易已经多达二百年之久，按照旧制规定，外国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广州城的。针对中国的这个制度，外国商人常常感到不满，在他们看来，这是中国人将他们视为异类的表现，是一种不平等待遇。《南京条约》没有针对这个事情进行有效的解决，而英国的历任领事也都曾经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过进城的要求，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未成功。所以璞鼎查才在上文提过的河南地事件中，再次逼迫清政府同意英国进入广州城居住。
可是河南地事件最终在英国政府的慎重考虑下放弃了争夺，所以进城事宜也就暂时搁置。但是英国人是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于是“进城事件”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始，便成为中英双方的矛盾焦点。
当时间进入道光二十五年之后，大清帝国似乎一下子进入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之中。当然原因在于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各项条约已经完成，各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所以暂时偃旗息鼓。按照有关条约规定，清政府应该收回定海，于是时任英国驻华领事的德庇时，以此大做文章，以清政府不允许英国人进入广州城为借口，拒绝将定海归还。
十一月二十三日（11月21日），道光皇帝接到耆英的奏报后，指示他：
……恐难免希冀请求。该督等唯当持以镇静，俟其续请时，即告以贸易之事，期于彼此相安。今欲更改旧章，人心必为疑怪……倘或滋生事端，彼此均为不便。如此晓谕，庶民夷两不相扰，可以经久相安。
十二月二十日（1846年1月17日），道光再次接到耆英关于英国人执意进城的奏报。道光再次谕令耆英必须予以拒绝，他的理由是：
（英国人）进城一节，非本条约所有……该督等仍当详晰开导，谕以即使准其进城，而民情究难相安。倘因事争竞，或致互有伤损，彼时若求代为约束，地方官断难查办……
从指示耆英的态度来看，道光皇帝虽然利用民众对抗英国人，但并不是说他就不保障民众的利益。在可能的范围内，他还是希望民间尽量不与英国人发生冲突。他将回绝英国人的任务，交给了求和派代表耆英，甚至连回绝的方法也明确指示给了耆英，那就是耐心开导。事实上这是一种“软拖”的手段，目的就是想让英国人知难而退，毕竟《南京条约》已经达成了双方不再交兵的约定。
英国人再一次选择了退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五月退出舟山地区。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英国人并没有因为《南京条约》的“罢兵”而就此停止争取进城。道光二十七年（1847）春，德庇时突然率领十余艘舰船闯入省河，停靠在十三行湾，并下令英军士兵悄悄登上炮台将炮眼堵死，然后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道光皇帝在三月七日（4月21日）得到奏报后，指示耆英立即进行布防，要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继续向英国人讲道理，另一方面也要做好武力抗击的准备，作为一方军政长官，万万不可张皇失措，更不能有所懈怠。耆英接到谕令后，和英国人商定两年后可以进城，不过他倒是没签订任何条约，而是将这个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徐广缙。后来英国领事德庇时也卸任回国，接任他的文翰继续坚持英国人进城的主张，与新任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展开了新一轮的较量。
事实上，耆英答应英国人两年后可以进入广州城，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英国人提出进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答复，其舰船强行驶进省河，所以耆英采取欺骗拖延的办法暂时稳住了对方。针对进城问题，当时没有任何文字性记录，这让双方的继任者都会找到理由进行反驳，因此反进城斗争就开始变得更加尖锐。
早在徐广缙到广东赴任之前，道光皇帝就指示他，解决英国人进城的问题，首先在于安抚当地民心，只要民心有所向，外敌不足为虑，如果民心背离，即使答应英国人进城，未来也会出现很多民洋冲突，到时政府还会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民众会答应吗？答案显而易见。也就是说，道光皇帝其实是要将反对英国人进城坚持到底。
因此徐广缙到达广东上任后，就开始遵照皇帝陛下的指示来解决进城事件，而中英双方都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也就注定了反进城事件会逐渐激化。
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英国领事文翰告知徐广缙，转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49年3月15日）就到了当年耆英答应进城的时间了。结果刚过完年不久的正月二十三日（1849年2月15日），徐广缙就前往虎门与文翰进行交涉，同时向道光皇帝请示。当时徐广缙和叶名琛商议，两个人在同英国人的交涉中，一定要团结一心，坚决不能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而且为了防止英国人强行入城，徐广缙还加强了省城防务，在省城周边层层设防。
徐广缙备战的消息很快就被文翰得知，文翰坚持认为这是清政府不守信用的表现，于是就利用谈判的机会，将徐广缙扣留在舰船上，想以此来逼迫清政府同意进城的要求。
对于文翰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徐广缙告诉文翰，答应英国人进入广州城是前任耆英的事情，现在自己奉皇帝陛下之命到广东任职，自然会按照旨意行事，而到现在还没接到让英国人进城的谕旨，所以不能擅自答应领事的要求。不过自己倒是可以向皇帝陛下请示一下，但在没有结果之前，一切都必须遵照大清的法律行事，就算是英国人也不例外。
徐广缙这种坚决的态度，让英国人也很是无奈。文翰同时也明白，就算是把徐广缙杀掉，也解决不了进城问题，而且那样做更会让清政府在外交上找到拒绝英国人的理由。因此在冷静下来之后，文翰放回了徐广缙，让他详细地向大清皇帝汇报这件事。
徐广缙明知道皇帝陛下是不可能答应进城的，但是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他还是向道光皇帝上了奏疏。不过这封奏疏的言辞具有引导性，将整个来龙去脉汇报一遍，在结尾徐广缙为了排除道光对自己的误解，特别强调了皇帝陛下一定要坚持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态度，不然的话自己的努力等于白费。
道光皇帝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和给当年耆英的指示一样，让徐广缙也要顺从民意。当徐广缙将道光皇帝的旨意展示给英国人时，文翰开始受到本国人的指责，认为他和前两任领事相比，在进城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无能，这让文翰备感尴尬。于是他写信给徐广缙，指责中国人背信弃义，明明是耆英已经答应的事情，为什么又要反悔？这让不了解中国官场文化的文翰百思不得其解。
徐广缙继续以不知道前任的承诺，自己只能执行皇帝陛下的指令作为挡箭牌，告诉文翰，英国人进城是绝不可能的。至于文翰在本国人心中是什么地位，那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与大清帝国无关。而且如果英国人执意要进入广州城，也得问问当地的百姓答不答应。
事实上当广州城内的百姓得知英国人又想进城的消息后，已经开始群情激愤。自1848年冬天到1849年三月，省城越秀书院监院一直刻印公柬，邀请越华、羊城二书院一同反对英国人的进城要求，而且城中的诸多绅士也联合起来决心保卫省城广州。史料上记载的说法是：
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河南人亦创隆平社学，同时响应。地大者至数千人，少亦数百，按日分期，自具所练丁勇名数，柬报越秀……旬日间，得十万人有奇。
在社学的组织领导下，广州城的义勇声势极其壮观，夜间巡城时，将整个广州城照得如同白昼。身在城外的英国人见此场面，吓得目瞪口呆。英国领事则迅速告诫所有身在广州城外的英国人，每天黄昏之前务必关闭前后门户，贸易事宜在黄昏之前全部停止，而文翰因在内受到本国人的指责，对外又担心惹恼了中国人，只得暂时放弃入城的要求。
社学组织开展反进城斗争的消息很快传进了北京城，道光皇帝自然欣喜万分，为此感慨道：
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恐濒海居民有蹂躏之虞，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连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申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劻勷，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久历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
看得出来，民众的勇于反抗，以及徐广缙对英国人严词拒绝的态度，让道光皇帝很是欣慰。为了鼓励当地民众的这种反抗精神，道光皇帝下令进行懋赏，而且表示要“励急公向上之心，共享乐业安居之乐，第其劳勚，锡以光荣，毋稍屯膏，以慰朕意”。
在进城事件中，大清帝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英国人对不能进城一直耿耿于怀，就在道光皇帝下令嘉奖当地百姓数日后，文翰再一次写信给徐广缙，说大清皇帝未能履行英国人进城的承诺，已经让广州当地人非议，希望清政府能够考虑皇帝的颜面，再一次考虑英国人想要进入广州城的请求。
文翰的这封信虽然带有诛心之词，但已经不自觉地将姿态放低了，徐广缙却坚持不妥协，以两国刚刚恢复贸易为由，委婉拒绝了文翰。后来文翰又多次提出进城要求，清政府从皇帝到大臣甚至到普通百姓，全都团结一心坚决拒绝该要求，最终使得英国人放弃再提进城请求。这也让道光皇帝再次认识到，只要政府和民众团结一心，就算英国人武器再先进，也丝毫不能撼动大清帝国，正所谓“利不夺而势不移”。反进城斗争的胜利，也算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始终笼罩在道光皇帝头上的失败阴影中透出的一丝曙光，虽然这点光亮很快就会被黑暗吞噬。
 <h3>7. 天国风云乍起</h3>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南京条约》又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满洲自兴起到入主中原后的二百多年来，从未遭受过如此羞辱。然而自道光即位以来，大清帝国需要对付的并不仅仅是从海上而来的外夷，更有来自内部的敌人。外夷虽然羞辱了大清帝国，但并没有动摇大清的国本，而内部的敌人则在某种程度上给帝国带来了覆亡的危险，这种危险在帝国的高层统治者们看来，就是历朝历代都会发生的农民起义。
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大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鸦片战争之前就有滇彝之乱、河南白莲教起义、台湾天地会起义等，幸好那时的大清帝国还有足够的能力去平定这些叛乱。但是，并不是每次都能那么幸运。就在大清帝国刚从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渐渐缓过神来的时候，1851年4月，来自广西金田的一群人再次使大清帝国陷入恐慌与战乱之中，而这一次，他们给大清统治者们出的题，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难。
这群来自金田的农民，后来成立了一个名叫太平天国的组织。我们知道这群人的首领名叫洪秀全，然而根据很多史料的记载，洪秀全似乎只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偶像，其早期具体的工作都是由杨秀清和冯云山等人去做。当然，“天国”本身这个名称，就来源于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因此洪秀全的偶像作用在太平天国的发展历程中绝不能低估，换句话说没有这个偶像的存在，太平天国或许早已分崩离析。
洪秀全其实是个失意者，在那个只有登科入仕才有出路的传统时代，洪秀全曾多次想通过科考走进仕途以求光宗耀祖，却屡试不中。道光十六年（1836），洪秀全又一次背起行囊，踏上了赶考之路，这一次虽和往常的结果一样，但他却在偶然中得到了一本叫作《劝世良言》的小册子。洪秀全从中看到了与他多年来接触的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文化，里边有关于天堂的描述，有基督教拜上帝，有关于耶稣的介绍，有反对偶像崇拜的教义……
据有关记载，转年洪秀全再次科考落第后，回到家便大病一场，甚至达到了昏迷的程度。昏迷中他到达了《劝世良言》所说的那个天堂，在那里他看到了上帝。或许是这次的“神游天堂”在洪秀全心底埋下了异样的种子，于是他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读了《劝世良言》，再联系曾经的“神游天堂”，洪秀全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次子”，也就是“耶稣的兄弟”，之所以能神游天堂，是因为上帝赋予了他“提剑斩妖”的使命。
他由此放弃科考，走上了宣传宗教教义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他逐渐发现，除了科举考试，原来还有另一条道路，同样可以让自己出人头地。
道光二十四年（1844）四月，洪秀全和一同担任过私塾先生的好友冯云山，一起离开家乡广东花县，辗转来到广西的贵县山区，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布道生涯。让洪秀全没想到的是，仅仅几个月时间，他们便吸收了一百多名农民信徒。半年后为了更深地吸取教义的精髓，洪秀全回到家乡继续钻研教义，而冯云山则又转到广西桂平县的紫荆山区传道。
或许就是在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传道、发展信徒工作实际上主要是由冯云山承担，洪秀全则是“天国理论”的支持者，他的偶像作用就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当时冯云山在紫荆山区进行着艰苦的传教工作，两年多的时间在当地发展了三千多名信徒，并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正式成立太平天国的早期组织“拜上帝会”。
而洪秀全回到家乡后，开始从事教义理论的深入研究，为“拜上帝会”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这些理论除了宣扬教义之外，还说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都应该敬拜上帝，而且只能拜上帝。他将教义与中国儒家思想互相糅合，让人们“勿拜邪神，须作正人”，主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对于教义的深刻钻研使得洪秀全逐渐认识到，必须跟一位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学习，于是他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月，从家乡花县前往广东省城，跟随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义，后来因为罗孝全拒绝为他洗礼，遂于七月重新回到广西紫荆与冯云山会合。
很长时间以来，紫荆地区的信徒们对于这个从未见过真容的“教主”很是期待，洪秀全的到来让“拜上帝会”的成员们备受鼓舞，立即尊他为领袖，称之为“洪先生”。就这样，洪秀全和冯云山一起从广西紫荆开始，大力发展“拜上帝会”，当时桂平县与邻近各县的汉、瑶、壮等族纷纷参加。鉴于“拜上帝会”当时已成规模，在冯云山的建议下，洪秀全制定了《十款天条》以及各种宗教仪式来约束信徒，还撰写了《原道觉世训》，除了宣扬上帝主宰一切，人人必须敬拜上帝之外，还把清朝皇帝称为“阎罗妖”，号召信徒共同灭之。
如果说洪秀全和冯云山会合之前，“拜上帝会”或许只是宣传宗教信仰的组织，那么当洪秀全来到紫荆地区，且随着“拜上帝会”规模的不断扩大，他看到，这似乎是一股可以利用的力量。“拜上帝会”的早期成员大多是穷苦百姓，因此“斩杀清妖”的宣传很容易被信徒所接受，民众的激情很容易被激发。
后来，洪秀全在自己编纂的《太平天日》中，对信徒宣布自己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这等于为后来的反清起义找到了理论依据。
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六月，“拜上帝会”的成员已经发展到一万多人，可以称得上是一股力量可观的武装势力，其基本成分为贫苦农民、矿工、烧炭工、挑夫、手工业者、小贩以及无业游民。此外，一些家在当地具有一些经济地位的中小地主和富户，由于经常受到当地乡绅的排挤，也加入了“拜上帝会”，例如后来制造“天京事变”的韦昌辉就是典型的代表。
“拜上帝会”经过多年的发展，势力逐渐遍布广西的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博白、陆川等县，以及广东的高州、信宜一带，其核心领导者除了洪秀全和冯云山外，还有杨秀清、肖朝贵、石达开以及小地主出身的韦昌辉。随着人数规模的扩大以及领导核心的逐步形成，“拜上帝会”开始转向践行教义为主，即武装反清—“斩杀清妖”。
“拜上帝会”从广西的一片狭小的空间里，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走上反清之路。然而当他们酝酿一场惊世骇俗的起义时，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却毫不知晓这群来自山里的人，未来差点儿成为自己的埋葬者。道光三十年（1850）一月，道光皇帝驾崩，忙于皇帝丧事与新皇登基的朝廷，根本无暇关注这个远离京城的团体。而且，道光皇帝直到临死之前也没收到关于“拜上帝会”的任何消息，因此洪秀全等人掀起的惊涛骇浪，只能由道光的儿子咸丰去平息。
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就在他老爸死后仅仅半年，洪秀全就下令各路“拜上帝会”成员齐聚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四个月后，有两万成员抵达金田，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反清，建号太平天国。至此太平天国的旗帜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大清帝国的上空。
 <h3>8. 勤政守常不知变</h3>
执政进入第三十个年头的道光皇帝，突然于一月十三日（1850年2月24日）在圆明园一病不起。十四日（2月25日）清晨，自感大限将至的道光皇帝急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一同开启匣宣示御书，立皇四子奕为皇太子。
中午时分，道光皇帝驾崩，享年六十八岁。这位在即位之初便立志成为有道明君的皇帝，一生得过荣耀，有过屈辱，但最终因为鸦片战争的失败，带着满腹悲愤和宏图破灭的遗憾，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道光皇帝在位长达三十年，仅次于康熙和乾隆的执政时间。他即位时，虽然踌躇满志，但在那个时节，令皇家骄傲的“康乾盛世”已经过去，令帝国无可奈何的衰败正在蔓延。在他在位的三十年间，大清帝国除了有来自海上的英国敌人之外，内部矛盾也已达到顶峰，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国内矛盾的一个总爆发。甚至可以说，之所以“海上蛮夷”英吉利能打得大清帝国毫无还手之力，跟大清帝国内部出了问题是有绝对紧密的关系的。
道光皇帝自然不情愿大清帝国败给英国，不情愿而又不得不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南京条约》的签订，也开启了此后大清帝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先河、对外关系屈辱软弱的先河。大清帝国的最后一块面纱被撕开了，曾经还可以掩盖的衰败与腐朽的真相，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示在国人与西方列强的面前。
不过单论道光皇帝个人，这位勤政守常的皇帝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不仅想有所作为，而且力图除旧布新，在其执政的三十年里做了不少努力，其中一点便是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存在的弊端。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道光皇帝是不可能认识到当时皇权制度已经开始走上末路的，我们也不能苛求他超越历史去认知事物。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的皇帝，他敢于正视大清帝国当时的弊病，并力图加以扭转是值得肯定的。
在即位后不久，道光皇帝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弊病丛生的状态，而且日甚一日，几乎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而最大的弊端就是吏治的败坏，例如横征暴敛、虐取于民、官官相护、朋比为奸，正像《道光朝东华续录》中所形容的那样：“积弊相沿，挽回无术。”
因此，道光皇帝从即位伊始便勤于政事，以“虚心实行”四字自勉，在朝廷内提倡节俭，并整顿吏治、开源节流。即使在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皇帝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也并没有被英国人的枪炮吓住，而是坚决主战、镇定指挥。虽然作为最高决策者，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皇帝要负首要责任，但也不能否认他尽力做到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甚至在战后针对军队存在的弊端，还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是为后来洋务运动的萌芽。
道光皇帝的遗诏上有这样一段话，或许，这本身就可以作为对他比较中肯的评价：
自御极至今，凡批览亲奏，引对臣工，旰食宵衣，三十年如一日，不敢自暇自逸。
道光皇帝励精图治，想做个有道明君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话说回来，放眼当时的世界格局，显然这位勤政守常的帝王，并没有什么创新之举。当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在中华这个古老帝国的土地上肆意驰骋时，道光皇帝却还在为清除衰败帝国的沉疴痼疾而努力。即使他十分勤政，也只是着眼于帝王家业如何延续，而不是真正意义地在国家层面进行创新与改革。从个人素质来看，道光皇帝具有励精图治的美好愿望，但并不具备“图治”的才能。
道光皇帝和他的前辈们一样，自幼接受着系统严格的皇家教育，不可能脱离开中国几千年来建立在封建农业基础上的传统思想体系。自幼生长在深宫之内，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可能着眼于世界大格局，从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以及思想中汲取养分，这就决定了他的“图治”只是在遵循封建旧制的范围内踱步，甚至仅仅是修补已经千疮百孔的皇权制度。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道光皇帝在思想上受到震动，但事实上纵观战后大清帝国各个领域，除了在军队方面有所改革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道光皇帝也被迫睁开眼，了解了正在变化着的世界，但是封建传统的思想使得他无法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认真去吸取西方世界有益的东西来改变大清帝国的现状。因此，大清帝国也就不可能跟上当时世界急速变化的节拍。从这个角度来看，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依然在沉睡。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道光皇帝在最后八年的执政生涯中，内心始终处于一种悲愤的状态，但他并没有将悲愤转化为动力，可以说是悲愤有余而振奋不足。除了依靠一些民间力量去继续对抗英国人之外，他没有自上而下地实施符合世界潮流发展的变革，甚至随着他精力的日渐衰弱，大清帝国的形势比战前更加不利，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种不利形势的最直接显现。
客观地说，道光皇帝是在大清帝国日益衰败的情况下登上帝位的，他想要挽救的是一个危机四伏、早已腐朽的封建制度，他的理想是守好爱新觉罗家族的“伟业”，但这份家业在当时已经被世界的滚滚洪流所裹挟，即将淘汰出局。道光皇帝的努力，只不过是为将要倒塌的皇权庙堂支上几根朽木，就像一个医术并不高明的大夫，想要挽回病入膏肓、生命垂危之人的生命一样，结果必然是无济于事的。道光皇帝悲剧的根源就在这里。
然而，更为可悲的是，道光皇帝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后代却依旧重复着这个悲剧，而且还要持续很久很久。

第五章 艰难之开端
<h3>1. 从整顿入手</h3>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道光皇帝第四子、时年十九岁的爱新觉罗奕正式即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大清帝国的第七代君王咸丰皇帝，就这样在老皇帝的丧礼之后，和平过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
像他的父亲道光皇帝一样，咸丰皇帝在即位之初也想做个有道明君，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颁诏求言集思广益。当时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纷纷上书直谏流弊。
咸丰皇帝十分明白，老爸在位时，对于采纳谏言做得并不到位，甚至达到过十余年间没有一个人敢于上书直谏的程度。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道光皇帝不能任人唯贤，只信任穆彰阿等几个有限的大臣。咸丰皇帝正是针对这种弊端，开始着手进行解决，当时很多朝臣看到新皇帝能够广开言路，认为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于是纷纷在咸丰皇帝面前表现自己，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咸丰皇帝下达求言令后，曾国藩积极响应，集中论证“今日急务，首在用人”的道理，呼吁咸丰皇帝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在奏疏中指出：
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曾国藩认为中央的官员们普遍存在畏首畏尾和陷入琐碎事情两个弊端，而地方官员则存在敷衍和自满的弊端，两种官员的通病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此曾国藩提出了“转移之道”，改变官场的通病，让官员们成为有用之才。
曾国藩倡导在官员中间营造学习与研究的氛围，建议咸丰皇帝要像当年的康熙皇帝一样，勤于学问，促使儒臣们逐日进讲，寒暑不辍，并召见廷臣，辄与往复讨论。曾国藩还认为，皇帝应该成为朝臣学习的榜样，要时时督促各级官吏重视学习，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学习，提高官员素质，打造一个学习化政府。而且曾国藩预言，如果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不出十年大清帝国的人才必大有起色。这就是曾国藩提出的“转移之道”。
有了“转移之道”这个总则，曾国藩还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法，他认为各级官吏要遵循保举、超擢的方法，对自己的下级官吏要经常表扬或者批评，对于政府官员中不称职者要及时审查清理，而对于有才能者，可以通过“部院各保司员”的办法选拔，皇帝也可以破格提拔人才，越级重用具有才能的官员。
曾国藩曾有过这样一番比喻：
盖偿论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犹去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
曾国藩的这个比喻，暗指当时的政府官员存在纪律松散，人浮于事，互不负责的严重问题。为此他建议各衙门的堂官，必须日日坐班办公，随时了解下属的情况，甚至要了解到下属情绪的变化。皇帝也按照以此类推之法了解朝廷官员的情况，做到各个部门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可以破格提拔谁。
对于如何考察官员，曾国藩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了解官员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奏折的形式。曾国藩是针对道光年间无人敢上书言事的情况而特别提出这个观点的。他当然无法明面指责先帝的过失，只有列举自大清立国以来，先辈皇帝们是如何采纳那些诤臣的建议的例子，这些诤臣因为先辈皇帝知人善任而最终成为名臣，进而希望咸丰皇帝也能够效仿他们广开言路。
曾国藩当时的官职是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属于不高不低的级别，按照曾国藩当时的年龄，还有晋升的可能，因此他极力呼吁咸丰皇帝重视人才。可以看出来，除了确实想革新朝廷风气，曾国藩也有作为汉族官员迫切想受到重用的心理。毕竟从大清立国以来，受重用、身在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满族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就是因为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提出了官员的“转移之道”，由此开始受到重用，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不仅受到了重用，还成了大清帝国的“中兴名臣”。
当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上书提出的“转移之道”十分欣赏，立即下诏，百日之后即举行日讲，要求身边的儒臣们从《朱子全书》和《贞观政要》中找出治国理政的经验，并力图寻求理学大师朱熹的深奥哲理，将唐太宗李世民视为自己的楷模。
咸丰皇帝即位初年，积极实践了曾国藩的“转移之道”中提出的皇帝的榜样作用，除了效仿古代明君的治国之道外，咸丰皇帝还一直身体力行地下诏求言。例如咸丰二年（1852），太仆寺少卿徐继畬提出了“宜防三渐”之说：一防土木之渐，二防宴安之渐，三防壅蔽之渐。咸丰皇帝将徐继畬的奏疏下发给所有大臣，让他们进行阅读。对于某些意见，咸丰皇帝是持积极采纳的态度的。
当然，矛盾的是，为了捍卫封建皇权，咸丰皇帝对那些猛烈抨击朝廷和自己的大臣也毫不手软。他即位之初，上书褒贬时弊的不在少数，据说他的龙书案上堆满了奏折，然而很多都被他用“毋庸议”三字作为回复，或者直接被束之高阁。有时，一个奏折会让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大动肝火，甚至将上奏折的人治罪，让那些口无遮拦的大臣认识到随意批评皇帝是危险的。
纵观咸丰皇帝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里，即位之初倒是还能下诏求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大清国局势的不断恶化，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也禁不住开始失去耐心，甚至烦琐的政务让他变得越来越慵懒，进而逐渐将兴趣从书房转向闺房。
这些年父亲道光皇帝的执政效果以及大臣们的表现，咸丰皇帝心里有数，当时很多人都对道光皇帝不能广泛使用人才，而只是信任身边有限的几个大臣颇有微词。但咸丰皇帝还是能够理解父皇的做法，毕竟朝廷内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赤诚的忠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始终和皇帝保持一致。任何一个君王都有自己的智囊团，现在咸丰皇帝已经上位，照样不能例外。
纵观当时咸丰皇帝的智囊团，祁寯藻是第一个被任命的大学士。作为一个历事四朝皇帝的老臣，祁寯藻真个是一位骨鲠之臣。当然，咸丰皇帝如此器重他，也是因为道光皇帝在位时，祁寯藻受到求和派大臣穆彰阿、耆英等人的排挤。
《清史稿》对于祁寯藻受到咸丰皇帝的重用，有过一段记载：
寯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寯藻遂领枢务，开言路，起用旧臣，寯藻左右之。
关于穆彰阿、耆英等人被罢免，我们后边会详细说到。不能否认的是，穆彰阿被罢免和祁寯藻受重用，的确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绝好印证。当然，祁寯藻受到重用后，也确实向咸丰皇帝推荐了不少人才，做到了“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
满族大臣方面，咸丰皇帝当时主要信任的是镶红旗的文庆。作为道光二年（1822）的进士，文庆历任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而后升至侍郎、尚书、军机大臣，再后来因为上书道光皇帝针砭时弊而被革职。文庆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被重新启用，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向咸丰皇帝建议重用汉臣。
在文庆提出这个建议之前，汉族人虽然也有高官，但和满族人比起来，始终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文庆认为之所以要重用汉臣，是因为很多汉族人都是从劳动人民的底层中来的，他们知道民间疾苦，熟悉人情真伪，“不像我们这些很少下基层的满族人，懵懵懂懂之间是不可能有安邦大计的”。
作为旧满洲贵族的代表，文庆能够提出重用汉臣的主张，说明他的确是个具有眼光的政治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清帝国重用汉臣其实是一项战略措施，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大臣当时之所以能够逐渐受到重用，除了自身的才能之外，跟文庆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咸丰六年（1856）文庆去世，咸丰皇帝评价他：
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治达理……纶扉襄赞，夙夜宣劳，深资倚畀。
文庆去世后，满族大臣中最受咸丰皇帝信任的就是肃顺。和文庆的出身不同，肃顺是根正苗红的皇亲国戚—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属于清朝皇室的远房宗支。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后来虽然任前引大臣等职，但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闲散职位。直到咸丰皇帝即位后，肃顺才开始步步高升，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乃至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最终成为咸丰皇帝最重要的智囊。
抛开后来他与慈禧的那场政治斗争不谈，肃顺是一个极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自身虽有些缺点被人诟病，但在当时的满族大臣中堪称佼佼者。肃顺也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不仅礼贤下士，而且又有识人之明。当时肃顺门下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才华的汉族学士，例如郭嵩焘、龙湛霖、王闿运、邓辅纶、尹耕云、高心夔、李篁仙等人，时称“肃门七子”。
肃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其他满族大臣不同的是，肃顺对同族的大臣经常随意呵斥，而对汉族大臣却颇为恭谦，是一位十分了解汉文化的满族官员。而且他也看到了大清帝国立国二百多年来，满族人已经失去了进取之心，未来想要重振大清帝国的雄风，要依靠汉族人才行。应该说能有这种看法，说明他个人具有十足的战略眼光，对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颓废现状有清醒的认知。
《清史稿》对于咸丰皇帝当时信任智囊团和重用肃顺，尤其在即位之初能够励精图治，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
文宗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而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共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
重用肃顺是咸丰皇帝励精图治的一个标志，《清史稿》中评价他当时“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说白了就是他对道光皇帝在位时把持朝政的穆彰阿等人的一种排斥。因此在重用肃顺的同时，咸丰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先帝那些因循守旧的臣子进行打压。
穆彰阿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以他为核心的是一个派系，这个派系当时控制着朝廷各个部门，而且对刚即位的咸丰皇帝也不是完全支持。这些人始终对老皇帝道光念念不忘，对于咸丰皇帝下达的指示，《清史稿》中说他们的态度是“遇事模棱，缄口不言”，甚至是玩弄权术，故意打压有才能的官员。
穆彰阿等人的这种做法，与咸丰皇帝的施政理念严重背道而驰，因此咸丰皇帝决定“申国法、肃纲纪、正人心”，下令将穆彰阿革职，并永不叙用。而后便对另一个高级官员，道光皇帝在位时力主向英国人求和的耆英开刀。
穆彰阿被革职，耆英已经意识到皇帝的下一个目标可能会是自己，毕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都是自己代表政府所签，被国人所不齿，而且自己在与英国人的反进城斗争中，又擅自为英国人开了空头支票，这一切当时还是皇子的咸丰皇帝全都看在眼里。登基后的咸丰皇帝下诏求言时，耆英上书纵论用人、行政、理财三策，他主张“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咸丰皇帝看完他这番贬君子、举小人的谬论，立即勃然大怒，急召耆英加以训斥，而且将他向英国人摇尾乞怜的老账全部翻出，说他是“畏缩无能”“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并利用这个机会，将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这个决定一经颁布，朝野上下一致称赞，都认为咸丰皇帝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而对于耆英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国军舰进犯天津，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解决相关问题，又派耆英以侍郎衔，前往天津办理洋务。英法联军以武力威逼清政府，耆英又犯了“软骨”的老毛病，不敢和洋人正面交锋。他不仅和桂良、花沙纳在商会的窗下抱头痛哭，还擅离职守私自回京，谎称面陈机要，结果遭到言官的弹劾，请求咸丰皇帝判处他“绞监候”。
对此，肃顺认为这对很长时间以来都向洋人卑躬屈膝的耆英来讲，实在是太轻了，于是奏请咸丰皇帝，希望能下令让耆英自尽以正国法。咸丰皇帝批准，传令耆英自尽家中，至此道光皇帝在位时求和派的两大核心人员穆彰阿和耆英全部倒台。
从当时大清帝国处处受洋人压制欺辱的角度来看，肃顺奏请判处耆英自尽，是他坚持“申国法”的表现；不过从政治斗争角度来看，肃顺已经成为咸丰皇帝的首席宠臣，那就意味着老皇帝道光的那些宠臣就要永远地退出政治舞台。在政治舞台中，宽容、仁慈者都是幼稚的东郭先生，铁腕与强势才是永远的主旋律。
咸丰皇帝即位之后，采纳曾国藩的“转移之道”，重用肃顺和诸多汉族大臣以及罢黜道光皇帝的宠臣，是其整顿朝纲的三个重要举措。如果抛开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单看当时朝廷内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的大清帝国颇有一番新气象。然而，其实我们都知道，清廷的上空，已被乌云所笼罩。
 <h3>2. 最初的失败</h3>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大力整顿朝纲，想要大展宏图，广西的“拜上帝会”组织则在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领导下，开始走出乡野田间，逐步实施“大计划”。当咸丰皇帝重视起“拜上帝会”这个组织，想要将其绞杀时，已经为时晚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谁都没有重视起初还在乡野田间里传道布教的这伙儿“长毛贼”。
洪秀全、冯云山还在广西桂平发动群众的时候，时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已经接到下属的报告，说有一伙人聚众宣讲西洋教义，只是这位巡抚大人丝毫没有重视，根本就没将此事上报。等到后来“拜上帝会”已经形成规模，开始武装对抗清政府时，郑祖琛才不得不以实情上报给两广总督徐广缙，但也只是泛泛地说“会匪在桂作”，并未明确报告“拜上帝会”已经发展成农民起义之势。
在此之后，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层层上报，等到了咸丰皇帝那里，消息已经被削弱成“当地农民聚众闹事”的小儿科事件，最后还是因为兵科给事中袁甲三等人上疏弹劾郑祖琛“欺饰弥缝”“养贼酿乱”等罪状，又有广西绅民进京奏陈全省现状，咸丰皇帝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才急召大臣们谋划平乱之策。
经过和诸多大臣慎重商议，咸丰皇帝决定调集精兵分路进入广西对“拜上帝会”进行会剿，同时将广西那些面对“拜上帝会”束手无策的官员们免职，调任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让云南提督张必禄自云南进入广西协同作战。不久后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入广西督师会剿事宜。可让咸丰皇帝没想到的是，林则徐接到任命后，在自家乡前往广西的途中于广东潮州普宁县病逝，随后张必禄也病逝。钦点的三位入桂将帅病亡了两人，不得不让咸丰皇帝放弃了第一方案，另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一同进入广西镇压“拜上帝会”。
然而李星沅和周天爵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当时李星沅很是轻视洪秀全，厚集兵力全力进攻金田村，在他看来只要攻下“拜上帝会”的老巢，洪秀全这伙草贼就会一哄而散。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提出：
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全）等私结尚（上）帝会……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李星沅的这封奏报才让咸丰皇帝第一次知道了“拜上帝会”的首领是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当然这封奏报写错了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名字，说明李星沅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对手，因此失败也就不可避免。
李星沅在广西与“拜上帝会”交手两个多月，不仅没有取得胜绩，“拜上帝会”反而利用李星沅指挥不力的机会，进展神速，接连占据很多地方，搞得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互相推诿责骂。李星沅不得已只能上奏咸丰皇帝，希望能够得到广西的军政一把手的位子，进而可以总督全面会剿之事。
对此，咸丰皇帝严厉斥责，认为这是变相要官，不仅驳回了李星沅的请求，而且限期必须剿灭“拜上帝会”。当然，咸丰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也明白，眼下不是和李星沅赌气的时候，因此他征调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奔赴广西帮办军务，而且秘密指示他，针对广西将帅之间不和的现状，要密切注意观察，随时将这些人的动向上报给自己。
咸丰皇帝虽然没有答应李星沅要官的请求，但也明白广西地区的官员确实应该统一节制起来，一来可以更有效地对“拜上帝会”作战，二来也可以缓和平息广西将帅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思路，咸丰元年（1851）三月，咸丰皇帝特派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节制广西地区全部文武官员，并以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加周天爵总督衔，会同向荣专办军务。
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将李星沅边缘化。本就与向荣、周天爵等人不和而身陷孤立境地的李星沅就这样因为皇帝陛下的决定，终于一病不起，不久后在武宣病亡。咸丰皇帝而后又以“拜上帝会”北上象州、周天爵围堵不力为由将其革职，这样一来当时广西的军务就完全交给了赛尚阿。
赛尚阿得到钦差大臣的头衔后，于四月九日（5月9日）起身前往广西。这位首辅大臣虽然文采斐然，但对军事却一窍不通。自从接到皇帝陛下让督办广西军务的谕令后，赛尚阿日夜忧愁，时刻担心自己完不成任务，为此甚至在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为他饯行时痛哭流涕。咸丰皇帝用这样的人督办军务，其效果可想而知。
赛尚阿在六月四日（7月2日）到达桂林后，采取了与李星沅同样的战法，调集三万多兵力，分两路围剿“拜上帝会”。可是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拜上帝会”居然突围而去。向荣虽然奋力追击，但在官村遇到埋伏，被“拜上帝会”打得溃不成军，被迫逃入平南，称病请假，不敢再与敌军正面交锋，于是“拜上帝会”顺利地向永安挺进。
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赛尚阿、乌兰泰、向荣等人，是如何让一伙儿乡野村夫耍得团团转的。问责是不可避免的，赛尚阿坐失剿灭匪患良机，降四级留任；向荣、乌兰泰革职留任。向荣为此心灰意懒，请假赴桂林治病，无论赛尚阿如何劝说也无济于事。最终咸丰皇帝只得将向荣彻底革职，让他随军戴罪立功，调任川北总兵刘长清担任广西提督。
就这样，咸丰皇帝的第二套作战方案以失败告终。
很长时间以来，咸丰皇帝虽然对“拜上帝会”有了个直观认识，但对洪秀全在“拜上帝会”中究竟是什么地位，却并不十分清楚。
咸丰皇帝曾经问过赛尚阿等人，说自己从当地乡绅上奏的情况看，“拜上帝会”中有个“太平王”，每天坐轿进城，而且这个组织中所有的头领都在城内聚集议事，这个头目究竟是谁？赛尚阿给予皇帝陛下的，则是“究系韦政抑系洪秀泉（全），供词往往不一”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上到皇帝下到钦差大臣、军政长官，都对要剿灭的对手的情况不明，可见“拜上帝会”能够从容做大做强，除了自身具有膨胀的内因之外，大清帝国内政的混乱也是间接的助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咸丰皇帝即位之初的朝纲整顿，就像一棵孤独挺立在田野间的稻草，看似挺拔实则经不起风吹雨打。
如今，“拜上帝会”已经到达永安，再往前一步就出广西地界了，咸丰皇帝当然不允许这股“乱匪”闹腾出广西。因此他谕令赛尚阿务必夺回永安城，绝不能放“拜上帝会”出广西。
赛尚阿丝毫不敢懈怠，集中四万六千兵力，分两路进兵围攻永安城。当时，咸丰皇帝认为赛尚阿身在阳朔，距离永安尚有一百多里的距离，对其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前方战况方面的消息深表怀疑，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怀疑并非多余。一连四个月，虽然赛尚阿将“拜上帝会”牢牢围在了永安城中，但是却丝毫不能奈何他们。咸丰皇帝下诏，希望赛尚阿能够再靠近永安一点儿，并严令要速战速决，如果再继续拖延下去，就法办赛尚阿。
可即使这样，赛尚阿的无能还是充分体现了出来，咸丰皇帝下达诏令一个多月后，“拜上帝会”竟然从永安突围，北上突袭桂林。向荣势单力孤，只能固守待援，乌兰泰得到消息后虽然尾追，却在一次乱战中被火炮击中身亡，至此清军想要在广西拦截住“拜上帝会”已经不可能了。赛尚阿也知道如今的形势已经不是他所能左右，于是干脆上奏称病，主动请求咸丰皇帝将自己治罪。
值得一提的是，永安是“拜上帝会”自起义以来攻占的第一个城市。虽然他们在这里被清军包围数月，但因为赛尚阿的无能怯战，致使清军并没有大规模攻城，“拜上帝会”反而在永安完成了各项建制工作，史称“永安建制”。
首先是确定官制，确立了洪秀全的天王地位，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然后是颁行“天历”，废除清朝纪年；颁布“三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规定严禁私藏金银财物；令会众蓄发并刊行官方文书。
永安建制初步确立了太平天国的各项体制，也使得太平天国初具建国规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永安封王体系并没有摆脱中国封建政治传统，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自己标榜信仰西方基督教义，也因此起家，但到了永安建制时，却没有继续遵循基督信仰，而是回归到了中国封建传统的官员设置结构。很多史料记载，永安建制的规定约束了下级士兵的行为，却对其上层领导核心人员的约束不够。例如规定士兵要遵循一夫一妻制，可是据史料记载，洪秀全当时就娶了好几个老婆，而杨秀清、韦昌辉等人也都有好几个小妾。因此永安建制可以说是太平天国自起义以来的第一个分水岭，既是做大做强，与大清帝国争夺半壁江山的开始，同时也是其背离最初信仰的开始。
永安建制之后，军队正式更名为太平军，开始走出广西向长沙进攻。咸丰皇帝苦于朝廷内无人可派，只得密令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接办广西军务。可是徐广缙也是个和赛尚阿一样的无能之辈，接到诏令后迟迟不敢北上，而此时向荣也因为惧怕太平军而请求开缺。咸丰皇帝无奈之下只得将向荣革职，以福兴为广西提督，总领广西军务。
长沙当时是一座军事重镇。太平军自其起义以来，还没有攻打过如此重镇，由于经验的欠缺，一连围攻长沙多次都没有成功。因为担心清军会逐渐缩小对自己的包围圈，太平军决定放弃长沙转攻岳州。当时谁也没想到太平军会舍近求远，因此岳州根本没有进行战斗准备，很快就被太平军攻下。在岳州，太平军得到战船五千余艘，取得了大批火器弹药，实力进一步增强，然后于十一月水陆并进直取武汉。引用王定安编写的《湘军记》中的一句话，太平军“所过城镇，望风披靡”。
太平军进展如此神速，大大出乎咸丰皇帝的预料。得到太平军已经攻下岳州的消息时，他在惊恐之余命令徐广缙必须迎头拦住太平军，可是诏令刚刚发出去，太平军已经到了武汉。此时向荣倒是从大局出发，虽然已被革去提督头衔，但依旧领军追赶太平军。咸丰皇帝终究念他是个行军打仗的行家里手，赏还了他的提督头衔，继续督办军务。
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2日），随着重炮的轰隆声，武昌的文昌门被太平军轰塌。太平军成功占领武昌，清军纷纷溃退，湖北巡抚常大淳自杀。徐广缙明知道情况紧急，但依旧畏惧不前，以防止太平军回走为名，驻扎在岳州不动。
当时，安徽巡抚蒋文庆上书弹劾徐广缙。咸丰皇帝将所有的火气全都撒在了徐广缙身上，下令将其革职查办，并抄没其家，以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至此，咸丰皇帝为了镇压太平军而四易主帅。从向荣的被革职至被起用的过程，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当时也是手足无措、六神无主。
太平军成功占领武昌，意味着再往前一步就可以越过长江，因此没能在广西剿灭太平军的咸丰皇帝，继续调兵遣将，无论如何也要将太平军拦截在长江以南。为此，他命令云贵总督罗绕典率军驻防荆襄地区，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做好安徽、江苏地区的防务工作，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湖北、河南。咸丰皇帝希望通过战区式的备战，让上述地区尽快做好抵抗太平军的准备。然而事实却是，这种安排虽然让大片区域参与到防守太平军的任务中来，但除了向荣一路稍显兵强马壮之外，其他地区由于覆盖面过广，致使不能做到兵力集中，全都是势单力孤。
反观太平军，从广西出来之后，一直没有分兵作战，这也使得他们能够始终集中优势兵力。除了在征战中损失了“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南王冯云山，以及围攻长沙不克时损失了西王萧朝贵，可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无坚不摧。现在他们到了武汉，前方就是长江，过江之后该去往何方，是洪秀全等领导核心需要决定的事情。
在太平军停留在武昌的一个多月里，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核心针对未来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也经过了不少争论。当时大致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直取北京，另一种是攻占南京作为都城。
如果抛开太平军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直取北京属于速战速决，攻取南京则是意图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属于稳扎稳打。但是太平军自广西金田起义以来，一路向北已经两年有余，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而且粮草补给始终是个大问题，如果渡过长江继续一路向北，会越来越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而南京所在的长江一带，是当时物产最为富饶的地区，对于太平军这样没有稳固根据地的起义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不仅粮草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还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当时洪秀全所定下的“专意金陵”之策。
当然，洪秀全等人决定攻占南京，除了具有战略考虑之外，南京地区的繁华与那里的脂粉，也是这些从山沟里出来的农民向往的。人都有惰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惰性在太平军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或许是他们“革命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永安建制暴露了洪秀全等人的信仰问题的话，那么在武昌定下的“专意金陵”之策，至少让人怀疑他们“革命”的初衷，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革命者，还是仅仅因为不满社会利益分配就揭竿而起的暴动者。
咸丰三年正月二日（1853年2月9日），天王洪秀全决定放弃武昌沿长江东进。太平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湖北清军的防线，打败陆建瀛在“鄂东咽喉”武穴镇南布置的江防军，成功占领九江后，又攻下安庆，击毙安徽巡抚蒋文庆，于正月二十八日（3月7日）攻下和州，进而兵临南京城下。
当时的两江总督陆建瀛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战，整天只知道求卦问卜，不做任何防御准备。咸丰皇帝将陆建瀛革职查办，以江宁将军祥厚为钦差大臣。二月十日（3月19日），咸丰皇帝得到一个让他差点昏厥的消息：镇守镇江的江苏巡抚杨文定，看到来势汹汹、兵众绵延十余里的太平军后，吓得逃往苏州，太平军攻破南京城，斩杀陆建瀛、祥厚等人，全歼驻防南京的旗兵，将南京改称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意味着其成立了南方政府，与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大清帝国建立二百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股势力如此嚣张，居然能够称王建国，公开与大清帝国争夺江山，这实在让咸丰皇帝无法接受。
如今太平天国已然成势，大清帝国由于官员的无能，既没能在广西将其剿灭，也没能在长江将其截住，现在他们到了南京，在咸丰皇帝看来，他们是不会停止脚步的。因此他重新任命官员，以怡良为两江总督，调托明阿为江宁将军，许乃钊暂署江苏巡抚。同时他也启动追责程序，下令将此前畏怯不战的赛尚阿斩首，徐广缙定为“斩监候”之罪。在咸丰皇帝看来，先前剿灭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这些无能的大臣造成的，当然他也不会真正明白，洪秀全等一干山沟里的农民会将脑袋绑在裤腰带上“闹革命”的真正原因。
不过，让咸丰皇帝没有想到的是，他认真做好了下一步的防御工作，旨在防止太平军继续北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似乎并没有大举北上的意图。南京城一片歌舞升平，咸丰皇帝得到的消息是：太平天国只有大约两三万人，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的带领下，从扬州出发，开始向北方进军。
 <h3>3. 天国的北伐</h3>
“专意金陵”之策，是太平天国高层定下的战略目标，现在他们终于到达了富庶的金陵地区，这里的美酒与脂粉让他们流连忘返。所有这一切在逐渐消耗洪秀全等人的进取心，身在南京王府内的高层们，随着处境和身份的变化，正在慢慢地改变思想。
在部分将领的积极建议下，洪秀全此时倒还能虚心纳谏，还没有彻底丢掉与大清帝国争夺江山的梦想与野心—在占领南京的一个多月后，洪秀全决定派出北伐军直取北京。
在林凤祥和李开芳的率领下，将近三万北伐军分三路由浦口登陆，渡过长江后开辟第二战场。洪秀全对他们的指示是：
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
也就是说洪秀全为这次北伐定下的战略是，不要在路上耽误太多时间，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沿途城池的攻坚上，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直捣北京城。
事实上这还是太平军从金田到南京一路征战不建根据地的战法，虽然看似简捷有效，但实则是孤军奋战。此时咸丰皇帝则已经不再是对洪秀全不甚了解，经过三年的交手，他已经对太平天国有了深入的认识，对这个要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对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此洪秀全的北伐军注定不会再像刚从金田出来时那样战无不胜。
北伐军最初进入安徽境内时，倒是势如破竹，连战连胜，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清政府在安徽的守卫极其薄弱，巡抚李嘉瑞刚刚上任不久，还没来得及对省城庐州进行布防，工部侍郎吕贤基屯住宿州，所办团练尚未成军，而督办安徽军务的兵部侍郎周天爵，手下兵力不足一千。早在北伐军尚未到达安徽时，周天爵就极力请求咸丰皇帝派出援兵，上奏说想要防守住太平军，必须有雄厚的兵力，现在的太平军已经不是当初在金田山沟里打游击的乌合之众，以安徽目前的兵力来看，根本守不住各条要道。
周天爵话外的意思就四个字：安徽告急！当时太平军已经开始准备渡江，咸丰皇帝得到周天爵的上报后，立即调尚在奔赴山东途中的四千名陕甘兵前往增援，并诏令四川总督慧成在紧急情况下，分兵支援安徽。
当北伐军进入安徽后，周天爵再次请求增兵，他认为皖北地区还是兵力不够，而且可用的将领也少。咸丰皇帝为了保险起见，特派河南巡抚陆应谷发兵增援，可是又担心北伐军分兵进入河南，因此三天后改了主意，谕令托明阿带兵进入安徽，陆应谷前往谷城进行堵防。两天后又谕令钦差大臣琦善总领江北诸军，又以湖广总督张亮基、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统领兵勇奔赴安徽。
按说咸丰皇帝增援安徽的兵马着实不少，可事实证明这些援军并没能发挥多少作用。北伐军通过临淮关后，攻克凤阳、怀远，又向西攻占了蒙城、亳州，在当地捻军的主动配合下，很快就进入了河南境内。
咸丰皇帝在周天爵的要求下，于五月二日（6月8日）命令奕经带兵奔赴徐州堵防北伐军。但是北伐军并没有进攻徐州，而是沿着黄河向西北方向的归德（商丘）挺进。在攻下归德后，北伐军获得了大量的火器弹药，使得装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归德的正北不远处就是黄河。当时北伐军想从刘家口渡过黄河，经由山东进攻北京，可没想到清军虽然抵抗能力不足，但却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主动烧毁渡桥，让北伐军无法渡河。刘家口是北伐军渡河的最好选择，因为只要从那里渡过黄河，前方就是一马平川。无奈之下，北伐军只得转道一路向西，连续攻克宁陵、雎州、杞县、陈留等地，顺利抵达开封府外十八里的太平岗。
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一路向西攻克众多城镇，但从战略角度看，洪秀全“疾趋京师”的想法在客观上没能得到贯彻执行。北伐军攻克的城镇多，也就意味着自身在消耗着巨大的兵力。而且当时开封城外有深沟两重，周围一片旷野，离黄河还有二十里远，周围也无船只，守卫开封城的有一千五百余名士兵。尤其让北伐军颇为郁闷的是，当时大雨天气，迫使北伐军只得转走宋仙镇寻求合适的渡河地点。
咸丰皇帝得知太平军兵临归德，立即命令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本省增兵设防，阻止太平军北渡。为此特意派理藩院尚书恩华前往堵截，命令奕经、江忠源等兼程奔赴河南，陕甘总督舒兴阿、陕西巡抚张祥河酌量派兵增援，并命令胜保也迅速赶赴河南，山西巡抚哈芬布在重要隘口设重兵布防。为了更有效地统一步调，咸丰皇帝又命令河南全境诸军统归托明阿节制调遣。
五月十四日（6月20日），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准备在刘家口抢渡黄河，而且已经攻占了归德府。本来咸丰皇帝认为凭借黄河天堑和已经布防的重兵，是可以阻挡住太平军的，可是当时理藩院尚书恩华误报说北伐军已经开始抢渡黄河，于是咸丰皇帝急令恩华就近堵截。不久后消息又得到纠正，咸丰皇帝为了防止北伐军在河南境内继续攻略，又让恩华急赴河南。
咸丰皇帝此前派往河南增援的清军很是惧怕北伐军，全都不敢进入河南境内，让恩华赶赴河南实是无奈之举。例如周天爵借口防止北伐军东下徐州，就带领人马经由河南永城返回了徐州，奕经也借口增强徐州防务力量而原地不动。当时河南境内只有托明阿和善禄两路人马，因此他们就承担起了堵截北伐军抢渡黄河的重任。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汜水渡河，托明阿和善禄两路人马加起来也只有数千人，从数量上看是难以阻挡北伐军的，而且托明阿和善禄两路人马距离汜水过远，等到五月二十八日（7月4日）他们到达汜水时，北伐军大部分主力已经渡过黄河，只有未及渡河的千余人得到清军赶到的消息后，担心抵抗不住，经河南、湖北南下回返与太平天国西征军会合。也就是说北伐军在抢渡黄河的过程中，基本没有遇到清军的有效阻击。成功渡过黄河的北伐军立即展开对怀庆府的进攻。
知府余炳焘率兵万余人坚守城池。如果怀庆府丢失的话，北伐军再往前就会进入直隶境内，这对于大清帝国来讲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六月八日（7月13日），咸丰皇帝任命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节制河南、河北诸军，任命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托明阿为帮办大臣，全力阻击太平天国北伐军。六月十日（7月15日），托明阿、善禄两路人马全部渡过黄河赶到怀庆城外，稍后胜保、山东巡抚李惠领兵六万也到达怀庆地界。清军五路大军开始围攻太平天国北伐军。
北伐军当时对怀庆府采取的是“周树木栅”的长围之计，在清军五路大军赶到之前，已经围了将近一个月，怀庆城内已经断粮。据后世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如果增援的五路清军没及时赶到，怀庆城再围上三天必陷落无疑。或许这就是天意，北伐军急于北上，听到清军增援人马到来的消息后，主动撤围，人马进入山西省，这样就暂时远离了直隶，也使得北伐军不得已继续消耗着自身的能量。
本就只有两三万人马的北伐军,进入山西后连克数县，再转向河南进入直隶，绕这么个大圈子，已经是一支疲惫的孤军之师。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攻陷了河南、直隶两省的锁匙之地临洺关，然后十天内连续攻克沙河、任城、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县等九个城池，直逼保定府。
咸丰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太平军居然能从广西一路打到直隶，恐慌之下他立即下令必须全力阻截。这已经不是皇帝陛下第一次下这样的命令了，然而那些执行命令的军事长官根本无法阻挡住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脚步，这让咸丰皇帝十分头痛和不安。为了不让北伐军靠近京师，咸丰皇帝决定搬出皇亲国戚作为统兵官，以自己的禁卫部队作为主要力量，全力阻击。
九月九日（10月11日），咸丰皇帝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并赐锐捷刀，以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赐讷库尼素光刀，并调拨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兵共计四千五百人，即日出京会同钦差大臣胜保合力阻击太平军。这些兵马出京后，咸丰皇帝依旧不放心，又派定郡王载诠、内大臣璧昌办理北京巡防事宜，次日又增派恭亲王奕䜣共同参加办理。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太平天国北伐军进至张登集，距离保定府只有六十里。京师的那些达官贵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闻风丧胆，纷纷逃跑。据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记载：
时北京官民逃迁者三万户。北城一万八千户，仅余八千户。
邓文滨的《醒睡录》也记载：
各街巷十室九空，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如鸟兽散，王公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
纵观当时北京城的情况，从皇帝到百姓已经是乱作一团，咸丰皇帝派出自己的禁卫部队，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这种情况下，如果太平天国北伐军直取北京，尽管疲惫的部队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如果战术对头，也并非没有攻取京师的可能。然而，北伐军没有从保定直接进军北京，而是转向东进，意图攻取天津。
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太平天国北伐军转道攻取天津的意图是什么。有些史学家猜测是为了截断咸丰皇帝出逃的线路，也有人认为，以北伐军当时的实力，已经没有攻取北京的必胜把握，毕竟在此之前这支部队已经孤军奋战了很长时间，能够打到靠近京师腹地的区域，已经实属不易，而转道攻取天津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意图。不过，这就让北京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咸丰皇帝在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命令僧格林沁派官兵三千人赴胜保军营，调集热河等士兵一千九百人增补僧格林沁军营，三天后又命令土默特贝子德勒克色楞带东三盟官兵三千人赴胜保军营，谕令德勒克色楞也协助帮办军务，意图尽最大努力将太平天国北伐军拦在京师之外。
太平天国北伐军沿运河北上，以最快的速度连克沧州、青县，进占静海，并分兵攻克独流镇、杨柳青，距离天津府只有十里。天津知府钱炘和、知县谢子澄招募壮丁四千人，当地地主豪绅办理团练两千人，加上驻守的清军共计七千人防守天津。如果说太平天国北伐军只是面对天津这些守军，倒还可以应付，可是咸丰皇帝已经派胜保和僧格林沁从背后追击而来，北伐军担心腹背受敌，于是退守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在那里与清军相持了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23日），太平天国北伐军于独流镇采取诱敌深入之策，大败胜保、德勒克色楞军，斩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
从战术角度看，太平天国北伐军在独流镇打了胜仗固然有利，但从战略角度看，这一战让咸丰皇帝更加恼羞成怒，不仅责罚了胜保和德勒克色楞，更将讷尔经额定为斩监候。同时继续增派兵马，命令僧格林沁与胜保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太平北伐军。
以后世的观点来看，独流镇一战是太平天国北伐军最后的辉煌，因为此时这支部队只剩下不足万人，而这一战后咸丰皇帝增派的援军多达三万之众，在这种窘境下，林凤祥、李开芳决定保存实力主动南撤。
咸丰四年（1855）二月，太平天国北伐军退至直隶阜城，在一次与清军的遭遇战中平胡侯吉文元战死。北伐军在阜城坚守两月，人马急剧消耗。四月间，林凤祥、李开芳眼看兵马消耗殆尽，于是自阜城强行突围，至东光县试图稍事休息，但是僧格林沁的人马四面堵截，挑挖长濠阻挡北伐军的去路。
值得一提的是，北伐军自独流镇一战撤退之后，洪秀全、杨秀清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于是从南京派出援军渡过长江意图增援北伐军。五月间，林凤祥得知援军到达山东的消息后，由李开芳率领两千骑兵突围南下准备迎接。可是当李开芳到达高唐州时，援军已经被清军击溃，再想北返，清军已经截断其归路，于是只能据守高唐州。
林凤祥和李开芳被清军阻隔，使得北伐军实力更加削弱。咸丰五年（1855）正月，僧格林沁率军攻陷东光，林凤祥身受重伤，退入事先挖好的地道，没想到被叛徒施绍恒出卖，最终被俘，后押解进京被凌迟处死。
李开芳得知林凤祥被俘后，带领仅剩的八百人自高唐州突围南撤，经过奋力拼杀，到了冯官屯再也不能向前一步，只得掘濠守城。僧格林沁则引运河水灌冯官屯，李开芳带着人马突围很多次都未能成功，最终因寡不敌众被俘，也被押解进京凌迟处死。
至此，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奋战了两年多、转战六个省之后，终究还是没能攻到北京城。不过这已让咸丰皇帝惶恐至极，为了阻击这支北伐军，咸丰皇帝可以说集中了所有的精兵强将，甚至动用了自己的禁卫部队，先后更换琦善、讷尔经额、胜保三个钦差大臣，委任三个皇亲国戚，总共调动了十余万清军，才将北伐军镇压下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清军的战斗力是何等孱弱。
而站在太平天国的角度看，洪秀全为北伐制定的“疾趋京师”的策略，不能说是错误，但仅动用两三万太平军就想打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无异于痴人说梦。后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天京陷落被俘后，总结出了“天国十误”，其中头三条就是针对这次北伐：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李秀成总结认为，让林凤祥、李开芳仅带领两三万太平军进行北伐，本身就是个错误，虽然洪秀全后来派出增援部队，但为时已晚。以洪秀全为核心的天国首领们，不可能不知道孤军深入意味着什么，或许在他们看来，北伐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身在金陵脂粉之地的首领们已经逐渐丢掉了最初的梦想。
 <h3>4. 争夺长江中下游</h3>
太平天国在派出北伐军后不久，就做出了西征的决定，其目标是首先夺取对于首都天京具有战略意义的武汉、九江、安庆三座城池，目的是为了控制长江中游，以屏障天京。当时统率西征军的主要将领有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容，殿右十二指挥白晖怀等人。
咸丰三年（1853）四月，西征军首先攻占安徽和州，正式拉开了西征序幕，五月初攻克安庆，而后开始向江西进军。
赖汉英率领西征军进入江西后，首先攻占了湖口，派水师进入鄱阳湖。五月十八日（6月24日），太平西征军进攻南昌。清军防守兵力五千人，事先对太平西征军的进攻毫无察觉，误认为到来的是向荣在南京城外遣散的水兵，直到太平天国西征军兵临南昌城下，清军才恍然大悟。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和江西巡抚张沛，慌乱之中下令烧毁南昌城外民房，同时也使得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受到损毁。
南昌城当时一片慌乱，江忠源担心抵挡不住太平天国西征军的进攻，于是向咸丰皇帝急速求援。事实上早在五月十五日（6月21日），咸丰皇帝就已经让湖广总督张亮荃派兵前往南昌接应，五月十七日（6月23日）又谕令云、贵两省各自派兵两千，奔赴湖南以备调遣。当太平天国西征军兵临南昌城下时，咸丰皇帝又让向荣派兵支援南昌，六月十一日（7月16日），又让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曾国藩派兵驰援南昌，经过这一番部署，当时在南昌集结的清军总共达到了一万余人。
有了这一万余人的增援，南昌的守备力量顿时得到增强，太平天国西征军多次攻城均无功而返，不得已向天京请援。为了更好地协调西征的整体作战，八月下旬，东王杨秀清派翼王石达开到达安庆，全面指挥西征战事。
石达开经过实地调查，认为南昌久攻不下会严重影响西征军西进的步伐。为了避免过度损耗实力，石达开在奏报东王杨秀清后决定主动从南昌撤围北上，专攻清军防守兵力薄弱的九江。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克九江，殿右八指挥林启容镇守九江，这等于打通了长江中下游的水路，也使得西征军改变了最初的西征策略，江西战局陷入沉寂，西征军开始深入皖北地区。
太平天国西征军意图在皖北做文章，不能不说与石达开身在安庆有关，而且也与清军在安徽的防守力量薄弱有关。清朝安徽省的治所原先就在安庆，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将治所移到庐州。咸丰三年（1853）正月安徽巡抚蒋文庆战死后，安徽防务就由周天爵署理，后来周天爵弹劾安徽巡抚李嘉瑞，结果李嘉瑞被革职，改任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太平天国西征军进攻南昌时，江忠源身在湖北，安徽的兵力本就不足，再加上周天爵于咸丰三年（1853）九月病死在颍州，所以安徽防务的管理是比较混乱和薄弱的。
针对安徽的现状，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率领西征军在皖北拔除清军的各个据点。九月，西征军攻占了集贤关，十月，进占桐城和舒城，清军督办安徽团练的工部侍郎吕贤基兵败自杀，总兵恒兴退守庐州，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而逼近庐州治所。
庐州地处江淮之间，是天京的屏障，是双方都要争取的战略要地。十一月间，安徽巡抚江忠源带领兵勇两千余人到达庐州，胡以晃针对庐州城兵力薄弱的缺陷，采取突袭攻城的方式。江忠源虽然集中兵力顽强抵抗，试图等到援军的到来，可是清军的增援人马却被西征太平军拒在庐州百里之外。当时胡以晃连营四百里，阻击各路增援的清军，江忠源寡不敌众兵败投水自杀，太平天国西征军顺利占领了庐州。
事实上，咸丰皇帝在庐州未失守之前，曾经下令让曾国藩带领湘军驰援，不过曾国藩却以船炮还未集中为由，没有执行命令。庐州失守后，咸丰皇帝急调江南提督和春和总督舒兴阿急速奔赴庐州支援，命令江忠源原先留守武昌的人马也奔赴安徽，以漕运都督福济为安徽巡抚，又让琦善派兵四千、向荣派兵两千奔赴庐州，开始对身在庐州的太平天国西征军实行反包围，太平军在皖北开始由进攻转为防御。
太平天国西征军虽然在皖北地区开创了一片天地，但并没有达到最初设定的经略江西的战略目标。东王杨秀清以赖汉英久攻南昌不下为由，命令他撤围回归九江，而后又召回天京革职，除了一部分西征军在皖北继续活动之外，令石祥祯、韦志俊带领西征军的主力部队迅速沿江而上进入湖北。咸丰三年（1853）八月，西征军占领湖北武穴、田家镇，而后乘胜西进，连克黄州、武昌、汉口、汉阳，兵临武汉城下。
当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就攻陷过武昌、汉阳，只是那时太平天国并没有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而是直奔金陵而去。现在太平军复来，再次攻陷两城，这让咸丰皇帝大为光火。为了保住武汉，咸丰皇帝派兵进入湖北，命荆州将军署湖北提督台涌带领两千旗兵驰援，又命陕甘总督舒兴阿改赴河南，在豫鄂交界处布防，将胜保部下的总兵郝光甲归为舒兴阿指挥，命令新任河南巡抚英桂在豫南布防，并让曾国藩带领湘军奔赴湖北。
咸丰皇帝的这一连串部署，其实很有针对性，毕竟太平天国西征军刚刚进入湖北，咸丰皇帝试图趁其立足未稳，集中兵力阻击。然而咸丰皇帝命令的各路人马除了胜保一路积极主动之外，其他人全都畏缩不前，这就延误了援救武汉的时机。
太平天国西征军行动很快，连克四城之后立即兵临武汉城下，驻守武汉的新任湖广总督吴文熔主张固守，可是巡抚崇纶主张放弃武汉。就在两位军政长官吵得不可开交时，咸丰四年（1854）正月，西征军三次进占汉口、汉阳，迫使吴文熔兵败自杀。而后西征军一路进军鄂西，另一路进军武昌。
西征军将武昌围得水泄不通。咸丰皇帝闻听武昌战事吃紧，再次严令骆秉章、曾国藩领军前往增援，又令江西巡抚陈启迈动用水师战船进行拦击。即使这样，西征军依旧将武昌城隔绝，截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攻打武昌城的西征军将领韦俊误认为武昌城守备森严、粮饷充足，虽然围困了四个多月之久，却未能全力进攻武昌城，这让身在天京的军事总指挥东王杨秀清十分愤怒，他下令命韦俊限期破城。
在杨秀清的严令之下，西征军于六月二日（6月26日）开始奋力攻打武昌城。西征军指挥使陈玉成带领五百名士兵，从梁子湖绕到武昌城东面，顺城而上后将太平军的大旗插在了城头之上，驻守的清军看到后，以为武昌城已经失守，全都一哄而散，西征军一举攻克武昌。
武昌的失守，意味着太平天国西征军控制了湖北的战略要地。当时大清帝国的湖北布政使岳兴阿、按察使曹懋坚等官员被太平军处斩，粮道官李卿谷投河自尽，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带领残部六千余人逃往长沙。咸丰皇帝闻听武昌失守，下令处斩逃兵，并将台涌革职，以杨霈为湖北巡抚兼署湖北总督，同时严令塔齐布、曾国藩迅速北上增援。
很长时间以来，曾国藩都对咸丰皇帝的增援命令采取拖延之策，几次调动他的军队，他都迟迟不动，原因就在于他所掌控的“湘军”不是大清帝国的国家军队，而是他自己在家乡湖南招募的私兵。
关于湘军以及私兵，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的命令后，在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到长沙训练湘军。从咸丰四年（1854）正月起，他自横州启程北上，带领湘军一万七千余人水陆并进，北上阻击太平军。二月，在宁乡首先与太平军将领石祯祥展开遭遇战，曾国藩本以为自己的湘军战无不胜，可是不承想刚一接战便被太平军打了个大败，湘军头领储玫躬被击毙，曾国藩遭遇当头一棒，不得已退守长沙。
一个月后，太平军进攻岳州，曾国藩再次遭遇惨败。岳州一战曾国藩损失最大的是水师，因此在湘潭之战中，曾国藩添造了众多水师战船，想要重新证明湘军水师的威力。
四月间，曾国藩率领湘军水师战船四十余只，步兵六百余人，向靖港发起进攻，石祯祥用火炮展开轰击，曾国藩方面的火炮力量极其微弱，结果再次遭遇惨败，步兵六百余人尽皆溃逃。当时曾国藩身边只剩下十几名随从，这位心高气傲的湘军统帅备感羞愧，想要投水自尽一死了之，结果被随从救起，慌乱之中逃回长沙。
靖港之战是曾国藩一生中最为狼狈的时刻，自此之后他开始扶摇直上，进而逐渐成为大清帝国的中兴名臣。
逃回长沙的曾国藩不仅要承受战败的屈辱，还要承担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与弹劾。很多人认为，曾国藩不仅没能充当援救别人的角色，自己反而损兵折将，致使湖南战局急转直下。事实上这些人是对曾国藩招募私兵颇为不满，本来招募私兵就有坐大之嫌，现在还打了败仗，在很多人看来曾国藩必须承担罪责。
曾国藩内心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与痛苦。招募私兵是大清帝国前所未有的事情，是曾国藩积极主动建议皇帝允许自己这样做的，大清的军队因为长时间的腐化、慵懒、堕落，已经不能承担起挽救帝国危亡的重任，镇压太平天国只能依靠这些军政大员招募能征善战的军队。
曾国藩的湘军应运而生。但是曾国藩也清楚，湘军只有不断地打胜仗方有立足之地，可是现在他却在靖港之战中一败涂地，将湖南的有利形势拱手让于太平军，这就使得招募私兵的弊端一下子被人无限放大。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非议与弹劾，虽然遥远的北京城还没有任何反应，但是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官僚，曾国藩十分在意自己的名誉，在已经看透很多事是“知事之不可为”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自杀，甚至已经写好遗嘱买了棺材。
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曾国藩准备在长沙的老家结束生命的时候，一个让他重新振奋的消息传来—副将塔齐布带领湘军在湘潭大败太平军。
曾国藩十分清楚皇帝陛下虽然重用了一些汉臣，但内心深处对汉族人还是十分忌惮。塔齐布虽然是自己的下属，但作为一个旗人，曾国藩知道塔齐布要比自己更受皇帝陛下的信任。如果自己不借重塔齐布旗人身份的优势，想要成功组建湘军几无可能，于是曾国藩便结纳塔齐布，而塔齐布也想依靠曾国藩发迹，于是双方名为上下级关系，实则犹如兄弟。
这次曾国藩靖港惨败，塔齐布决定要为曾国藩雪耻，于是他拼命表现自己，冒雨训练士兵，终于在咸丰四年（1854）四月初，带领湘军依靠洋枪洋炮在湘潭大败太平军，为曾国藩立下战功。
太平军在湘潭战败，影响了当时整个西征的战局，太平军由此被迫退出靖港，指挥湘潭作战的太平军将领林绍章被杨秀清革职，重新调回湖口协助守城。太平军被迫撤退转入守势，这就为曾国藩带来了战机。曾国藩终于看到了一雪前耻的机会，于是他在六月间指挥湘军水陆两师共计两万人进攻岳州，试图重新掌握湖南战局的主动权。
应该说曾国藩的确是有备而来，几场战役下来都让曾天养难以取胜，不得已只得退出岳州。后来还是因为石达开不断派出增援部队，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才将曾国藩的水师部队消灭了将近半数。而从当时岳州所处的地形来看，水师部队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的水师部队暂时青黄不接，所以只能依靠洋枪洋炮。不过通过实战证明，塔齐布能用洋枪洋炮打败太平军，曾国藩也可以继续尝试。
于是当七月十八日（8月11日）曾天养带领三千士兵向塔齐布发起进攻后，曾国藩让塔齐布继续用洋枪洋炮猛烈轰击太平军。当时曾天养虽然已经六十高龄，但却不畏强敌只身冲入敌阵，想要直取塔齐布，却被塔齐布的部将黄明魁一剑刺中。虽然曾天养也回身刺伤黄明魁，但因为年事已高最终力竭阵亡。太平军士兵眼看主将阵亡，顿时军心大乱，最终被清军击溃，不得已向武昌退去。
曾国藩两次依靠洋枪洋炮打败了太平军，这让他重新认识了西洋火器，在他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总结说湘潭、岳州之战，湘军之所以能够重新掌握湖南的有利战局，就是得益于洋枪洋炮的威力。咸丰皇帝得到曾国藩的奏报后，立即让两广总督叶明琛、广东巡抚柏贵选派善用火炮的将官归为曾国藩使用，同时继续购买洋枪洋炮交付湘军，希望曾国藩能够继续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大显身手。
在取得岳州大捷后，曾国藩一鼓作气地向武汉发起进攻。当时太平天国西征军镇守武汉的是统将“国宗”石凤魁，这个人虽然勇猛，但刚愎自用，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最多算是个上阵杀敌的好手。石达开担心以石凤魁的能力不足以守住武汉，因此特派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前往武汉协助防守。但石凤魁认为黄再兴的到来可能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于是在黄再兴的援军还没到达时，便主动出击与曾国藩的湘军接战。当时太平天国西征军缺少湘军那样的洋枪洋炮，因此抵挡不住湘军的猛烈轰击，武汉不久后即宣告失守。
武汉失守意味着太平天国的天京失去了西面的屏障之地，虽然燕王秦日纲后来在田家镇设防死守，与湘军大战于半壁山，试图阻挡住曾国藩东进的步伐，但却中了湘军的火攻之计，损失了大小战船四千余只，不得已只能继续向后退守黄梅一带。
曾国藩正可谓是咸鱼翻身，不仅扭转了颓势，而且一路急速向东推进。在曾国藩看来，如果照这个进度前进，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打到南京城下。曾国藩当时颇为自信，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写道：
“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
曾国藩俨然已经将攻取南京作为他的主要目标。但事实证明，他的自信显得有些过于轻率，因为此时真正的对手还没有正式出现在他面前，例如石达开和罗大纲。
武汉失守时，东王杨秀清命令翼王石达开和冬官正丞相率军增援。石达开深知与湘军交战，只能用计取胜而绝不能蛮干。当时为太平军制定的策略是：深挖沟，广修垒，坚壁清野以疲惫湘军，用争取主动的策略，重点消灭湘军的水师部队。为了尽可能地打击湘军水师，石达开让太平军每夜骚扰湘军水师，在岸上用火球、火箭抛掷敌船，并且在两岸设置千余人大声呼喊以虚张声势，致使湘军水师彻夜严防死守不敢怠慢，时间一长，湘军水师疲惫不堪。
石达开的侵扰水师策略，让曾国藩很是头疼。从地理位置来看，当时曾国藩已经远离了湖南老家，属于远征作战，因此曾国藩是耗不起的，于是他下令快速与太平军接战，尽快向南京进发。
对于曾国藩的意图，石达开很快便知晓了，但这位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翼王，并没有立即选择与湘军交战，而是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主动撤掉湖口的守军。他要利用曾国藩急于求战的心理，为其扎一个大口袋。
咸丰五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曾国藩命令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率领一百二十余艘轻便之船，从湖口深入鄱阳湖。石达开得到消息后，立即让罗大纲列阵将湖口堵塞，以断湘军的归路。深夜时分，罗大纲带领太平军火烧湘军战船，再加上岸边的士兵不断呼喊，虚张声势，造成了湘军水师极大的恐慌。太平军趁着湘军军心大乱，开始向其水师发起进攻，曾国藩在惊恐之下丢掉了自己的座船，最终败退九江。
曾国藩没有想到，这一战自己的水师居然被太平军打垮，仅剩下百余只战船，同时，九江江面上的湘军水师部队也被太平军肃清。石达开命令林启容坚守九江，然后自己带领主力部队乘胜西进，开始向湖北发动反攻。
应该说湖口之战让曾国藩重新恢复了理性，也让他认清自己打了几个胜仗，绝不意味着就可以轻易攻到南京，太平军当中还有石达开、罗大纲这样的强劲对手，更何况南京城里还有个统筹战略全局的杨秀清。因此，在水师部队损失殆尽的情况下，曾国藩决定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不轻易与太平军接战。
曾国藩虽然有着自己的盘算，但形势并不能按照他的意志去转变。咸丰五年（1855）二月，东王杨秀清命令燕王秦日纲、“国宗”韦国俊、检点陈玉成再次进攻武昌。太平军攻势凌厉，驻守武昌的湖北巡抚陶恩培、知府多山等多名清朝大员阵亡。曾国藩看到太平军来势凶猛，稍作抵抗后便带领湘军退入南昌。咸丰皇帝闻听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昌的消息后惊恐万分，立即以布政使胡林翼署湖北巡抚，道员李孟群署湖北按察使，并急令曾国藩立即进攻九江，以缓解武昌方面的压力。
曾国藩避战的算盘就此落空，先前他多次对咸丰皇帝的指令采取拖延之策，然而现在由于形势不同，他不能再以“水师被打残”为由而不执行皇帝陛下的命令，因为他知道由于太平军的肆虐，咸丰皇帝已经快要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自己再推拖不前，很可能会被皇帝陛下治罪。他只能牙掉了往肚子里咽，命令部将塔齐布率领陆军进攻九江，可是由于湘军仓促上阵，加上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的固守，湘军在九江连吃了几个败仗，塔齐布因为久攻不下最终忧愤成疾而亡。
曾国藩不仅没能解皇帝陛下的燃眉之急，还在九江损失了一员心腹爱将，这让他备感郁闷。但是咸丰皇帝并不会理解曾国藩的苦衷，继续下令让他进攻崇阳，试图阻挡住太平军进入江西的步伐。可是由于曾国藩的消极，使得湘军在崇阳再次被太平军打败，而后一路进入江西势如破竹，攻占了八府五十余县。
气急之下的咸丰皇帝又让曾国藩协助湖北巡抚胡林翼进攻武昌。这一连串的反应和指挥，本身就是因为气急败坏而毫无章法，所以结果可想而知。咸丰六年（1856）三月，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被太平军火炮击伤，不久后死去，曾国藩不得已退守南昌。他放眼四周援军无望，顿时心生哀叹：
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曾国藩明白眼下由于太平军肆虐，自己的日子并不好过。事实上，远在北京城的咸丰皇帝日子同样不好过，因为当时遭遇惨败的不仅仅只有曾国藩的湘军，一直试图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也重蹈着曾国藩的覆辙，甚至遭遇了灭顶之灾。
 <h3>5. 南北大营覆灭</h3>
当太平军在武汉决定前往南京，并一路向东推进的时候，清朝的钦差大臣向荣便一直率军紧随其后。咸丰三年（1853）二月，向荣率军进至孝陵卫，建立起了围攻天京的江南大营。
二月二十五日（4月3日），直隶总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带领四千清军赶赴浦口。两天后，钦差大臣琦善也带领两千清军赶到浦口。三月九日（4月16日），琦善领军在扬州城外的雷塘集扎营，陈金绶、胜保在扬州城外帽儿墩扎营，建起了与向荣对应的江北大营。
当时，咸丰皇帝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对江南军事防务进行了重新部署，调福州将军怡良为两江总督，署四川总督慧成转赴徐州一带堵防，谕令内阁学士许乃钊、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帮办向荣军务。最初在南京周围集结的清军共有四万人，后来又向江苏遣去的各省绿营及旗兵共计八万余人，围攻天京的清军部队总共达到十二万人。
由于那个时候太平天国北伐军已经到达北方，因此咸丰皇帝给清军的部署是：一方面要随时防御太平军北上；另一方面则是包围南京，伺机展开进攻。
事实上向荣虽然驻扎在孝陵卫，也挡住了太平军向东发展的道路，但他的江南大营并无夺取南京的实力。他向咸丰皇帝报告说，以他目前的兵力，阻挡太平军尚且有些把握，但是南京城实在太大，如果围攻，实力还达不到。向荣的建议是，想要拿下南京必须智取，只有实现里应外合，才有机会成功。
通过和太平军的不断交手，向荣深刻认识到，如果想攻占南京，必须首先肃清长江上的太平军。为此，他从湖南征调了十四只炮船，自己又制造了十四只，并且筹集浙江的舰艇、外国货轮四十余只，共计大小战船七十余只，算是组建起了一支水师部队。咸丰皇帝为了支持向荣的水上作战，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东招募商船北上，交付向荣使用，并让叶名琛尽可能地向外国人征用或租用火轮船，尽全力增强向荣水师的实力。可是即便这样，向荣的水师与太平军拥有九军以及万余艘战船的水师部队相比，依旧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咸丰皇帝已经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在叶名琛征调的火轮船刚刚到位后，他就急令向荣发动对南京的进攻。他在五月二十九日（7月5日）的谕令中有这样一段话：
……总之，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凛之！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当时已经心理失衡到什么程度，一个即将要对敌方的都城发起进攻的将领，居然承受着来自本方皇帝陛下施加的生命威胁，可想而知，向荣当时的心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向荣已经没有其他道路可选，前方就算是万丈悬崖他也必须前行。因此他在六月二日（7月7日）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后，立即挑选精兵三千余人，佯攻南京朝阳门，暗中向太平门发起进攻；次日又偷袭朝阳门，均被太平军击退。七月五日（8月9日），向荣又偷袭汉西门未成，次日进攻雨花台、朝阳门均被打败。七月二十二日（8月26日），署江宁将军苏布通阿和总兵秦定三督兵进攻雨花台，也被太平军击退。
八月十七日（9月19日），向荣改变策略，不再实行强攻，而是让士兵改装易服，冒充赶集人，挑着鸡鸭鱼肉等，混入神策门外的买卖街，拟定以放火为号，趁着早市人多之际，偷袭神策门外的太平军营垒。可是由于放火的士兵与进攻的士兵配合不默契，结果被城楼上的太平军发现，城上顿时众炮齐发，清军抵挡不住只得撤回大营。
向荣的江南大营当时本就兵力不多，上述这一连串的进攻都被击败，就已经印证了向荣所说的—阻挡太平军尚有把握，而攻占南京城则无把握。可是咸丰皇帝并不这样想，他在十二月五日（1854年1月3日）的上谕中措辞十分严厉：
向荣自抵军营以来，实在与贼接仗，仅止钟山与七桥瓮两次。嗣后迭次奏报，非言攻战之难，即铺张进攻之法，究竟数月以来，从未见一真实胜仗。
总由骄滑之习，横结于中，不知悛改，殊堪痛恨！向荣接奉此旨，若再不迅速进攻，仍前迁延观望，国法具在，必当立置重典，断不能以东南暂保无事，遂从宽宥也。
在咸丰皇帝看来，自己对向荣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耐心，如果不是向荣已经尽心进攻南京城，恐怕咸丰皇帝早已将其治罪。然而站在向荣的角度，江南大营的确是困难重重。
当时向荣除了要顾及南京之外，还得派兵增援镇江、上海，甚至援救江西和扬州，因为这些地方此时都在遭受着太平军的侵扰。到了咸丰三年（1854）十月的时候，向荣军只剩下万余人，真正能够上阵作战的也就几千人而已。向荣斗胆向咸丰皇帝奏请将江北大营的瞿腾龙部队的两千人中，拨给自己一千人使用。
咸丰皇帝断然拒绝，他认为向荣的这个请求，是削弱江北大营的愚蠢想法。江北大营一旦削弱，太平军就又有可能挥师北上，到时京畿地区受到威胁，向荣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因此他痛斥向荣说：
汝自广西追贼至江南，徒费多兵，未见有尺寸之功，尚何面目拨江北之兵？断不准行，汝必要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
咸丰皇帝的话让向荣无地自容，吓得他立即上表请罪，此后不敢再提请拨江北之兵的事。可是随着战局的发展，江南大营的兵力越来越捉襟见肘，向荣感觉自己的前途十分暗淡，也暗自埋怨皇帝陛下为什么如此不理解自己。他或许并不知道，江北大营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江北大营最初的最高指挥官是钦差大臣琦善，直隶提督陈金绶帮办军务，大营成立不久后就开始围攻扬州。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太平军扬州守军在清军的极大压力下，在曾立昌、陈世保的指挥下冲出扬州，与赖汉英、黄生才等援军会合南走瓜州。琦善随后领军进入扬州，实际上是占了一座空城。
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发出上谕，对琦善围攻扬州那么长时间最后仅是得到一座空城，表示极为不满，将琦善、陈金绶等一干人革职留营效力。那段时期琦善虽然丢了职位，但毕竟还能利用自己的威望统领着江北大营的军务。
次年江北大营便发生了人事变化。咸丰四年（1854）二月，琦善领兵进攻瓜州，遭到了太平军的顽强抵抗，总兵瞿腾龙战死，琦善因为战事颇为不顺也身染重病，半年后死于军中。咸丰皇帝以前任江宁将军托明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扬州军务。托明阿就这样成了江北大营的第二任主帅。
身为满洲旗人的托明阿，也算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历任参将、副将、总兵、提督、将军等职。咸丰三年（1853）他奉命领军援救安徽滁州，堵截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后又尾追北伐军至河南、山西、直隶等地，因为作战负伤不得已解职休养。咸丰四年（1854）二月伤愈后，赴直隶僧格林沁军营帮办军务，奉命围攻阜城、东光、连镇，为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立下功劳。七月，托明阿被咸丰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后，就赶往扬州督办军务。咸丰皇帝特意下谕令，让他悉心筹划，与陈金绶等人全力配合镇压太平军，尤其要与江南大营的向荣经常联络，万万不可心存成见。
咸丰皇帝的谕令就如同一个预言，或许他对自己的臣子实在过于了解，所以才特意给托明阿下了这样一道谕令。后来的事实证明，托明阿仰仗自己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的那点儿功劳，丝毫不把向荣等人放在眼里，不仅没和向荣建立联络，而且对自己驻守的扬州地区也疏于防备。
早在咸丰三年（1853）的时候，因为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内阁学士许乃钊因在上海镇压不利而被革职处分，咸丰皇帝以吉尔杭阿署江苏巡抚。咸丰五年正月一日（1855年2月17日），吉尔杭阿在法军提督拉尼尔的协助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拿下了上海，小刀会领导人刘丽川带领贴身的二百名卫兵想要从虹桥突围，最终寡不敌众战死，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下去。
咸丰皇帝随后让吉尔杭阿奔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这样一来就为向荣增添了一些实力。可是好景不长，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咸丰皇帝不知出于什么意图，谕令吉尔杭阿移兵进攻镇江，试图切断镇江太平军守军与外界的联系。可是太平天国燕王秦日纲看出其意图，立即增兵镇江，当时已经升任冬官正丞相的陈玉成带领先锋部队一举冲过清军防线，与镇江守将殿左五检点吴如孝会师，成功建立了与镇江之间的协防战线。
咸丰六年（1856）二月，秦日纲与镇江城内守军内外夹攻大败清军，焚毁营盘十六座。当时清军防线一片大乱，秦日纲乘胜东进，由金山连夜渡江进兵瓜州，并于次日拂晓时分，发起了对江北大营的驻防地扬州的进攻。
由于托明阿疏于防备，在太平军连续摧毁营垒一百二十余座后，清军依旧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当时清军闻风而逃，托明阿最后被太平军打得只剩下千余人，不得不退守秦家楼、蒋王庙一带。三月一日（4月5日），太平军成功占领扬州府，这也就意味着苦心建立的江北大营，由于托明阿的疏于防范，基本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太平军似乎并不想就此收手，三月十二日（4月16日），燕王秦日纲、丞相陈玉成、副丞相李秀成等领兵占据浦口，清军总兵武庆惧战而退走六合，向荣立即派遣总兵张国梁渡江增援。然而张国梁行动实在过于缓慢，一直到四月二十四日（5月27日），太平军自瓜州渡过金山攻陷了黄泥州，而张国梁才刚刚走了一半的路。眼看江北大营即将不保，吉尔杭阿自九华山带兵赶来增援，但是由于仓促应战，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1日）在镇江高资被太平军打败，吉尔杭阿也在战斗中阵亡。五月一日（6月3日），太平军一鼓作气连破清军镇江、九华山七十余座营盘，总兵虎嵩林败走丹阳。
扬州和镇江的失守，意味着清军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攻破，这一切除了因为太平军作战英勇，更是托明阿疏于防备而引起的连锁反应。不过对于始终处在南北夹击状态下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来讲，倒是缓解了一定的压力。
五月十二日（6月14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人领军回到天京，不过他们并没有进城，而是屯营城东，将目标对准了江南大营。
东王杨秀清十分明白，清军江北大营的破灭，一定会对江南大营的向荣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他并没有让秦日纲等人入天京城进行修整，而是让他们在城东补充粮草兵马后，于五月十六日（6月18日）与回到天京的翼王石达开一起，向江南大营发起进攻。
事实上，向荣闻听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的消息后，确实惊恐万分，但他并没想到太平军会如此神速地转向他的江南大营发起进攻，因此向荣算是仓促应战。五月十七日（6月19日），太平军分兵猛攻仙鹤门、紫金山清军大营，清军一触即溃。次日，太平军又从灵谷寺后翻山，突袭孝陵卫清军的四座马队营盘，同时分兵进攻洪武门、朝阳门，连破清军二十余座大营，最终将驻扎在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一举攻破。
向荣实在没想到他的江南大营会兵败如山倒，不得已只得连夜带着福兴、张国梁等人撤退到淳化镇，次日又败退到丹阳。秦日纲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后边死死咬住向荣不放。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将向荣、福兴、张国梁三人革职。
来自皇帝陛下的压力以及太平军的穷追不舍，终于将向荣压垮。虽然江南大营最终被攻破，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向荣都在兢兢业业地执行着皇帝陛下的谕令，甚至说到现在为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向荣一直表现得很积极。然而从咸丰皇帝先前多次痛斥他来看，向荣显然已经不再受到皇帝陛下的信任，虽然这次丢掉了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只是将他革职，但万念俱灰的向荣已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将会走向何方。于是在一片晦暗笼罩下，向荣于七月九日（8月9日）在丹阳自缢身亡。
对于这位尽心尽力的高官来讲，也许死亡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第六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
太平军击溃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使得太平天国达到最鼎盛的时期。虽然北伐军最终失败，但西征军却取得了胜利。可以说1856年的上半年，是太平天国领导者自金田起义以来最为荣耀的时刻，他们的老对手向荣自缢身亡，让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击掌相庆。
然而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向荣的死颇具象征意味。当七月九日（8月9日）向荣将脖子伸进自己打好的死结时，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上空，就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一场动乱即将发生。只不过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的咸丰皇帝，此时已经无暇顾及“长毛们”的动向，因为十六年前为大清帝国带来屈辱的英国人再次掀起波澜。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还带来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甚至连俄国人也参与了进来。
 <h3>1. 祸起修约</h3>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亚罗号事件”的发生，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清帝国与洋人签订的各项条约，随着时代的变化，至少从洋人们的角度来看，不再那么适用。于是这些希望在中国继续扩大市场的洋人，努力寻找扩大在华特权的机会和借口，便有了想要修约的想法。
所谓“修约”，就是洋人们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中美《望厦条约》，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特权。不过既然是想重修约，那么还是要从已经签订的条约入手，从中去寻找条约的不足之处，甚至是故意歪曲和使用外交讹诈手段。
修约的起点是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洋人们以条约的第一条内容作为“修约”的借口，要求清政府加以修改。第一条在签订之初是这样写的：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易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以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当时英国人伙同法国人以“一体均沾”的“最惠国条款”为借口，也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而咸丰四年（1854）正好是南京条约签订十二周年。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前往广州向统筹办理外交事务、时任两广总督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
面对三国公使的联合请求，叶名琛当然不敢怠慢，向咸丰皇帝详细汇报了三国公使的来意和请求，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慎重考虑修约之事。
可是咸丰皇帝对此却不以为意，他在得知三国公使的意图后，让叶名琛依据实际情况加以应付，并做出明确指示：
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唯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
皇帝陛下已经亮明态度，要“绝其诡诈之谋”，因此叶名琛只得照办。仔细分析咸丰皇帝的反应，可以说其实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十二年前洋人们让大清帝国蒙羞，这个伤痛是无法忘记的，包括《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在内，已经让大清帝国给了洋人们一个交代。现在洋人们又要索取，这在咸丰皇帝看来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本能地就会产生一种排斥心理。然而这种本能的、非理性的判断，以后世的观点看，实在不利于大清帝国在列强之中的生存。事实也证明了咸丰皇帝的不理性最终导致了大清帝国再次蒙羞，而且从实际负责人叶名琛的个人素质来看，他也不是个合格的执行者。
咸丰皇帝的明确指示，等于让身在广东的叶名琛拿到了尚方宝剑，他可以全权处理本次洋人们提出的修约事宜。然而叶名琛虽然勤于职守，却性格古板，《筹办夷务始末》中说他处理问题“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这段记载说明，叶名琛或许是个尽职尽责的官员，但却不是个合格的外交家，以这种傲慢、简单的态度对待外国人，也就注定了本次修约事宜不可能会有好结果。
咸丰四年（1854）二月，英国公使包令发照会给叶名琛，希望双方能够见个面。叶名琛虽然同意见面，但条件是必须在广州城外的洋行，而包令坚持要在城内的官署，双方各不相让，最终没能形成统一意见，此事不了了之。
英国人明白叶名琛的这种反应，其实就是在逃避修约，为此包令联合美国公使麦莲决定另辟蹊径，发照会给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会晤，但是也遭到了怡良的拒绝，理由是包令没有携带国书，而且条约里也没有“两江总督与各国公使议事之说”。一直到五月二十日（6月15日），麦莲在昆山会见怡良时，要求修改条约，允许长江通商，甚至表示只要清政府同意这个要求，他们可以协助镇压太平天国。怡良依旧不为所动，表示麦莲应该回去继续找叶名琛去反映，毕竟修约事宜是广东钦差大臣管理的事务，自己不能越权。
咸丰皇帝得知英美公使先后向叶名琛和怡良提出修约的消息后，指示军机大臣“唯各国通商事宜，向归两广总督专办”，也就是说修约事宜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大臣全都不得插手。而且他还谕令怡良、吉尔杭阿等有关大臣，对于公使的要求，必须予以拒绝，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谬论所蛊惑。
六月九日（7月3日），英国公使包令在上海会晤江苏巡抚许乃钊，要求修改条约，许乃钊允诺包令可以向皇帝陛下奏明此事。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句话，许乃钊被咸丰皇帝以办理夷务不当为由而革职，任命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
有了许乃钊的前车之鉴，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人在面对三国公使时，都回避修约事宜。从六月到九月，三国公使一直没有停止修约的努力，他们先后向怡良、叶名琛、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请求，从江苏到广州、香港、上海都留下了公使们的足迹，他们甚至宣称要向咸丰皇帝申诉，即使这样也没能得到些许回复。
吉尔杭阿在汇报中认为，应该再派一员钦差大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如果洋人说得有道理，不妨就同意修约；如果认为洋人们的说法荒谬，干脆就直言拒绝。
吉尔杭阿的意思就是，皇帝陛下不要模棱两可，因为他深知如果把洋人们惹恼了，他们是会架上大炮的。但咸丰皇帝依旧是不置可否，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谕旨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该抚身任封圻，安内攘外，责无旁贷，独不可折之以理，而必待钦派重臣，朕又安用汝等督抚为耶？
这就是典型的踢皮球行为了。吉尔杭阿等大臣看到皇帝陛下即将发怒，全都不再表态。咸丰皇帝也以为洋人们吃了几次闭门羹，自然就会消停下来，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公使们的意志力。就在咸丰皇帝下达谕令的同一天，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以及法国使馆秘书哥士耆，带领三百名士兵乘军舰到达天津白河口，要求到天津或北京直接和咸丰皇帝商谈修约事宜。
在咸丰皇帝看来，洋人们此时来真是分不出眉眼高低。要知道咸丰四年（1854）的时候，咸丰皇帝正在为如何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而烦心不已，现在洋人们又来添乱，他的烦躁情绪又一次陡然而生。他坚决不允许直隶总督桂良出面和洋人们见面，命令桂良做好天津的防务工作。同时谕令天津总兵双锐、长芦盐政文谦先后到大沽口听取意见，指示他们面对洋人们的时候要端正态度，要不卑不亢，正确开导他们，杜绝他们对大清帝国的觊觎之心。
双锐和文谦因为有许乃钊的前车之鉴，所以面对包令等人时，都是一口回绝修约之事，搞得洋人们很是无奈。不过英国通事麦华陀倒是表现出了强硬姿态，表示如果天津官员不代奏皇帝陛下商谈修约事宜，那么以前双方所定的各项条约都算作废，列强们将重新与清政府订立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麦华陀是修约事件中首先提出废止条约的人，这算是一种警告，因为他知道大清帝国连修约都不同意，更谈不上重新订立条约，洋人们想要重新订立条约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开启战端。麦华陀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警告清政府会再次面临战争威胁，只不过他的话说得极为婉转。同一天，文谦上奏详细汇报了谈判的经过，认为虽然前去谈判的官员已经与洋人们唇枪舌战一番，但就是无法说动洋人放弃修约。他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派遣钦差大臣或者谕令桂良来到天津，亲自看看洋人们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然后再斟酌如何处置。文谦的这个建议，明显是怕皇帝陛下怀疑自己在谈判过程中出工不出力，或者因为能力问题而办事不力，同时他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桂良到天津切身感受下自己的难处。
或许是委婉的武力威胁让咸丰皇帝受到了触动，他在称赞文谦考虑周全后，便谕令直隶总督桂良前往天津。不过他特别指示桂良，不要亲自出面去见洋人，一定要身处二线指挥谈判事宜。
九月二日（10月23日），桂良详细了解情况后，向咸丰皇帝奏报筹议与英美的交涉办法。咸丰皇帝担心桂良失去耐心而急躁，提醒他作为直省大吏，如果与洋人们争辩不休，丢了朝廷的脸面是要治罪的。为此他让文谦出面回绝洋人们的修约请求，这样就等于将桂良保护起来。
应该说桂良还是十分愿意为皇帝陛下分忧的，他上奏表示自己会控制好情绪，亲自出面与洋人们谈判。不过咸丰皇帝依然拒绝，而是让崇纶出面与洋人们会谈。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崇纶会见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在会谈中，包令针对修约事宜提出了“公使入京、准入内地、免内地税、承认鸦片合法进口”等要求；麦莲则提出“开放长江、准许在中国沿海捕鱼、准许洋人在中国开矿、在中国设立官栈囤积货物以及三年内货不出售不缴税”等要求。
崇纶将英美公使的这些要求向咸丰皇帝详细做了汇报，并建议有选择地同意查办几项，以示对洋人们的怀柔。但是咸丰皇帝只同意三条，即：民夷相争可以公平审判；上海欠税可以酌情减免；停止广东准备加抽茶税的做法。除此三条之外，其他要求全都驳回。
咸丰皇帝的修约底线显然不能满足英美两国的要求，因此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当崇纶将事先拟定好的照会文件交给英美公使，并表示其他条款只是未来或许会有商议的余地时，包令和麦莲表示甚为不满，气愤之下扬帆南下。清政府与英美两国的第一次修约谈判就这样无疾而终。
1854年的这次修约，咸丰皇帝以强硬的姿态回绝了英美公使，但包令和麦莲并没有将事态扩大，也就是说修约事宜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外交阶段。从咸丰皇帝的反应来看，已经睁眼看世界十几年的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对外部的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也就导致“修约事件”在咸丰皇帝依旧是天朝上国支配一切的心态作用下，最终没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当然，洋人们是从中美《望厦条约》中寻找突破口而提出修约的，毕竟那个时候《望厦条约》还没有届满十二年，所以咸丰皇帝的拒绝，也让英美公使找不到借口兴风作浪。不过从利益角度看，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努力扩大在华特权的英美各国，是不会就此偃旗息鼓的。两年后，随着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修约事宜”再次被洋人们摆上桌面。
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56年2月3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收到代理苏松太道蓝蔚雯的报告，说新任美国公使伯驾即将到达上海，将重新开启与清政府的修约谈判事宜。两江总督怡良和吉尔杭阿共同上奏咸丰皇帝，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一直介入修约事宜的叶名琛继续与洋人们周旋。于是咸丰皇帝立即派叶名琛奔赴上海，并指示他：“务宜恩威并用，绝其北驶之念。”
咸丰皇帝不希望再出现两年前包令和麦莲直接到天津的情况，所以提前谕令叶名琛想方设法要拦住伯驾。对叶名琛而言，拦住伯驾不是难事，但要断了洋人们的修约念想，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叶名琛对于伯驾还是有些了解的，这个眼科医生出身的美国人在广州已经待了二十年，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十分熟悉，是个“中国通”，担任过驻华公使参赞、代办等职。前任公使麦莲因病回国，美国政府任命他接替麦莲的职务。值得一提的是，伯驾对于修约问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在上任之前，他曾经到伦敦会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又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谈，而后又回到香港专门与英国公使包令、法国代办顾随讨论修约问题。
在奔赴上海之前，伯驾就曾经向叶名琛发出照会，但被叶名琛拒绝，于是伯驾让美国驻上海领事通知两江总督怡良，准备北上商谈修约事宜。
有了皇帝陛下的谕令，叶名琛不能再回避，他向皇帝陛下表态自己会竭尽全力钳制伯驾，希望能够将双方的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叶名琛是这样表态的，当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想要消除因修约事宜所带来的矛盾，绝不是仅仅修订条约中的文字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如果在原定条约的基础上不能扩大洋人们在华的特权，这场修约谈判注定会走向失败。
然而咸丰皇帝的想法恰恰与洋人们背道而驰，这一点从咸丰六年（1856）六月他下的谕旨中就可以看出：
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
咸丰皇帝只是想以微小的让步，应付美国的修约要求。本质上，这是大清帝国在被迫睁眼看世界将近二十年后，依旧未能与外部世界融合的故步自封的体现。
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世界在同步发生着变化，洋人们彻底将中国请下了神坛，大清帝国的高层统治者们也对历来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西洋各国，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至少已经被洋人们的坚船利炮打疼。可是从咸丰皇帝的“以示羁縻”来看，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因为羁縻之策是宗主国控制番邦各国的策略，而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各国展开平等外交的时期，因此咸丰皇帝的理念是不可能得到洋人们的认同的。从这一点来讲，修约产生的矛盾，不过是问题的表象而已。
咸丰皇帝想要继续用羁縻之策与洋人周旋，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洋人们准备对大清帝国施加军事压力来达到自己修约的目的。
当时，伯驾的修约交涉所遭遇的情况，让英国公使包令甚为不满。他向英国外相报告说，对清政府要实行武力威胁，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令中国有任何重要的让步。法国使馆代办也同意包令的看法，因此他们没有与伯驾一同北上。
不过伯驾还是希望做最后的努力，他从上海乘船到福州，会见闽浙总督王懿德，结果被告知修约事宜是两广总督负责的事情，其余相关人员不能代为上奏。而后伯驾又返回上海，会见上海道蓝蔚雯，希望他能代奏咸丰皇帝派一员钦差大臣到浙江商议修约之事，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
九月十三日（10月11日），咸丰皇帝发布谕旨：
1.怡良等人设法对洋人加以开导，达到拒绝修约的目的。
2.桂良要严密防范，如果有夷船到来，不可派大员见他们。
3.禁止沿海居民及商渔船只与夷船交易货物，只要让他们觉得无利可图，必然放弃修约的要求而回返。
咸丰皇帝的这个谕令，可以说是有些因噎废食和蛮横无理，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依旧没有蛮横无理的资本，这一点很快就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印证。
 <h3>2. 广州战事</h3>
在咸丰皇帝发布谕令的三天前，远在广州的海域之上发生了决定大清帝国国运以及诸多人命运的事件，这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
咸丰六年九月十日（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例行巡逻时，在珠海炮台附近的码头，搜查出私运鸦片的中国划艇“亚罗”号，逮捕了两名海盗以及十几名涉嫌私运鸦片的中国船员，然后将船上的英国国旗扯下。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得到消息后，率先发起挑衅，辩称“亚罗”号划艇是大英帝国的船，中国水师私自扣留该船，并扯下英国国旗，是典型的侮辱英国国格行为，要求叶名琛立即放人并赔礼道歉。
以后世的角度看，“亚罗号事件”很可能是英国人借口对清政府动武而达到修约目的的阴谋，因为后来包令也承认，经过他们的调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这艘船这样做的执照已经于八月二十九日（9月27日）期满。在这个日子之后，“亚罗”号就不再受英国保护。
可是当时清政府并不知道其中缘由，叶名琛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命令南海县丞亲自带着照会文件和被逮捕的船员送交巴夏礼。但是巴夏礼只接收了被捕的船员，并不开启照会文件，要求梁国定必须亲自来，重新定案，纠正自己的不察之罪。九月二十三日（10月21日），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以次日为限，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发兵进攻广州城。
叶名琛对此无动于衷，性格傲慢古板的他，认为这不过是巴夏礼的一种外交手段，因此没有做战前准备，广东地区的清军对英国人即将发动战争也毫不知情。就是在这样一种疏于战备的情况下，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军海军上将西蒙麦格理率领军舰三艘、士兵两千人，突然闯过虎门海域开进内河，用火炮轰击广州城。
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正在校军场观看乡试的马箭科目。他正看得兴致勃勃，忽然听到隐隐传来的炮声，兵丁向他报告说英军舰船已经进入内河，水师因为没有得到命令，因此不敢发炮还击。
当时叶名琛的反应是“无妨！等到天黑之后，这些蛮夷必然离去，传令让内河水师收起战旗，不可放炮还击”。这位总督大人说完后，继续兴高采烈地观看乡试。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一连三天，虽然他始终稳坐在校军场的最高宝座上观看乡试的热闹场面，但英军始终未曾离去，而且利用火炮的优势成功占领了珠海炮台。
当时广东清军共有七万四千余人，广州城内外有守军一万两千余人，城郊炮台有十座，内河炮台有二十二座，每座炮台有守军二十至六十人不等，守卫力量不算弱，但是在叶名琛的不抵抗命令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英军将炮台击毁。
九月二十九日（10月27日），英国军舰再次驶进内河，以叶名琛的总督衙门为目标开炮进行轰击，次日又继续增强火力向总督衙门方向轰击。十月一日（10月29日），英军将广州城墙轰开，两三百名英军士兵攻进城内，清军被迫与之展开巷战。由于英军兵力单薄不敢深入，最终于当晚撤出城外。
英军攻进广州城这件事，出乎叶名琛的预料，他倒是不在乎损毁几个炮台的问题，而是担心一旦皇帝陛下怪罪下来，自己会因防卫不力而丢了官。因此他采取主动上奏的方式，谎报在广州海域与英军临时发生冲突，最终剿灭英夷水师获胜，试图平息皇帝陛下的疑虑。
让叶名琛没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对他“打胜仗”似乎并不满意，而是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皇帝陛下认为打了败仗固然不好，毕竟有损国体；而打了胜仗也不好，会招致洋人的报复，现在“长毛”匪患尚未平息，沿海不能再开战端。
如果抛开先前咸丰皇帝在修约问题上的反应不谈，单看这个“息兵为要”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只能说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在对外国策上是没有一个战略性考虑的，天朝上国的自满心态让高层的统治者们从来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这也就注定了当洋人们真的架起大炮时，咸丰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必然会找客观原因来为自己的短视开脱。
咸丰皇帝接到叶名琛打败英夷的奏报后，立即发布上谕责备他没有将事情办好：
当此中原多故，饷糈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现在各国既知其无理，自有公论，日后英国传闻，或不至有所借口。如果该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并罢议进城，只可俯如所请，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迁就，致该夷故智复萌，肆行要挟。
从谕旨内容可以看出，咸丰皇帝交给叶名琛的任务，实在是个颇有难度的技术活，既不能开启战端，又不能满足英国人的要求，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咸丰皇帝根本就没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和英国人的纷争，更何况叶名琛也不是精明强干能担大任的人，当时广州百姓中间流传着一首讽刺叶名琛的顺口溜：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如果用一句俗语来概括，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咸丰皇帝将对付英国人的重任交给叶名琛，本身就是个错误。皇帝自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英国在欧洲与俄国之间的克里木战争已经结束，在首相巴麦尊强有力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必然会加速解决与清政府的修约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战略问题，并不是咸丰皇帝一厢情愿想要息兵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么简单。而且，咸丰七年（1857）二月，巴麦尊成功运作议会通过了扩大军费和增援远征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提案。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前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由两千九百人组成的陆海军奔赴中国。
与此同时，法国由于在修约问题上与英国人“同病相怜”，在看到英国人已经决定对清政府发动战争后，也在寻找侵华的借口。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天主教神父马赖在中国广西西林被杀为借口，提出了“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口号，与英国军队联合共同派兵来华，以格罗南为全权专使，带领一千名士兵，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3日）到达香港。
英法联军在香港一共集结了五千六百余名士兵，并照会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廷先后到达香港，共同谋划对华的战争，以达到扩大在华特权的目的。当时经过商讨，决定英法为军事进攻的主力，俄美担任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的帮凶，并继续以修约名义向叶名琛发出照会，只要清政府态度模糊或者一口回绝，英法联军即开始实施军事打击。
面对来自四国的压力，叶名琛向咸丰皇帝详细奏报了广州目前的局势。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叶名琛对洋人们的态度遭到诟病，因此他在奏报的最后，声称要与英法联军进行决战，既要为朝廷立功，也是为自己正名。
若再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则得陇望蜀，伊于胡底？……总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国贸易开舱有期，即行飞速奏报，以期早慰圣廑。
谁都看得出来叶名琛这番言论，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他对四国当时的意图根本无从了解，手里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对付洋人，“早慰圣廑”不过是溜须拍马而已，然而咸丰皇帝却对叶名琛深信不疑。
咸丰皇帝看完叶名琛的奏折后，首先表扬叶名琛，认为他对洋人“据理驳斥”甚为得体。在咸丰皇帝看来，英法之间名为联合，实则暗中争斗，也就是说法国人是被英国人拉下水的，其实根本不想与英国人联合，真正想和英国人联合的是美国人，因此法国国王一定会阻止本国对华的军事行动，不出数日英法联盟就会自行瓦解。
我们暂且不说咸丰皇帝对法国政体究竟有多少了解，这种单纯以中国传统政治斗争的眼光去看待英法联合的本质，无疑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他希望叶名琛能够继续和洋人们进行交涉，结果能够一劳永逸，希望洋人们能够理解大清帝国因为镇压“长毛”匪患，实在是财政吃紧。
然而在叶名琛奏折的迷惑下，咸丰皇帝并不知道当时广州已经是个不设防城市，当英法联军到达广州城下时，叶名琛也没有表现出奏折中写的那样的信誓旦旦，他命令部下不准出战，并对附近的团练进行消息封锁。英军贴出告示说二十四个时辰之内，清政府如再给不出修约答复,就立即对广州城展开进攻。
有地方绅士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饷军械与英军作战，一连请愿十多次，叶名琛就是不见，也不允许身边的人谈论洋人们的事情。当时正值叶名琛大寿之际，据史料记载：
合城文武，尚往督署祝寿，叶名琛谓不必惊慌，仙乩云：“十五日后便无事。”叶相于城北建长春仙馆，穷极侈丽，内供奉吕纯阳（吕洞宾）、李太白（李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所谓将亡听于神者也。
身为一名封疆大吏，叶名琛居然将军务事宜寄托在神灵身上，清政府在广州战事逐渐陷入不利境地也就不足为奇。当然神灵们没能保佑叶名琛，原因就在于无论他如何虔诚，都必须面对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英法联军三十二艘军舰一齐开炮，连续轰击广州城达七十二小时之久，五千六百余名士兵进攻广州，守将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因为叶名琛的命令，根本没有进行战前准备，只得竖起白旗投降。而叶名琛面对英法联军的猛烈进攻，吓得躲进总督衙门后花园的八角亭里，结果被英军士兵俘虏后，流放至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在了那里。
咸丰皇帝得知广州失守后，立即将叶名琛革职，那时他还不知道叶名琛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他任命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接任钦差大臣关防，在黄宗汉没有到达广州之前，暂时由柏贵代理。
直到广州失守后，咸丰皇帝才意识到原来叶名琛只是在忽悠自己，同时也对自己不能知人善任而造成广州失守追悔莫及。因此他谕令柏贵在代理期间，一定要重整军心，使之同仇敌忾，将英法联军逐出广州。
但是咸丰皇帝或许没想到，他任用柏贵来纠正任用叶名琛的错误，实际是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他并不知道柏贵早已向洋人竖起白旗投降。当然他更想不到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穆克德讷、柏贵等一群拿着大清帝国俸禄的高官们，居然在广州充当了洋人们的伪政权傀儡。
 <h3>3. 大沽口之战</h3>
英法联军虽然攻占了广州，但还没达到他们最初要求修约的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可能停止。四国公使在香港继续策划领军北上，尽快迫使清政府同意修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咸丰八年（1858）正月，四国公使派人到苏州会见江苏巡抚赵德辙，并向其递交照会，再次提出“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内地旅游、改订关税、赔偿军费”等修约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公使还提出割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以东地区的要求。四国公使限定清政府在二月底之前必须派出全权代表赴上海谈判，如不答应立即北上攻取天津。
本来广州失陷后，咸丰皇帝应该能够把握住列强们的心思，但是接到赵德辙的奏报后，他却认为列强们不过是虚张声势，能多占点大清帝国的便宜就会多占点，占领广州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他拒绝派代表赴上海谈判。
咸丰皇帝当时将与四国交涉的问题，分别交给何桂清和奕山。何桂清负责英、美、法三国；奕山负责俄国。可是交涉的结果是四国拒绝让步，咸丰皇帝逐渐意识到四国用兵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简单，于是在二月七日（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增强对天津的防务力量。如果洋人船只到达天津，一定要禁止沿海居民接济食物和私通贸易，使其不能久留。谭廷襄接到谕令后仓促布防，在大沽口炮台增兵八千余人。
由于清政府和四国的根本利益不同，导致上海的交涉毫无结果，俄国和美国公使极力鼓动英法联军北上天津，于是咸丰八年三月七日（1858年4月20日），四国公使率领二十余艘军舰，陆续到达白河口外，三月十一日（4月24日）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会谈。
咸丰皇帝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洋人的脚步。得知四国公使已经带兵到达白河口后，他依旧不愿意将事态升级。可是洋人们咄咄逼人的架势，让咸丰皇帝知道，如果满足不了洋人们的条件，这些黄头发的“蛮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他决定采取“用俄通美，以制英法”的策略，把希望寄托在美俄公使的调停上。
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等于将军事防务准备放在了次要位置，结果证明咸丰皇帝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四月八日（5月20日）上午八时，四国公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清军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再做战前准备为时已晚，因为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真的对大沽口炮台展开了进攻。
当时英法联军以数十只轮船和舢板船闯进大沽口，突然攻击南北两个炮台，俄美两国舰船也驶进白河口为英法联军助威。直隶总督谭廷襄看到英法联军来势凶猛，与手下官员纷纷逃走，大沽口炮台只依靠那点守军孤军奋战终致陷落。英法联军一路畅通无阻，顺利抵达天津城下，逼迫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谈判。
咸丰皇帝实在没想到，洋人们居然这么快就到了家门口，但他更不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他一边谕令僧格林沁领兵奔赴天津增援，一边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四国公使谈判。
面对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清政府内部分为主战与议和两派，这也是咸丰皇帝为什么要派出僧格林沁增援部队和钦差大臣议和团队的原因之一。大学士桂良是议和派代表，吏部尚书周祖培则是主战派代表，双方对于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侵略，都说出了各自的理由，咸丰皇帝左右为难，只得将这个议题交给王公大臣和军机大臣共同讨论。
恭亲王奕䜣作为具有处理洋人问题丰富经验的老手，为咸丰皇帝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办法：
1.在天津训练乡勇，增强地方守卫力量。
2.京师继续为僧格林沁派援军，增强僧格林沁的战斗力。
3.组织广东乡勇进攻香港，在广州地域开辟第二战场，采取调虎离山、围魏救赵之策，让英法联军自顾不暇。
事实上，奕䜣的这三个策略，依旧没有逃出中世纪战法的老套路，但是咸丰皇帝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让大臣们按照恭亲王的意见先去制定方案。
按照咸丰皇帝的设想，本来希望桂良和花沙纳先设法在修约谈判中拖住英法两国，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四国公使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压力下，桂良与花沙纳凭借自己全权大臣的身份，居然与四国公使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当然，因为各国的利益不同，签订的条款数量和内容也不一。例如中英条约是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条约是四十二款，附约六款。
总体来看，洋人无外乎是要求扩大在华特权，因此无论和哪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都有其共通性：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开放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3.洋人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4.洋人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
5.外国军舰、商船有权驶入长江和各通商口岸。
6.中外百姓争诉事件，由领事馆会同中国官吏共同审处。
7.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8.对英国赔款四百万两、对法国赔款二百万两。
9.享受最惠国待遇。
10.一年后到北京换约，两国最高领导人审阅批准并互相存照。
从内容上看，天津条约明显对中国主权产生了破坏，但对比《南京条约》，很多条款很是相似。这说明自《南京条约》签订后，十几年来洋人们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都没有完全践行南京条约的内容。例如“争讼事件”和“自由传教”，因此《天津条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洋人们重申本国在华权益的体现。
《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还想做最后的努力，试图让桂良以全面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公使驻京、内河通商以及内地游历等条款。他希望桂良能够想方设法，以图补救。桂良也确实经过了努力，但是列强们刚刚争取到的权益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最后经过桂良费尽口舌的交涉，英国只答应其公使不长驻北京，但可以随时往来不受限制。
就是这样一条似乎不那么重要的条款，也惹得咸丰皇帝大为光火。本来他对桂良凭借钦差大臣的身份与洋人签订《天津条约》就颇为不满，可是自己既然已经授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现在咸丰皇帝认为就连公使驻京这么个小问题，桂良都为自己争不来脸面，他再也忍不住对桂良开始指责：
若至今仍无补救，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
桂良十分清楚皇帝陛下这句话的分量，因此桂良只能拉下老脸，央求着英法公使订立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在英法联军离开天津的第三天，惠亲王绵愉上奏咸丰皇帝，认为英法联军虽然已经离去，但对天津的防务不能疏忽大意，以防后患。咸丰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让僧格林沁会同署理直隶总督、礼部尚书瑞麟，一同增强大沽口沿岸的防务。僧格林沁陆续集结了四千名士兵，在大沽口海岸增设炮台，架设大炮，筑堤挖沟，制造拦筏，天津地方又招募了乡勇五万余人，应该说天津的防务力量大大加强。
天津增强防卫力量本来是防患于未然，但绵愉的奏疏似乎就像一个预言，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的四个月后，咸丰九年（1859）三月，英法联军再次卷土重来，这次他们的理由是拒绝同清政府全权大臣进行会晤，商谈进京换约事宜。他们决定以武力打开北京城的大门，迫使咸丰皇帝换约。
或许是洋人们通过战争尝到了甜头，或许是他们知道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换约问题，因为大清帝国的惯性思维决定了，他们在换约问题上一定是阻碍重重，因此英法两国决定“简化程序”直接开战。
五月七日（6月7日），十五艘英国军舰、两艘法国军舰同时到达大沽口外，三天后两国公使的军舰与舰队会合，共同组成一支有着二十一艘战舰的联合舰队，官兵人数达到两千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统一指挥。
咸丰皇帝谕令僧格林沁做好防卫工作，但不要擅自开枪开炮，同时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国公使讲明，只要他们不带多余的人，不带洋枪，不惊扰沿途百姓，就可以由北塘登陆，再到天津夷馆进行换约事宜。但是咸丰皇帝的这个提议，被联军公使断然否决，他们坚持由大沽口溯白河北上进到北京换约。
清政府的高层们搞不懂洋人们为何如此固执，就在高层们研究研究、观望观望的态度下，英法两国舰队突然向大沽口炮台发起进攻，炮台驻守清军不得已开炮还击，双方就此展开激战。清军火炮虽然落后，但炮手们打得十分有技巧，且非常精准，弥补了装备落后的劣势。双方激战一昼夜，联军最终惨败，其中英军四艘战舰被击沉，六艘丧失战斗力，死伤官兵五百余人，舰队司令贺布严重受伤，而清军仅仅阵亡三十二人，最终英法联军竖起白旗狼狈退出战斗。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以清军取得胜利告终。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一面谕令僧格林沁要继续加强天津地区防务，各海口还要加强防范；一面指示恒福等人继续以抚为主，与洋人继续周旋。但从此后一年多的实际情况看，各海口的防备不仅没有加强，反而逐渐松弛。
客观上讲，当时太平天国由于经历了诸王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实力已经大打折扣，但依旧对大清帝国保持着强压态势，清军集中兵力镇压太平天国，难免出现兵力分散的情况。从主观上看，咸丰皇帝对洋人的战略思想，始终是“以抚局为要”，并不完全立足于战。事实上在清军内部已经蔓延一种避战的情绪，而且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得胜利后，开始出现轻敌情绪。为了贯彻咸丰皇帝“以抚局为要”的思想，他竟然下令撤掉天津北塘的守军，以让英法公使达到由北塘进京换约的目的。当时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诩和山东道监察御史林寿图就建议，“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完全”，但僧格林沁拒不采纳，这就为后来英法联军从大沽口成功登陆制造了空隙。
清政府这边的防务是越来越松弛，洋人们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联军在大沽口惨败的消息传回英国后，伦敦报刊扬言要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对华发动战争。英国政府继续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蒙托班为英法联军远征总司令，组成新的联军，出动两百艘军舰继续前往大清帝国。
咸丰十年二月十六日（1860年3月8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强烈要求清政府向英法两国道歉，进行战争赔款，并归还缴获的舰船，答应公使驻京和履行《天津条约》的要求，三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由于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得胜利，咸丰皇帝似乎底气足了一些，对英法两国的要求断然拒绝。英法两国也没有在外交上过多纠缠，而是从上海开始集结舰船一路向北杀来，连续占领舟山、大连湾、烟台，进而封锁了渤海湾。
当时英法联军还不知道僧格林沁已经撤销了北塘防务，还准备强攻大沽口炮台，此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在英法联合作战会议上，提供了北塘撤防的消息，于是英法联军决定在北塘实施登陆计划。
六月十二日（7月29日），英法两国军舰在大沽口外集结，三天后英国的三十多艘军舰在伊格纳切夫的带领下未经任何抵抗，便轻易占领了北塘。次日，一万多联军由北塘深入内地，先后攻占了新河、军粮城等地，清军三千名骑兵奋勇抵抗，最终寡不敌众全部阵亡。英法联军就此成功占领塘沽地带。
英法联军从北塘突破大沽口防线后，大沽口炮台就成了一个据守孤点，僧格林沁担心会被皇帝陛下治罪，主动上奏说现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只有奋力支撑，或许才能出现转机。他的意思就是自己不会弃大沽口炮台于不顾，不过他也为自己留了后路，在奏疏的最后说了八个字：
“能否扼守，实无把握！”
僧格林沁的上奏带有极端自私的心理，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己。但事实上他过于多虑了，因为咸丰皇帝比他更加在乎自身的安全，这一点从六月二十九日（8月15日）咸丰皇帝给僧格林沁的谕令就可以看出：
唯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于炮台，切要！切要！……须择可靠之大员代为防守，方为妥善……
有人认为，不久后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与咸丰皇帝的这种指导思想有关。而且从这谕令中也可以看出，大清帝国虽然已经被迫睁眼看世界二十年，但骨子里依旧没有摆脱重陆地不重海洋的桎梏。为了自己的安全，咸丰皇帝甚至告诉僧格林沁，“当仰体朕心，勿专以大沽口为重，置京师于不顾”，因此僧格林沁对大沽口炮台也就不再那么重视。
七月五日（8月21日），已经率先占领军粮城等地的一万英法联军，从后路包抄到大沽口炮台，清军与对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炮台守军用鸟枪、抬枪、长矛、弓箭等兵器，多次打退联军的进攻，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终因寡不敌众，炮台陷落。僧格林沁下令从天津撤退到通州，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就这样以清军战败、大沽口炮台拱手让给联军而告终。
然而，清廷高层们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h3>4. 通州谈判</h3>
咸丰皇帝坚持认为天津是京城的门户，通州则是唇齿，一旦稍有疏忽，则全局震荡。在这样一种考虑下，当僧格林沁撤退到通州后，他下令要加强通州防务力量，要求僧格林沁务必集结重兵于通州，以保障京城的绝对安全。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共集结了将近两万军队，其中马队七千人，陆军一万两千余人，由僧格林沁自己和大学士瑞麟统领，表面看上去，通州防务似乎达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水准。
但是从当时身在天津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的奏报看，通州以南地区由于守军已经撤离，所以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似乎都人心浮动，显露出恐慌之情。因此文俊上奏咸丰皇帝，希望朝廷能派钦差大臣到天津，与洋人们进行谈判以稳定局势。
咸丰皇帝得到奏报，立即以桂良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洋人展开谈判。
对于谈判问题，桂良十分挠头，原因在于自上次《天津条约》签订后，公使驻京与战争赔款数目两个问题，一直没能有个定论。桂良十分清楚，此次谈判这两个问题还会摆上桌面。最关键的是，时隔这么长时间，桂良并不清楚皇帝陛下对这两个问题是个什么态度。桂良性格老成持重，知道一旦处理失当，自己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在半路上向咸丰皇帝进行了相关请示。
咸丰皇帝给桂良的指示是：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不一定必须拒绝，如果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目的最好加以拒绝，如果实在不能阻止，也可以允许驻京，但必须要求不得携带过多的随从人员，以至惊扰京城百姓；至于赔款问题，桂良可以随机应变，依据实际情况斟酌办理，只要别太丢大清国的面子就可以。
应该说咸丰皇帝给予了桂良在谈判桌上很大的权力。桂良知道了皇帝陛下的底牌，心中也有了底气，于是在到达天津后立即展开与洋人的谈判工作。按照桂良的设想，谈判的焦点无非就是公使驻京与战争赔款两个问题，事实上英法两国也确实再次提出了这两项要求，但咸丰皇帝的意思是英法两国必须首先撤出大沽口，才能启动谈判工作，可是桂良却忽略了这一点。他对英法两国提出的条件，是“概为允许”，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原则上同意”。不过英法两国在谈判的最后，提出了增设天津为通商口岸以及公使带兵进京换约两个要求，这就让桂良无法做主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开放沿海口岸都是在南方，例如南京、厦门等地，还从来没有在北方开设过通商口岸，更何况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在皇帝陛下眼皮子底下让洋人自由活动，这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还无法行得通。至于公使带兵进京换约，这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简直就是谋逆，所以桂良十分为难，立即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定夺。
咸丰皇帝责备桂良懦弱无能，说他是一味迁就洋人，这种条件根本就不应该报到自己这里来。为了防止洋人突然发难，咸丰皇帝指示僧格林沁开始着手准备战守事宜，抓紧时间备战，在通州要对洋人严加防范，并且再次通知桂良绝不能与洋人签字画押。
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和桂良的指示，意味着准备谈判破裂开始应战。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英法两国的进一步行动，咸丰皇帝召集大臣，提出了六条办法：
1.关于天津通商问题，既然桂良已经答应履行《天津条约》，只能暂时同意，一旦谈判破裂再行处置。
2.关于赔偿军费问题，即使和约中有这项条款，也没有这个道理，桂良一味迁就洋人，还将洋人苛刻的条件报到自己这里来，应将其治罪。
3.洋人要求带兵进京换约，尚未搞清其真实目的，因此必须加以防范。
4.英国人提出让巴厦礼先行到北京，绝对不能允许。
5.英法两军必须退出天津大沽口。
6.如果开战宜早不宜迟，趁着秋冬之际，以己之长克彼之短。
从这六点做法来看，桂良可谓是冤枉至极，在皇帝陛下反复无常的态度下，老成持重最终也没能让桂良免责，而随着天津的谈判破裂，桂良的位置越来越尴尬。
咸丰皇帝既然已经决定硬抗到底，便谕令军机大臣等人厚集兵力，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吏部右侍郎穆荫、工部右侍郎杜翰，几个人统一协作负责京城的巡防事宜。
不过天津那边的谈判还没有正式宣告破裂，咸丰皇帝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任命载垣、穆荫为钦差大臣顶替桂良奔赴天津继续与洋人周旋。为了避免出现桂良先前所犯的错误，他指示载垣和穆荫，先前所提的条件可以酌情办理；如果洋人再提要求，合乎情理的可以答应，其余的一概不允许，也不必再向自己请旨；如果洋人不肯罢休，一面向自己汇报，一面告知僧格林沁准备和洋人开战，载垣和穆荫也不必在乎礼节，立即撤回京城。
就在穆荫和载垣准备启程时，桂良从天津连续上奏，说英法两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于所提要求丝毫不肯让步。由于先前咸丰皇帝剥夺了桂良的签字画押权力，使得英法两国代表要前往通州盖印画押，这也就意味着天津谈判彻底破裂。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咸丰皇帝收到英法两国的照会，声称如果再不签字画押，立即进兵通州。僧格林沁已经做好应战准备，然而咸丰皇帝经过慎重考虑后，还是暂时回到了“以抚为主”的策略上来，决定在通州和洋人们仔细谈一谈，看看会不会出现转机。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载垣和穆荫回复英法两国，允许代表到通州谈判。于是巴夏礼、威玛妥带着二十多名随从来到通州。咸丰皇帝认为巴夏礼和威玛妥既然可以到通州来，他们一定是这次入侵大清国的英法首脑，便谕令在谈判之后将这伙洋人扣押在通州，不能让他们回去，以杜绝他们的奸计，未来一旦开战，这些人也可以作为一个筹码。
以今日视角看，咸丰皇帝根本就没搞明白巴夏礼和威玛妥的身份。当时大清帝国没有专门负责洋人事务的专业部门，高层们看待洋人，还是停留在个人的作用上，认为只要手中掌控巴夏礼和威玛妥，就可以有资本向英法两国讲条件。实际上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不仅丝毫不起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还为大清帝国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由于担心在巴夏礼等人之后，会有大批的英法军队跟随而来，咸丰皇帝谕令胜保带兵于通州以西驻扎，而后又从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调兵，令其星夜兼程赶赴通州，做好战斗准备。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英法两国，都清楚通州谈判不过是战前的一个缓冲，咸丰皇帝在布置的同时，英法两国也在积极谋划。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么英法两国也就没有十足的谈判诚意，巴夏礼提出的条件是：英法两国代表必须进京向咸丰皇帝递交国书，并且要求清政府撤除北京周边的所有防御。这当然遭到载垣和穆荫的拒绝，两人认为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事，不用向皇帝陛下打报告，绝没有商量的余地。
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表示北京撤防是绝对不可以答应的，如果洋人们非要进京投递国书，那就让他们来，但前提是见到朕必须行跪拜礼。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跪拜礼让洋人们很难接受，当年马戛尔尼带领使团访华，与清政府产生矛盾也是因为跪拜礼。现在大清帝国已经开放国门将近二十年，为什么这种顽固的观念还是没有改变呢？巴夏礼等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们看来这是大清帝国对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故意羞辱。据情报，清军已经将防线布置到了张家湾，只要英法联军向前一步，战争或许就会开始。
巴夏礼表现得十分愤怒，他到载垣的行寓去理论，认为咸丰皇帝要求英法代表行跪拜礼是十足的羞辱行为，清政府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强烈要求清军撤出张家湾。对于巴夏礼的愤怒之情，载垣表现得倒是很淡定，表示本国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原则，既然战争并没有开打，英法两国怎么就知道一定要用战争解决问题呢？
“如果不让我们进京向你们皇帝陛下亲自投递国书，就是你们大清国不愿意和好，请你们后果自负！”
这是巴夏礼离开载垣的行寓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便甩头离去。
这一次轮到载垣愤怒了！
面对巴夏礼的傲慢无礼，载垣一气之下通知僧格林沁将其截拿，并向咸丰皇帝汇报说，巴夏礼已经被擒，对方必定军心大乱，希望趁此机会出兵，一定能打败英法联军。载垣当时的愤怒倒是可以理解，擒拿巴夏礼也有摆得上桌面的理由，但断定英法联军军心大乱以及出兵就可以打败洋人，则属于激动过头。然而咸丰皇帝恰恰相信了载垣的话，当天便谕令军机处，出兵与英法联军展开决战，并命令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与洋人间的贸易。
这个谕令，使得通州谈判再无转机的可能，战争重新开始。
八月四日（9月18日），装备精良的英法联军推进到张家湾一带。本以为会在这里与驻守的清军展开一场激战，没想到清军纷纷后撤至八里桥，英法联军顺势攻占了通州。
八里桥位于通州城西，距北京城东二十余里，是进入北京的咽喉要地。清军后撤至八里桥是为了距离北京更近一些，以更好地拱卫皇城。但这种紧缩范围的战法，还是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对于拥有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而言，丝毫不起作用。
当时，大学士瑞麟奉命驻扎在八里桥，手中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瑞麟认为自己在八里桥布置了坚固的防线，就算不能打败英法联军，至少也能凭借优势兵力将其消耗殆尽。然而当英法联军开始进攻时，瑞麟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联军三千人分三路进攻八里桥的清军阵地，双方就此展开激战。胜保一马当先，士兵们跟随他直冲英法联军。清军用长矛、弓箭射杀敌人，而英法联军则利用战壕掩体集中火力射杀清军马队。由于联军火力十分猛烈，清军马队伤亡巨大，可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退缩者，清军凭借着马队的冲击，最终与英法联军混战在一起，双方随即展开肉搏战。由于先前伤亡较大，清军节节败退，最终八里桥失守，英法联军终于打开了通向大清帝国皇城的大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胜保作为先锋官表现出了无畏气概，但是他的长官僧格林沁却在双方大战之际，自乘骡车悄悄逃走，而瑞麟则更是在双方临阵之际，便早已逃之夭夭。
看来，咸丰皇帝高估了这些奴才的忠心。
 <h3>5. 避难热河</h3>
八里桥失守，意味着皇城已经门户大开，现在摆在咸丰皇帝面前的关键问题是，战还是和？
事实证明，皇帝陛下总会有超越常人的处理办法：逃跑。
实际上当时的局势还没那么糟糕，至少英法联军在那个时间段还没想直接杀进皇城，毕竟他们的目的是履行换约，战争不过是其实现目的的手段。
可是咸丰皇帝却在八里桥失守的次日，也就是八月八日（9月22日）启程前往热河，当时官方的记录很是好听，叫“巡幸木兰”。八里桥失守的转天，皇帝陛下就启程离开了北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场有准备的逃跑。而且看很多记载，咸丰皇帝逃离北京的主意，是僧格林沁率先提出的。
早在大沽口炮台失守时，僧格林沁就上了一道密折，内容就是请求“巡幸木兰”。僧格林沁的理由是：既然打不过洋人，那就尽早谋划躲避，目的地最好是热河。当时与洋人的谈判已经基本决裂，咸丰皇帝摆出姿态要御驾亲征，此时僧格林沁上这么一道奏折，咸丰皇帝于是让大臣们一并商议定夺。
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讨论，最后由大学士贾祯领衔上奏，对御驾亲征和“巡幸木兰”两个方案都表示反对，认为皇帝陛下应该继续坐镇宫中，以激励前方将士的士气，做好集中兵力的工作，准备在京城外围打一场防御战。
大臣们以北宋澶渊之盟和明朝的土木之变为例，试图用历史经验来说服咸丰皇帝：我们既担心皇帝陛下的安危，又担心大清江山社稷的存亡，因此才想出这么个折中的办法。
其实，大臣们都没能真正理解皇帝陛下的意图。咸丰皇帝对大臣们拟定的这个方案甚是不满，他不得不把真实意图表露出来。
“巡幸之举，朕志已决。”
皇帝陛下决定要走，王公大臣们一片哗然，可是没有人敢反对。咸丰皇帝看穿了众人的心思，为了防止人心涣散，他宣布撤掉桂良、恒福的钦差大臣之职，又让身在天津的载垣、穆荫即刻回京，似乎想要给所有人一种依旧关心时局的感觉。
但是咸丰皇帝决定离京的消息一经传出，京城里还是迅速蔓延了一种不安的情绪。当时很多现象都能说明北京城正处在一种恐慌之中，例如前门的烧饼，被百姓们一抢而空，以备干粮之用；大兴和宛平两县突然之间来了五百多辆大车，似乎是富户们准备运送逃跑的物资。
面对京城开始出现的混乱迹象，朝廷内一些不明真相的耿直官员，开始纷纷上书请求皇帝陛下留下来继续坚守京城。例如福建道御史许其光就上奏说：
京师城垣坚固，环卫森严，仓谷钱粮均有储积，以势度之，实属可战可守。
江南道御史寻銮炜上奏：
今日之事，有战无和，且京师重地，首在安民。近来街市情形，闻和则纷纭迁徙，闻战则鼓舞欢欣，可知逆夷种种猖狂，即闾巷之间，亦有迫于公愤者。
南书房、上书房的大臣们紧跟许其光和寻銮炜，纷纷上奏请求咸丰皇帝留下来，有的人甚至列出自古因为迁都而产生动乱的例子，想让咸丰皇帝打消离京的念头。
当时群臣的进言，让咸丰皇帝备感压力。为了稳定人心，他发出谕旨准备御驾亲征天津，要亲自指挥清军夺回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的这个表态，是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替自己解围，自己也好顺势而退。就在这个时机，军机章京王拯提出了一个“上中下三策”，算是为皇帝陛下出了一个比较周详的主意：
直抵通州，以伸天讨，策之上也。旋跸禁城，缮治守备，与民固守，策之中也。万不得已，至于无策，而有巡幸木兰之请。
在奏文的最后，王拯提出如果陛下不得已必须出离京师，一定要选择一个代理朝廷政务的王爷，与僧格林沁一起留守京师。
王拯的最后这句话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上中下三策”跟没说一样，最后一句话其实是为皇帝找到了可以离京的理由，那就是陛下离京不代表京师就无人防守。
不过让咸丰皇帝和王拯都没想到的是，这个策略一经公开，便在朝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从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到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短短的三天里，先后有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接连上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打消离开京城的想法，与所有人一同坚守京师，并且要宣示中外，绝无“巡幸木兰”之事，以安定人心。
至少在通州谈判破裂之前的那个时间段里，咸丰皇帝无论是迫于压力还是真情流露，表示出了对英法抗战到底的决心，甚至谕令将已经准备好的车马退还，以平息舆论。皇帝陛下的表态确实让京师得到了几天稳定，但是随着通州谈判的破裂，尤其是八里桥的失守，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据史料记载，八里桥失守后，京师以东的防线完全瓦解，咸丰皇帝连夜召集内廷会议，决定离开京师。清晨之后即发布谕旨，以办理和局不力为理由，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任命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继续与洋人周旋。不过他也指示奕䜣，目前局势比较艰难，人所共知，派奕䜣去和洋人周旋，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周旋不成，就在后方督剿；如果实在支撑不住，就到自己这里来。
随后，咸丰皇帝又指示僧格林沁，让他向英法联军竖起白旗宣示停战，继续开启谈判，这等于向英法联军投降。
咸丰皇帝既然离京之意已决，所有的王公大臣就全都闭上了嘴，但当时却有一个女人，坚持了让咸丰皇帝留京的想法，并出面进行劝阻。这个人就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杏贞，也就是后来大清帝国40余年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叶赫那拉氏的话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也很有道理，后来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的确证实了她的判断。但当时局势危急，没有人重视她的话，咸丰皇帝听完后表现得不置可否，于八月八日（9月22日）清晨带领诸多王公大臣，其中也包括叶赫那拉氏，从圆明园后门出发，前往热河。
咸丰皇帝匆忙逃走了，京城的一切事务都由恭亲王奕䜣主持。当时留守京城的除了奕䜣之外，还有惇亲王奕宗，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团防大臣贾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团防大臣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署兵部尚书赵光，刑部尚书瑞常，户部左侍郎署步军统领文祥等人。
从留守的人员结构看，皇帝陛下虽然不在，但朝廷还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由于奕䜣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接替载垣和穆荫为钦差大臣，显然对洋人的外交等级较之从前明显提升，奕䜣的身份也显示出了谈判的诚意。
八月七日（9月21日）受命的当天，奕䜣就向英国公使额尔金发出了照会，告诉他自己已经成为谈判的全权大臣，即将派人面议和局，希望英法两国暂时停止战争，以促成和谈。就这样，在奕䜣的努力下，大清帝国和英法两国又将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既然是谈判，就肯定绕不开关于依旧被大清帝国扣押的巴夏礼等人的问题。在此之前，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内阁学士袁祖希等人奏请将巴夏礼等人处以极刑，咸丰皇帝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批复暂缓执行。兵部尚书沈兆霖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杀掉巴夏礼等人，就意味着形势再无回转的可能，到时只有战争一条路可走，他主张用巴夏礼等人做人质，无论未来是战是和，都可以成为制约洋人的一个砝码。
现在轮到奕䜣来面对洋人，因此巴夏礼等人的问题，就可以成为奕䜣手中的一个筹码，也算是双方重启谈判的一个理由。
八月九日（9月23日），奕䜣接到英法两国公使照会，要求清政府放回巴夏礼等被扣押人员，同时表示在巴夏礼等人回来之前，还不能停止战争，也不能与清政府重启谈判。而奕䜣则认为，清政府好不容易拥有了一个谈判的筹码，断不能轻易将其放回，因此请示咸丰皇帝。当时咸丰皇帝已经远离京师，他让奕䜣相机行事，等于将权力交给了奕䜣。
面对英法两国的要求，奕䜣经过慎重思考，决定还是从巴夏礼本人寻找突破口。为了显示谈判的诚意，他让巴夏利亲自写信给额尔金，其意图就是告诉英法两国公使，目前虽然暂时扣留了巴夏礼等人，但并没有虐待他们，在还未确定和局之前，是不能放回他们的。
奕䜣明显是想利用巴夏礼等人来控制局面。而英法联军虽然在八里桥之战中获胜，但自身损失也很大，需要休整和补给，事实上他们提出释放巴夏礼等人，是在争取时间，也是在观望后边的局势，以利于做出决策。
于是双方针对放回人质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交涉，各自在暗中也都进行着战前准备。不过英法联军还是讲究实际效果，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八月十三日（9月27日）到达了朝阳门外，并不断运送来大炮、云梯等攻城器械，摆出要攻城架势。
英法联军率先出手，对清政府再次施加军事压力，但并未立即攻城，而是给予清政府三天的时间，要求必须放回巴夏礼等人，过了三天立即攻城。
奕䜣十分清楚自己虽是皇帝陛下任命的全权大臣，而且又是皇亲国戚，但和战之间关系帝国命运，这个责任自己可是担待不起。当时奕䜣人送外号“鬼子六”，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是圆滑，在搞不清楚皇帝哥哥的想法之前，他是不可能做出决定的。于是他立即将这个情况向咸丰皇帝做了汇报。
当时身在半路的咸丰皇帝判断，如果放回巴夏礼等人，战争有可能就会避免，因此他让奕䜣酌情办理，算是给了奕䜣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置权。不过他也清楚京师虽然防守兵力不少，但临战经验远远不够，不如那些地方军经验丰富，为此他征调湖北荆州将军都兴阿带领马队四百人、湖广总督官文带领乡勇一千名，以及绥远将军成凯、山东巡抚文昱各自带领精兵，奔赴京师一同参与协防。
英法联军已经兵临城下，这些远道而来的“精兵”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咸丰皇帝这种大规模调集兵力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英法两国敏锐的神经。
八月二十日（10月4日），奕䜣再次接到英法两国公使的照会，声称三日期限已到，清政府还没有释放巴夏礼等人，看来只有用武力才能让大清帝国答应两国的条件。奕䜣的回复是，联军只要退兵，就可以签字画押放人，而且他再次让巴夏礼亲自写信给额尔金，以证明和谈的诚意。
当时巴夏礼也确实十分配合，他写给额尔金的信件的原话是：
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暂可免战议和。
但这一次英法联军并没有理睬，而是立即向京城发起了进攻。
有人认为，英法联军没有理睬巴夏礼的信件，原因在于他们已经看透了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巴夏礼等人能不能放回这个问题，只是双方的一个缓冲，就算巴夏礼等人放回来，英法两国也不一定就能顺利达到扩大在华特权的目的，更何况他们已经知道清政府在调集兵力增加北京的防守力量。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在清政府的那些精兵还没有到来前，一举攻进北京城。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英法联军在三天限期之后，一反他们继续发照会提条件的做法，立即展开进攻，这除了有战略性的考虑之外，还在于他们已经知道被扣押的巴夏礼等人中，已经有人被虐待致死。
如果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整个事件，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英法联军行动的真实动机。
在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后的10月17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谈判代表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以下条件：
一、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此条固无须恭亲王之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将执行也。
二、对英赔款三十万两，以为死难者的抚恤金。
三、清政府必须派遣官员，护送英法侨民死亡者之尸体至天津。且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者之罚。
如果联系上述记载，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奕䜣要让巴夏礼亲自写信给额尔金，以示英法代表一切安好。然而事实并不像奕䜣想得那样简单，十分看重人权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原谅大清帝国的。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虐待英法代表究竟是清政府的官方行为，还是看守狱卒的个人行为。但在英法两国看来这并不重要，一切都必须让清政府血债血偿。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英法联军在攻陷北京后，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烧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目的就是想给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以精神上的打击，让咸丰皇帝乃至整个中国烙上永远揭不去的伤疤。
当时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一窝蜂地冲进去抢劫最有价值的东西。据记载，当时英法联军的营帐里布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物，仿佛是一片锦绣的世界。而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场举世浩劫，是一场空前的灾难，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里。
在英法联军突然闯进圆明园时，清政府的高官们乱成了一团，奕䜣、桂良、文祥等很多官员从圆明园里逃出来，本来想奔赴热河，不料却被联军切断去路，不得已只能退到卢沟桥一带的长辛店。为了平息英法联军的怒火，奕䜣下令连夜将巴夏礼等人放回，但谁都明白，这种马后炮的做法，已经为时已晚。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咸丰皇帝得知英法联军已经占领圆明园后极为愤怒，他连发数道谕旨，征调黑龙江官兵和盛京将军玉明带领兵马立即奔赴自己的热河行在。在咸丰皇帝看来，英法联军直扑圆明园，显然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现在他们在圆明园扑了个空，接下来必然会向热河杀来。
咸丰皇帝一想到英法联军端着枪炮向自己杀来的样子，便表现出了人性软弱无助的一面。在征调黑龙江和盛京的兵马后，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1日）清晨到次日傍晚，他连下谕旨，一方面征调西安兵马前来勤王护驾，另一方面革去僧格林沁的爵位和瑞麟的官职，让驻扎在京城外的胜保和都统绵勋、伊勒东等人做好京城的防务。
当时京城内外尚有守军十三万人，如果这些守城的将领能够团结一心，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北京城未必会被轻易攻陷，然而史料记载当时清军的情况则是：
事权不一，军无统帅，是以兵心散漫，军无斗志……大臣官员畏敌如虎，但以城不可守为词，开门揖盗。
英法两国限令清政府在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中午之前交出安定门，如果有人阻挠，就用枪炮打进去。没等英法联军子弹入枪、炮弹上膛，以豫亲王义道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已经打开北京城大门，准备迎接联军进城。
换句话说，北京城并不是英法联军打进来的，而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拱手让给人家的。
九月四日（10月17日），英法两国公使发给奕䜣一封照会，要求在九日之前付清战争赔款，并换约签字即日生效。这个时候奕䜣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答应洋人的全部要求。可是咸丰皇帝却还纠结进城换约会有损大清帝国尊严一事，等到他明白自己的这种纠结在洋人眼里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时，英国公使额尔金一声令下，圆明园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事实上，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所做的一切，就连他们西方世界的很多人，也都发出了怒吼，而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大作家雨果：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因将巴特农拆运回英国而臭名远扬的额尔金的名字。
当初在巴特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
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背，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作法兰西和英格兰。
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奕䜣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其内容在承认《天津条约》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了一些内容：
1.开放天津为商埠。
2.准许外国人在中国拐卖华民出洋做苦工。
3.将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
4.交还没收的天主教堂及财产，准许在各省传教、租地、建教堂。
5.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增加至八百万两。
英法两国心满意足地撤离了北京城，除了从圆明园带回诸多宝物之外，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达到了最初的修约目的，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特权，同时也让他们更加看清大清帝国这艘破旧的战舰，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在热河展现了“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的美好愿望。
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或许谁都知道，咸丰皇帝的这种说辞，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要知道英法两国在北京城用兵的同时，北方的俄国人也在趁火打劫。
 <h3>6. 趁火打劫</h3>
前边我们说过，洋人提出修约是英法美俄四国共同提出的要求。事实上在逼迫清政府答应四国扩大在华特权的过程中，英法两国始终充当着冲锋陷阵者，北方的俄国人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与英法两国抢风头，但他们却采取趁火打劫的方式，将目标指向了中国的东北边疆。
早在咸丰七年（1857）七月的时候，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就到天津向当地官员递交文书，说中俄两国存在边界不清问题，希望两国能够商定一下。咸丰皇帝表示，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在康熙时代就已经定好，只有乌特河一地，因为俄方没有完全履行当初的约定，还没明确地进行分界，于是派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国公使会晤商谈此事。
咸丰皇帝特别指示奕山，对待俄国人要不卑不亢，除了乌特河一地之外，如果俄国人还有其他要求，一概不许答应。清政府这边目的很明确，而且在回复俄国公使的咨文时，也表明了除乌特河一地其余一概不谈的态度，因此普提雅廷在交涉无果之后也就启程离开了天津。
但清政府在中俄边界问题上鲜明的态度，并没有让俄国人就此罢休。相反，在看到英法两国频频向清政府施压，而清政府却表现得羸弱不堪时，俄国人开始策划侵略黑龙江的阴谋，同时命令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负责与清政府直接谈判中俄边界事宜，于是双方将谈判地点定在了瑷珲。
咸丰八年（1858）四月，双方谈判开始。穆拉维约夫以“助华防英”为借口，提出割占中国领土的要求。他认为中英之间正在交战，英国人很可能会占领黑龙江及以南沿海地区，目前只有俄国依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归俄国领有，才能遏制英国人的侵犯。俄国从海上保卫自己的领土，应当占有海滨地区，而为了建立海滨地区同西伯利亚的关系，应该在黑龙江建立居民点。他甚至更露骨地表示，为了中俄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这是两国之间最为合适的天然疆界。
穆拉维约夫的表态等于将俄国的侵占目标全盘托出，奕山当然不能答应，他的理由依旧是康熙年间两国所达成的协议，如果按照俄方现在的要求修改当初的协定，断难迁就允许。
针对中俄划定边界的问题，奕山和穆拉维约夫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争论不休，而且咸丰皇帝已经明确指示过边疆问题的处理方法，因此奕山的态度十分强硬，搞得穆拉维约夫最终以武力相逼，致使奕山不得不屈服，于是双方在四月十六日（5月28日）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从内容上看可谓是完全满足了俄国人的要求，例如：
黑龙江、松花江左岸，自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这等于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全部割让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虽然名为中俄共管，但以清政府当时的实力，也只能是看俄国人脸色行事，事实上也是纳入了俄国的管辖范围。
《瑷珲条约》签订后，奕山上奏咸丰皇帝，为自己签订卖国条约的行为进行辩解。他向咸丰皇帝解释说：如果不按俄国人的要求去做，恐怕北部边境就会开启战端，再加上英法两国以及南方的“长毛匪”，大清帝国就将永无太平之日，现在虽然签订了条约，但是在具体的勘界问题上，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瑷珲条约》中涉及的地界大部分属于吉林将军景淳的管辖范围，奕山作为黑龙江将军，其实是没有权限划界的，等于是一种越权行为。但既然条约已经签订，而且奕山也说在具体勘界时可以灵活操作，因此咸丰皇帝谕令，如果俄国人提出勘界的要求，可以采取拖延的方式，让俄国人知难而退。
有了咸丰皇帝的这道命令，从咸丰八年（1858）七月一直到咸丰九年（1859）五月，俄国人虽然屡次提出要进行实地勘界，但清政府的官员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俄国人当然不会罢休，多次独自前往乌苏里江进行勘界。咸丰皇帝终于发怒，将火气全都撒在了奕山身上，认为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也并非奕山的管辖之地，而奕山在没有向俄国公使详细解释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了割地条约，着即革职来京听候处理。
奕山被革职，俄国人等于瞬间失去了可以交涉勘界问题的对象，于是立即派公使到北京，向清政府交涉勘界问题。咸丰皇帝派出肃顺与时任俄国公使的伊格纳切夫展开了交涉。
肃顺于咸丰八年（1858）九月调任礼部尚书署理理藩院事务。那时候清政府还没有专业的外交部门，肃顺因为理藩院的职责，要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事务，也算是积累了一些处理复杂事务的经验，而且肃顺本人足智多谋，因此面对俄国人到家门口的挑衅，咸丰皇帝决定让肃顺去应对。
咸丰九年六月十一日（1859年7月10日），肃顺与伊格纳切夫开始了首次会晤。谈判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肃顺的态度非常坚定，表示《瑷珲条约》属于无效条约，对俄国人到北京感到十分奇怪，目前已经没有未加解决的俄国问题，所以请俄国代表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
肃顺本想一上来就给伊格纳切夫来个下马威，但他没想到的是，伊格纳切夫根本不为所动，甚至反过来威胁肃顺。
“本国和中国的边界绵延达到七千俄里，俄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易于随时随地给中国以更有力的痛击。”
肃顺惊讶得目瞪口呆，随便找个说辞结束了谈判，双方的第一次会晤不欢而散。
让肃顺更为惊讶的是，次日双方第二次谈判时，伊格纳切夫继续相逼，书面提出先前中俄两国曾经提到过的《补续和约》问题，要求重新划定中俄东、西边界，也就是想侵占中国东北、西北的边境领土，而且还要求开放库伦、张家口、北京、喀什、齐齐哈尔等五处通商，并强调俄国必须定界立碑。
不久后肃顺以军机处的名义照会伊格纳切夫，驳斥了俄方的《补续和约》，特别强调中俄的边界问题应该以康熙年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准，而且表明态度，对俄国人通商的要求一概不准。
从照会的内容看，肃顺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在措辞上颇为严厉。但俄国人认定而今的清政府没有对抗俄国的绝对实力，因此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提条件，甚至在八月四日（8月31日）第三次会谈时，将《瑷珲条约》扔到肃顺面前，强迫他接受俄国人的条件。肃顺也毫不犹豫，一把将条约扔到地上。
“这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你蔑视国际文件！”
双方当时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肃顺甚至已经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撸起袖子准备和对方打上一架。
肃顺在谈判桌上的表现，让伊格纳切夫很是惊讶，他没想到大清帝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居然如此蛮横无理，考虑到自身身份，伊格纳切夫立即退出谈判现场，而后强烈要求清政府另派懂礼数的大臣来谈判。
肃顺的表现虽然有失身份，但在谈判桌上维护了大清的主权与尊严，咸丰皇帝很是哭笑不得。不过他也知道肃顺在朝廷内算是具有国际事务经验的人，因此他谕令肃顺，维护主权和尊严是必须的，但在谈判过程中应该掌握一些方式方法。
皇帝陛下的谕令，让肃顺恢复了一些理智。八月二十六日（9月22日），中俄双方再次会晤，这一次肃顺的表现倒是很有风度，用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继续回绝了伊格纳切夫的领土要求，并告诉他，自己之所以会持这种态度，并不是个人意志，而是自皇帝陛下到所有朝臣都达成了一致。
事实上肃顺即使不发脾气，他的不凡气度也让俄国人从心里犯怵，因此伊格纳切夫继续要求清政府更换谈判代表，但是遭到了咸丰皇帝的拒绝。
此后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初，伊格纳切夫一直在递交照会，单方面声称无论清政府同意与否，俄国将所借之地，会一直坚守下去，永远不会还给大清帝国。但是清政府这边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并以军机处的名义再次给伊格纳切夫回复咨文，严厉驳斥了俄国人的外交讹诈，表明乌苏里江右岸永远都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外国侵占。
伊格纳切夫看在谈判桌上不能获取利益，当即离开北京，从天津登船直奔当时还在上海集结兵力的英法舰队，鼓动英法两国继续对中国用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肃顺给予伊格纳切夫的印象太深，因此他将肃顺列为整个欧洲人的主要敌人之一。
俄国人就此充当了英法两国再次侵华的帮凶，前边我们说过伊格纳切夫将北塘撤防的消息告诉了英法两国，所以俄国人也是大沽口炮台最终失守的间接侵略者。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英法两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取了最大利益，俄国人也没有两手空空，正应了那句话：大哥吃肉，小弟喝汤。
大沽口炮台失守后，伊格纳切夫看到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开始谈判，担心《瑷珲条约》中所获利益会被英法两国侵占，于是便又急忙赶到天津，致函清政府军机处，要求以“调停人”的身份进京。
咸丰皇帝通过俄国的所作所为，知道了这是一个想趁火打劫的国家，此时要求进京，必定和英法两国的目的相同，因此拒绝了伊格纳切夫的请求。当时咸丰皇帝的一句话，颇能概括俄国人的嘴脸：
俄夷拨弄是非，勾结挑衅，最为可恶！此时亦不必明言。
躲在暗处施放冷箭的对手，远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让人憎恶！
伊格纳切夫被拒，当然并不甘心，因此继续鼓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城。咸丰皇帝增兵通州的消息，也是当时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主教透露给伊格纳切夫，而后由伊格纳切夫透露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最终使得英法联军提前采取军事行动，让北京城陷入了浩劫。
可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虽然没有对清政府动用武力，但一直在充当英法联军的帮凶，在几个决定大清帝国命运的关键节点上，俄国人都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僧格林沁撤防北塘以及咸丰皇帝增兵通州，都是俄国人将消息走漏，最终导致大清帝国一败涂地。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咸丰皇帝既然已经看穿俄国人的嘴脸，居然还在英法联军进攻通州的时候，请伊格纳切夫出面担当调停人。或许这也只能用病急乱投医才能解释得通。
这样一来，就让伊格纳切夫找到了乘机勒索的机会，他当即对清政府说，只要答应俄国人以前提出的条件，就立即出面进行斡旋。当时已经接管北京事务的恭亲王奕䜣，倒是看出俄国人居心不良。他上奏咸丰皇帝，明言俄国人是英法两国的帮凶，绝对不能相信俄国人，但是如果就此拒绝俄国人，说不定其会更加从中作梗，只能暂时利用俄国人，至于他们后期会提出什么要求再做理论。
应该说这只能算是死马当活马医。在当时找不到更好办法的前提下，咸丰皇帝也只好同意了奕䜣的建议。
等到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后，伊格纳切夫开始站出来邀功。俄国人标榜自己是调停人，实际上却是英法两国的合谋者。就算没有俄国人，清政府也得被迫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但既然清政府已经让俄国人担当调停人，现在战争也确实已经停止，所以伊格纳切夫肯定要将停战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伊格纳切夫趁机向清政府提出了事先早已经拟定好的要求：
1.划定中俄东部边界以乌苏里河、兴凯湖，至绥芬江、图们江一带地界。
2.确定中俄西部边界以沙宾达巴西到斋桑湖，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3.彼此各派信任大臣会同勘定，设立界碑以为凭据。
4.开放北京、张家口、库伦、齐齐哈尔、喀什五处通商，并划地设立领事馆。
纵观俄国人提出的条件，大部分依旧是先前《瑷珲条约》的内容，但是这一次北京事务暂时由奕䜣管理，因此咸丰皇帝有必要听一听奕䜣的意见。
在奕䜣看来，英法联军之所以大兵压境，就是因为俄国人的从中挑唆，如果不把俄国人排挤出去，恐怕还会从中作梗，英法联军轻易不会撤出中国。目前要想解决英法问题，必须先解决俄国人的问题，不如暂时答应他们的一些条件，但北京、张家口、齐齐哈尔三处乃是大清的重地，绝不能答应俄国人通商的要求。
以今日视角，有人认为奕䜣是软骨头，是向俄国人屈服，所以才建议咸丰皇帝批准条约。但从当时的时局出发，在那个英法两军大兵压境，而且大清军事实力也不如俄国的时间段，奕䜣的建议未必就没有道理，至少可以将清政府与英、法、俄甚至加上美国的矛盾中去掉一个，算是减少了一个对手。这对于已经疲于应对焦头烂额的大清帝国算是一个缓解。
而且，俄国人至少还没有兵临城下，他们提出的割让土地要求，但至少没像英法两国那样，已经直接威胁到大清皇室，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时局角度，去分析作为皇室宗亲的奕䜣的这个建议。
时局的艰难加上清政府的羸弱，咸丰皇帝终于在九月二十六日（11月8日）发布谕旨，批准了奕䜣的建议。六天后，奕䜣代表清政府与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同时清政府也承认从即日起，先前签订的《瑷珲条约》开始生效，而且在俄国人的逼迫下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改为俄国独自管辖，这样俄国人就又多侵占了中国四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与清政府先前所签订的各项条约相比，割让领土最多，堪称最大的卖国条约，而且，这两个条约不仅让中国失去了大面积领土，更对中国后世的海洋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看今日中国地图，当年《瑷珲条约》让中国所失去的东北领土，对于今日中国海洋战略而言，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我国的海岸线虽然绵长，但目前还没有直通太平洋的出海口，这在20世纪后越来越重视海洋的世界中，等于令中国在海洋领域中缺少了一个可以与世界连接更为紧密的通道。
而且鞑靼海峡、库页岛一带的南部就是日本海，如果中国不丢失那片领土，三十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或许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的决战就会在那里展开。即使最终战败，当时的中国还可以有大片纵深可以做战略回旋，就算是日本在东海、黄海开辟战场，中国也可以利用海参崴在那里对日本进行牵制，进而影响战争的进程甚至是历史发展的走向。要知道海参崴时至今日，还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驻扎的基地，更不用说那里的白山黑水间还有着丰富的资源。
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可以说，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中国获利最大的国家，英法虽然也获取了利益，但也付出了代价，而俄国完全是坐收渔翁之利。
我们今天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让奕䜣去承担，只能说大清帝国行进到那个历史阶段时，必然要为自负与高傲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是这种代价依旧延续到今日，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中国人时刻用曾经的屈辱，去鞭策自己追寻一个复兴强国之梦。

第七章 祺祥政变
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让咸丰皇帝焦头烂额，而且迅速损害了他的身体。南方的太平天国依旧在肆虐，咸丰皇帝似乎在重走父亲道光皇帝的老路。但道光皇帝至少在位的前三十年还算是天下太平，可咸丰皇帝自即位后，就一直没有消停，一张张不平等条约摆在了他的面前，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甚至是俄国人接踵而来，每一个都是虎视眈眈，而且帝国的象征性标志圆明园也是在他的时代被洋人所毁。
随着局势越来越艰险，朝廷越来越羸弱，咸丰皇帝早已没有了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现在他只希望能够在热河的行宫里，避开外部的一切烦恼，与他身边的那些红粉佳人共享人间的欢乐。可是这反而是一种恶性循环，他越这样做，身体就越差，终于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病死在避暑山庄，终年三十岁。
咸丰皇帝临终前虽然将长子、叶赫那拉氏所生的载淳列为继承人，但当时载淳年方五岁，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因此咸丰皇帝同时任命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等八人作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五岁的载淳。咸丰皇帝又担心大权旁落，便将两枚日常随身携带的“御赏”“同道堂”印章，分别授给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朝廷权力的象征。
不过，这个安排虽然避免了八大臣篡权，但却埋下了另一个政治隐患。
 <h3>1. 懿贵妃的野心</h3>
咸丰皇帝去世后，作为载淳生母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内心其实是喜悦与忧愁并存。喜的是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在那个注重礼法的年代，皇家从来都是母以子贵；然而忧也是因为礼法，这使得她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太后，而只能遵照咸丰皇帝的遗诏，奉钮祜禄氏为皇太后，自己依旧只能处于次席的位置。
当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在东侧厢房里的叶赫那拉氏默默地掉下了眼泪。不过，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咸丰皇帝想要逃离京师前往热河时，叶赫那拉氏劝阻丈夫的那番话语堪称见识卓绝，从中就可以看出她不同于一般的女人。事实上，从进宫伊始，她就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
叶赫那拉氏进宫后，在内廷中位列第三等，封兰贵人，皇后就是咸丰二年（1852）进宫的钮祜禄氏，也就是后来同治皇帝载淳即位后所封的慈安太后，俗称东太后。据《清史稿》记载，兰贵人叶赫那拉氏“少而慧黠，嬛艳无匹侪”，是一个喜欢文艺、性格活泼的妙龄少女。
咸丰皇帝后妃成群，如果从嫡福晋萨克达氏算起，包括叶赫那拉氏在内，一共十九个人。最受宠爱的当属丽贵人。咸丰五年（1855），丽贵人为皇帝陛下生了第一个孩子，即固伦荣安公主。这让重男轻女的咸丰皇帝颇为郁闷，没有皇子继承大统让他当时甚是苦恼。
可就在此时，兰贵人叶赫那拉氏那里传来了怀孕的喜讯，依据当时宫廷的制度，“内庭等位遇娠，有生母者，许进内照看”，咸丰皇帝就这样将自己的岳母请进宫内照看叶赫那拉氏。在一般情况下，嫔妃们怀孕将近八个月时要“上夜守喜”。咸丰皇帝当时对叶赫那拉氏特别照顾，从咸丰六年（1856）的二月起，就让两名御医和两名负责接生的姥姥上夜守喜，而后又增加到六名御医，分为两班轮流守夜，每天的食用品可以按照日常供应量标准加半供应。
咸丰皇帝十分重视叶赫那拉氏的怀孕，他的内心深处，时刻希望她能为自己生下一个龙子。他的殷切期望没有落空，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956年4月27日），叶赫那拉氏生下了咸丰皇帝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由于儿子的出生，叶赫那拉氏由当时的懿嫔晋封为懿贵妃，这也意味着她在后妃中的地位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
皇后钮祜禄氏是当年道光皇帝在位时，亲自为咸丰皇帝挑选的，叶赫那拉氏则是咸丰皇帝自己挑选的，算是自由恋爱。而且叶赫那拉氏自身又很有文化，据史料记载：“年十六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现在又有了儿子，因此地位青云直上是自然而然之事，虽然名分上不如钮祜禄氏，但绝对是咸丰皇帝心中的第一受宠之人。
咸丰皇帝由于沉湎酒色，身体状况日益糟糕，他想到自己百年后儿子载淳肯定要继承大统，但载淳年岁幼小，这个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叶赫那拉氏肩上。叶赫那拉氏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有责任帮助儿子处理军国大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叶赫那拉氏开始设法听知政事，从奏折中了解朝廷内外局势，观察大臣们的言行，熟悉各项典章制度和处理政务的方法。由于日常十分勤奋，叶赫那拉氏很快便领会了驭下之道，逐渐成了咸丰皇帝的得力助手。
随着自身角色的变化，叶赫那拉氏开始滋生野心，而她总是试图走向政治前台的表现，让咸丰皇帝十分不满。清末学者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中有一段话，从中就可以看出叶赫那拉氏当时是个什么表现：
既生穆宗，乃立为妃。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迨武汉再失，回捻交作，帝以焦忧致疾，遂颇倦勤。后窥状渐思盗柄，时于上前道政事，帝浸厌之，尝从容为孝贞后言妃机诈。孝贞素宽和，殊无裁制之术。帝复以告恭亲王奕䜣。䜣对：妃实诞育元子，望上矜全。帝意少解。后亦敛迹。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咸丰皇帝生前已经看出了叶赫那拉氏的野心，也采取过限制措施，甚至动过除掉她的念头，如果不是孝贞显皇后（慈安太后）的宽和、奕䜣的宽慰以及叶赫那拉氏的收敛，或许未来就不会有威风八面的慈禧太后。通过很多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咸丰皇帝的思想反复无常，对叶赫那拉氏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交织的心理状态，即便有过错，也总会被生下载淳一事而冲淡。事实上咸丰皇帝也明白，自己虽然把两枚印章授予孝贞显皇后和载淳，但叶赫那拉氏作为载淳的生母，是肯定要染指“同道堂”这枚印章的权力。
当时肃顺门下的王闿运有一首《独行谣》，就隐喻：
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谁与同道堂，翻怪垂帘疏。……
王闿运对事情看得很透彻，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他所说的“垂帘疏”。
但是起初，当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咸丰皇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叶赫那拉氏虽是新皇帝的生母，却没有多少人在乎她的感受，顾命八大臣全都围绕在皇太后钮祜禄氏身边，谨奉这位东太后的懿旨行事。
但问题的关键是，叶赫那拉氏并不是个甘于平庸的女人，儿子已经继承皇位，她这个对权力充满热情的母亲，开始定计向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逐渐迈进。
 <h3>2. 宫廷积怨</h3>
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由于受命先帝，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尽心辅佐皇太后和幼皇帝。八大臣是咸丰皇帝在热河亲自点名受命，因此时人称之为“热河派”。可是当时朝廷内部并不仅仅只有“热河派”染指最高权力，除了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之外，恭亲王奕䜣作为曾经也有机会登上帝位的实力派竞争者，在朝廷内也是举足轻重。
事实上从咸丰皇帝即位伊始一直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间，除了外患不断之外，朝廷内部也是逐渐有了不少积怨，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祺祥政变”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之所以说恭亲王奕䜣也曾经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原因在于清朝并不拘泥于立嫡立长的制度，皇帝选择继承人从来都是以贤能为标准。而恭亲王奕䜣虽然年龄比咸丰皇帝小，但各方面才能丝毫不比四阿哥奕差，只是因为道光皇帝综合考虑多方面原因，才最终立奕为继承人。
咸丰皇帝奕即位后遵从父命，封奕䜣为恭亲王。可是这一册封直到咸丰三年（1853）才正式执行。而且，咸丰皇帝当时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制的决策，那就是任命奕䜣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按照清朝祖制规定，亲王和皇子是不能担任军机大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宗藩削弱皇帝权力。
可是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原军机大臣麟魁、邵灿等人年龄老化，于是咸丰皇帝罢免了他们，将奕䜣、瑞麟、杜翰等人充实进军机处。奕䜣作为亲王，在军机处地位是最高的。咸丰四年（1854），咸丰皇帝又授奕䜣都统、右宗正、宗令等职，这样一来兄弟两人因为皇位继承问题而产生的隔阂，随着奕䜣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一度缓和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兄弟两人再次产生新的矛盾，首当其冲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奕䜣生母的封号问题。
咸丰皇帝九岁时失去了生母全皇后，由奕䜣的生母静皇贵妃抚养长大。咸丰皇帝即位后，给这位静皇贵妃上的尊号是：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奕䜣对这个封号并不满意，经常要求加封生母为太后，咸丰皇帝对这个要求不置可否。
清朝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由皇贵妃进封皇太后的先例。按照惯例，咸丰皇帝完全可以为康慈皇太妃进封皇太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对奕䜣的心理和感情是个巨大的打击。
事实上，我们可以揣测出咸丰皇帝的真实所想，无非是因为康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十多年的抚养过程中，难免表现得不如对亲生儿子那么疼爱。尽管从感情而言，童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难以从记忆中抹掉，但已经贵为皇帝的咸丰皇帝因小嫌而不念大恩之举，未免显得过于小气，而有失帝王风范。
但从奕䜣的角度而言，他请求皇兄进封生母的方式也有问题。这一点从康慈临终前奕䜣的请封便可以看出来：
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亲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暝。”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
关于这件事，《清史稿》的记载是：
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尊为康慈皇太后。
联系两段史料，咸丰皇帝最终进封康慈为皇太后其实很勉强。奕䜣没等咸丰皇帝明确态度，便自行传旨也存在严重问题。于是在安葬完康慈后，咸丰皇帝便罢免了奕䜣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等职，只保留他仍在内廷行走的头衔。这等于是撤了奕䜣的全部职务，而且让他在上书房里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但是大清帝国时局越来越艰难，使得咸丰皇帝不能再计较个人恩怨，因为奕䜣的才能是可以重用的。咸丰七年（1857）正月，兄弟两人一同祭祀先帝道光，可以看作是二人关系缓和的标志。此后，咸丰皇帝又逐渐恢复奕䜣的各项职务，一直到英法联军进兵北京，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䜣全面接管了北京事务。
从奕䜣被罢免到后来接管北京事务的过程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还是十分看重的，并没有因为奕䜣亲王的身份而对他加以提防，这是咸丰皇帝做得很好的一面。但是在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问题上，咸丰皇帝与奕䜣再次发生了矛盾。
咸丰皇帝让奕䜣接管北京事务面对英法两国“办理抚局”，其本意是想暂缓一步，等到大清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后，再以强硬的姿态面对英法。可是奕䜣在面对英法时，却是以和局为目的入手。这让咸丰皇帝十分不满。
咸丰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59年10月24日），在奕䜣递上去的“经过谈判，英法联军已经定期撤出北京”的奏折上，咸丰皇帝朱批斥责了他：
览奏已悉。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皇帝从维护“大清体统”角度，表示对奕䜣办理抚局的不满，实际上是对奕䜣一味妥协退让最终导致签订城下之盟的批评。
从奕䜣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开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感到彻底失望。当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重垂危时，奕䜣奏请要来热河行宫探视，咸丰皇帝的批复居然是：
相见徒增伤感，不必觐见。
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咸丰皇帝在临终前，要将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列为辅政大臣，而其中却没有奕䜣，等于是将奕䜣排除在当时朝廷领导核心之外，这让奕䜣甚为不平。
事实上，在咸丰皇帝病逝后，八大臣与奕䜣就已经站在了对立面，这都是咸丰皇帝临终前埋下的政治隐患。只是奕䜣与八大臣之间的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如果没有引爆点，这种矛盾或许永远不会升级。但问题的关键是，八大臣之首的肃顺与同治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素来不睦。
咸丰皇帝正式重用肃顺，是在奕䜣被罢免军机大臣之后。从咸丰六年（1856）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到咸丰十年（1860）迁御前大臣，肃顺成了咸丰皇帝的左右手。作为朝廷第一重臣，肃顺对咸丰皇帝不顾祖制，让叶赫那拉氏批阅奏章干预政事颇为不满。
前边我们说过，叶赫那拉氏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时，曾经以颇有见地的语言劝谏丈夫不要离开京城。对于叶赫那拉氏的建议，咸丰皇帝同时召见奕䜣和肃顺，让他们说说意见。当时奕䜣和肃顺观点截然对立，史料记载是：
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
也就是说两个人当着咸丰皇帝的面吵了起来。两个人退出来后，肃顺问奕䜣，应对英法两国这种国际事务，本来是我们这些大臣该做的事情，为什么皇上要把您这个亲王叫来商议？奕䜣回答说：不知道具体情况，既然皇上召见，就必须应召。
后来有人向肃顺透露，召见奕䜣的主意是叶赫那拉氏出的，于是肃顺对她更为不满。导致两个人隔阂加深甚至说彻底决裂的标志，是咸丰皇帝前往热河路上的换车一事。当时走得匆忙，找来的车驾十分老旧，再加上天气炎热，道路崎岖，叶赫那拉氏便承受不了，希望当时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肃顺，能够为自己换一辆车，没想到却遭到肃顺的严厉训斥。当时肃顺反问叶赫那拉氏：“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
坦白地讲，肃顺的话确实过于严厉，当然这也是他直率性格的反映。当时叶赫那拉氏虽然不敢言语，但内心深处已经对肃顺开始嫉恨。这也导致到了热河行宫后，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叶赫那拉氏是一个很讲究美食的女人。肃顺负责供应伙食，他要求除了咸丰皇帝之外，每个人都自行取用，而且是限量供应，可是他自己却有酒有肉。当时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都不知道肃顺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向咸丰皇帝汇报此事。结果咸丰皇帝的回答是：肃顺是担心浪费。由此遭到这两个女人的痛恨。
后世有人评价说：“（肃顺）灭门之祸，起于饮食之微，可为叹息。”这也正应了那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肃顺之所以和叶赫那拉氏产生矛盾，除了很多事情不相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从很多记载来看，肃顺参与了咸丰皇帝的密谋—咸丰皇帝担心自己去世后，叶赫那拉氏作为幼皇帝的生母而把控大权，产生过除掉她的想法。
吴可读的日记《罔极编》中记载说：
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是日，车驾已安抵热河，皇上下谕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及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有隙，诸人多谗贵妃于帝前云。
许指严的《十叶野闻》记载：
先是肃顺为咸丰帝所信任。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侦肃顺之倾己矣。
濮兰德的《慈禧外纪》中也记载：
咸丰病重时，肃顺曾与载垣密商，废慈禧或贬之冷宫。
尽管这些记载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基本内容都是说肃顺与叶赫那拉氏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肃顺的智商肯定也知道自己必不能为叶赫那拉氏所容，因此有依靠咸丰皇帝先下手为强的想法。双方的矛盾由生活小事引起，逐渐发展到后来争权的斗争，性质也就由此发生了变化。
咸丰皇帝在位的后期与恭亲王奕䜣的矛盾，以及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那场政变的导火索。事实上当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䜣接管北京事务后的那段时间里，朝廷已经开始分成两大政治势力，那就是以咸丰皇帝为核心的“热河派”和以恭亲王奕䜣为核心的“北京派”。肃顺无疑是“热河派”的代表。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就直接促成了肃顺与奕䜣的对立。
 <h3>3. “热河派”与“北京派”</h3>
“热河派”主要是随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的一些大臣，后来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都算作其中，有肃顺这样受咸丰皇帝器重的老臣，也有载垣、端华这样的亲王。“北京派”主要成员则是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后，以奕䜣为核心留守京城的官员，例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人。
“热河派”人员因为受咸丰皇帝信任，所以经常为皇帝陛下出谋划策，地位显赫，是把控朝政的绝对力量，也是当时的实权派。“北京派”因为要面对英法两国的谈判，态度倾向于求和，算是后来洋务派的前身。
本来两派势力各自立场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按说不应该存在过深的矛盾，但肃顺对洋人的态度历来不退让，这一点从他与俄国人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奕䜣却倾向与洋人求和，这就导致两派政见不同。而且，从肃顺与奕䜣的过往经历看，两人也存在个人恩怨。
早在咸丰九年（1859），肃顺就借户部钞票的舞弊案件，惩罚了一批官员，其中就牵连到奕䜣的家人。当时虽然没有涉及奕䜣本人，但作为皇帝陛下的亲弟弟，家人被查抄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说是肃顺对奕䜣的打击也不为过。前边我们也说过，两个人在咸丰皇帝面前也因为究竟该不该前往热河而吵过，其中想必也有舞弊案阴影的存在。
奕䜣面对英法联军倾向于求和，让咸丰皇帝并不满意，热河方面就盛传奕䜣想借助洋人的力量造反。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是奕䜣作为亲王，让咸丰皇帝联想起当年因为皇位问题兄弟二人暗中较劲，还是心有余悸。
“热河派”和“北京派”两方作为政治势力互相斗争，起源于回銮问题。
咸丰十一年（1861）北京议和后，奕䜣以及北京留守大臣多次请求咸丰皇帝回到北京，但是肃顺等人却屡次阻挠。据李名慈的日记记载：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是日见华夷和约……盖夷人意指为多。闻有诏令六部各以堂官一人，司官四人赴行在承值。上未有返意。又闻车驾时出围打猎。
奕䜣十分清楚咸丰皇帝在热河待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因此他与桂良、文祥、胜保等人联名上奏，认为咸丰皇帝前往热河，本来是为了召集援兵援救京城，现在已经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而且热河地区风高多寒，皇帝陛下的身体未必能够承受得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从多角度考虑，早日回到京城。
但咸丰皇帝拒绝了奕䜣等人的请求，他还批评胜保作为军事将领，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洋人作战，而不是与洋人讲和。无论是肃顺还是咸丰皇帝，都用拒绝回京城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不认可奕䜣与英法两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只要不回去，奕䜣就要承担卖国求和的指责。
随后奕䜣又在十月一日（11月13日）请求咸丰皇帝回銮，咸丰皇帝再次明确态度要暂缓回京。肃顺、载垣等人联名以廷寄的形式，具体阐述了皇帝陛下暂缓回京的理由：
一、驻京公使亲自递上国书，等于默认受洋人的钳制。
二、恭亲王奕䜣坐镇京师，皇帝陛下如果现在回京，恐怕会有后患，目前身在热河也照样可以控制局势。
三、北京各衙门官员应该主动来到热河，而不是让皇帝陛下回京。
四、任何人不允许再上奏请求回銮事宜。
肃顺等于是代替咸丰皇帝驳斥了奕䜣的回銮请求，而且“皇帝回京恐有后患”看似是针对洋人，实则是针对奕䜣，言语之间颇有阴谋论的色彩；而不允许任何人再上奏请求回銮的说法，则是想剥夺奕䜣与咸丰皇帝对话的权力。
从身份角度看，肃顺作为臣子剥夺王爷的话语权，做得却是有些过分。奕䜣当然不可能让一个臣子钳制，于是不顾廷寄的禁令，于十月五日（11月17日）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奏，恳求咸丰皇帝回銮。值得注意的是，以个人名义身份上奏，其实是对肃顺廷寄的变相回绝。奕䜣之所以没有直接斥责肃顺，原因在于肃顺是咸丰皇帝的宠臣。
这一次咸丰皇帝的态度，倒是比先前有了些许缓和。他回复奕䜣说，天气已经寒冷，等到明年开春之际，再议回銮事宜。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中，说出了当时“北京派”对于咸丰皇帝迟迟不回京的真实看法：
胜帅于数日前上疏，请上旋跸，痛劾郑王兄弟（端华、肃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
也就是说，北京派官员始终认为，咸丰皇帝不回京，是肃顺等人在背后阻挠的结果。而事实上那个时候，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肃顺等人之所以阻挠，这也是客观原因之一。站在肃顺、端华等人的角度看，北京当时是恭亲王的天下，一个病入膏肓的皇帝回京，很多事情难免会节外生枝，到时或许局面就不再是肃顺等人所能掌控。即使是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1861年2月10日），咸丰皇帝终于决定回銮时，肃顺也只是安排咸丰皇帝回北京视察一下，然后立刻再回到热河。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
回銮在即，闾巷欢然，弟转瞬仍驻跸山庄，未免失望。
但奕䜣并不失望，他认为咸丰皇帝只要回到北京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好，这至少证明对他签订《北京条约》的认可，更何况他也没有阴谋夺权的想法。可是咸丰皇帝在二月十三日（3月23日）再次改变态度，理由是“偶报微疴”。其实谁都明白，咸丰皇帝是因为身体健康严重恶化的原因才无法回到北京。
关于咸丰皇帝的身体状况，虽然他自己没有明确对奕䜣说，但当时从醇郡王奕等人奏请停止回銮的奏折里，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已经病入膏肓：
不意旬日以来，气体稍觉可支，唯咳嗽不止，红痰屡见，非静摄断难奏效。
所谓“红痰屡见”就是指吐血。在奕看来，皇帝陛下需要精心修养，而且他建议将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但肃顺等人不同意，只是用含糊的语言颁布谕旨，告诉身在北京的奕䜣延迟到秋天回京。
奕䜣与奕是兄弟，我们不知道奕想将咸丰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但当时奕䜣确实主要是通过奕了解到咸丰皇帝病情的。在得知咸丰皇帝病情加重后，奕䜣和文祥要求奔赴热河去探望，上文提过，这个请求被咸丰皇帝拒绝了。原因在于肃顺等人告诉咸丰皇帝，奕䜣此行前来不是来探望，而是联合洋人要挟朝廷，应该加以提防。惇亲王奕因为和奕䜣不和，也从北京前往热河，向咸丰皇帝进谗。
咸丰皇帝本就身患重病，对奕䜣在北京与洋人签订条约也十分不满，加上肃顺、奕等人的谗言，本能地对奕䜣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如果不是几个月后咸丰皇帝病逝，说不定奕䜣前途险恶。
然而当咸丰皇帝六月底濒临死亡时，奕䜣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只身前往热河，见到咸丰皇帝后便泪流满面。在那一刻，咸丰皇帝还是展现出了柔情的一面，我们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长时间以来，咸丰皇帝对奕䜣与肃顺之间的矛盾都心知肚明。在弥留之际，他看出如果奕䜣长时间待在热河，自己死后，恐怕肃顺对奕䜣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有一天密诏奕䜣，告诉他身在热河并不妥，肃顺等人恐怕会对他不利，让他赶快回到北京。
咸丰皇帝临终前，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热河派”和“北京派”在自己面前上演一出宫斗剧。他也明白肃顺虽然想要对奕䜣不利，但回到自己地盘的奕䜣同样不会善罢甘休。可以说临终前的咸丰皇帝内心其实是矛盾的，当权力与亲情相交织时，每个人都很难取舍。只是咸丰皇帝管得了身前却管不了身后，当他七月十七日（8月22日）清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大清帝国的一出宫斗政变大戏即将上演了。
 <h3>4. 赞襄政务</h3>
咸丰皇帝去世后，“热河派”因为受命咸丰皇帝，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史书记载，当时八大臣是“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赞襄”这个词出自《尚书·皋陶谟》：
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赞襄”这个词用在八大臣身上，就是说他们将按照咸丰皇帝的遗愿去辅佐新皇帝处理政务。八大臣中，有四位是御前大臣，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道光皇帝驸马）景寿；有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户部尚书穆荫、吏部右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常少卿焦佑瀛。
咸丰皇帝在临终前没有将奕䜣列入顾命大臣的名单，说明两人之间成见之深，到了咸丰皇帝至死还不能释怀的程度。据说当“北京派”的许多大臣纷纷附和奕䜣，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回銮时，吏部尚书陈孚恩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上疏说如果皇帝陛下在外时间过长，可能有比当初被迫离开京城更为严重的事情，其实表面是劝皇帝回京，深层的意思却是暗示咸丰皇帝有失位的危险。陈孚恩很明显是指向奕䜣，咸丰皇帝见到折子后立即发怒并下旨责问。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奕䜣是他的皇位有力的争夺者，他是不可能再让奕䜣利用辅政之机将皇位夺走的。
现在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开始履行辅政义务，第一道命令就是公布关于治理咸丰皇帝丧仪的名单。名单中虽有奕䜣的名字，但安排明显带有排挤意味：
着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接奉此旨，即星速来行在。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䜣、周祖培、全庆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钦此。
表面上这种安排的意思是，咸丰皇帝的丧事固然重要，但京师的安全更为重要。全局衡量，统筹兼顾，似乎以国事重于家事的安排可以让人理解。但从感情角度来讲，奕䜣与咸丰皇帝是兄弟关系，尽管国事重要，留守京师责任重大，但八大臣这样安排似乎不顾手足之情。而且北京距离热河并不远，八大臣不让奕䜣前往热河，却急调陈孚恩去，明显就是排挤奕䜣。
《清史稿》记载：“载垣等矫诏，令孚恩赴行在。”当然，当时也不存在矫诏一说，因为诏令就是八大臣起草的，体现的是八大臣的意志。之所以点名要让陈孚恩前来，原因就在于他虽然身在北京，却是“热河派”的成员。
陈孚恩是个埋头苦干、办事认真的官员，又经常有与众不同的政治见解，其涉世之深，对当时社会揣摩之深是很突出的。最初他还曾与载垣、端华、肃顺等热河派大臣有过分歧，因而被贬，被重新起用后就依附载垣，成了“热河派”的成员。
当时调陈孚恩奔赴热河，除了有排挤奕䜣的意味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陈孚恩身在北京，最了解那里的情况。咸丰皇帝刚刚去世，“热河派”并不能第一时间知道奕䜣的真实态度，这也是没让奕䜣前往热河的一个原因，毕竟“热河派”与“北京派”矛盾深刻。在载垣和肃顺等人看来，陈孚恩的到来应该能得到北京方面的某些倾向性的消息。当然，这也有拉拢陈孚恩的意图，揽住才能出众的人，也是当时“热河派”发展巩固自己势力的一种策略。
八大臣辅政之初，就将奕䜣边缘化。其实，咸丰皇帝临死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诏谕疏章的处理权限问题。这是咸丰皇帝去世后朝廷政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谁才是大清帝国真正主人的问题。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记载：
两宫乃召辅政大臣入，议诏谕疏章黜陟邢赏事。初肃顺、杜翰、焦佑瀛谓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后持不可，议四日，乃决章疏呈览，谕旨钤印。任用尚侍督抚，枢臣拟名，请懿训裁定，其他简放人员，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
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确定辅政大臣的权力问题上，太后与八大臣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四天的讨论才最终有结果。肃顺等人意图将权力抓在自己手里，由辅政大臣拟定谕旨，太后只管盖章而不能改动，下级各官员的奏章也不必请太后过目。这个方案当然不能被两宫太后所接受，而且也违背了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的初衷。
经过双方激烈的辩论，最后议定的办法是：
1. 章疏呈览。
2. 谕旨钤印。
3. 任用高级官员，大臣提名，太后最终裁定；任用一般官员，先提几名候选人，用“掣签”的办法确定人选，由两宫太后批准后才能宣布任职。
所谓的“掣签”，就是任命官员时，由军机处糊名签，后进呈御前，两宫太后坐在旁边监督，同治皇帝居中抽签，先抽中者为正职，后抽中者为副职，然后再由各部抽签分配任职省份，最后对外公布。
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八大臣联名发布《为发下谕旨以“御赏”“同道堂”方章为符信等事致吏部兵部咨文》和《为按月恭缴钤图谕旨事交内阁片》两项文件，向京师内外各衙门宣布，今后朝廷命令必须有“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才能生效，盖印公文定期交回内阁存档。至此两宫太后与辅政八大臣的权力分配方案总算暂时确定下来。
权力分配问题意味着地位高低之分，由于小皇帝载淳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但太后是钮祜禄氏，这就形成了咸丰皇帝死后的一种特殊局面—两宫太后地位如何区分的问题，也就是血缘与礼法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依据清朝祖制家法，当时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应该尊为皇太后，与钮祜禄氏并尊。但是经过辅政八大臣的研究，钮祜禄氏称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则称为圣母皇太后。
事实上这样的称呼，是仿照明朝万历年间和清朝康熙年间“两后并尊”的故事。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李氏是贵妃。万历即位后，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清康熙皇帝玄烨即位后，也是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生母为慈和皇太后。既然曾经有过先例，八大臣这样拟定也说得过去。当时因为钮祜禄氏住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东暖阁，人们称为“东太后”；叶赫那拉氏住在西暖阁，人们称为“西太后”。但这样定名分叶赫那拉氏心中颇为不满，作为小皇帝的生母，她当然认为自己应该居于东太后之上，这也是她后来联合奕䜣发动政变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对于大清帝国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至少给人以大权独揽的感觉。从结果来看，排挤恭亲王奕䜣，和两宫太后争权以及将叶赫那拉氏排到次要地位，事实上都是孤立自己的行为。不过在那个时间段上，八大臣至少自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他们将年号擅自更改为“祺祥”，八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据《热河密札》记载：
自顾命之后，至今十余日，所行均惬人意……然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诸事循照旧章，并无人搀入……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
从表面上看，咸丰皇帝去世后的政局因为“热河派”的坐镇，而没有出现震动，未来的形势一片大好，但事实上以八大臣为核心的“热河派”对时局的判断大错特错。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祺祥”这个年号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确定，到十月就被命令废除，共计七十日。在“热河派”正准备大显身手时，被他们推向对立面的政敌们开始联合起来，准备对他们施以重拳。
 <h3>5. 合谋</h3>
以今日视角来看，肃顺与奕䜣的矛盾，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热河派”与“北京派”的分歧，以及八大臣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的无所顾忌，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祺祥政变最终生成的催化剂。最关键的是，无论是奕䜣还是叶赫那拉氏，都不甘心只看八大臣在政治前台表演，尤其是叶赫那拉氏，作为新皇帝的生母，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从八大臣手中夺回权力。
叶赫那拉氏是个颇具政治手腕的女人，即使在八大臣故意降低她身份的那段时间里，她也没有丧失信心。她对朝廷局势看得一清二楚，既然和肃顺等人已经毫无缓和的余地，那么敌人的敌人就可以成为朋友，她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恭亲王奕䜣。
在英国作家普兰德和白克好司所著的《慈禧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七月初七日，慈禧密派一人赴京，告恭王以帝病危殆，速派旗兵一队来热，多叶赫族人。
关于慈禧派去和恭亲王奕䜣联系的人究竟是谁，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有人说是太监安德海，也有人说是侍卫荣禄。笔者倒是倾向于派出的人是荣禄，原因在于叶赫那拉氏让奕䜣派出一队旗兵，这显然是她担心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会不利于己，算是向奕䜣寻求保护措施。而荣禄作为将门之后，曾经在奕䜣手下做过事，让这样的人带领一队旗兵过来，是比较合适的安排。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叶赫那拉氏在咸丰皇帝病入膏肓之际，就已经开始谋划皇帝去世后的保身事宜。虽然后来证明她是在多虑，但至少说明她在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能帮助自己的人是奕䜣。
叶赫那拉氏与奕䜣最终联合发动祺祥政变，是长时间酝酿的过程。双方虽然一个身在北京，一个身在热河，但彼此间经常通过相关渠道进行联系，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醇郡王奕。
当时，奕䜣经常写信给奕，让他向自己传递咸丰皇帝在热河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恽宝惠的《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中，指出了奕与叶赫那拉氏的特殊关系与他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醇郡王奕，系于咸丰九年奉旨指婚，以叶赫那拉氏为福晋，则西后之胞妹也……并于翌年三月即生一女，同年八月，奕随文宗北行。时洋兵已逼近京城，其福晋当在偕行之列。内廷私觌，事所恒有，出入宫闱，带信至便，亦不至惹人疑忌。其招致奕䜣密除肃顺，自有奕在外为之穿线。
奕在当时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出入行宫是很方便的。但是据记载说，叶赫那拉氏派人送信给远在北京的奕䜣，其中颇费了一番周折。也有传闻说她和钮祜禄氏秘密商议后，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将安德海痛打一顿，然后下令将安德海交由北京朝廷处理，这样才将消息带给了奕䜣。虽然只是传闻，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叶赫那拉氏在热河行宫的处境并不乐观。
事实上，叶赫那拉氏向奕䜣求助，奕䜣也在北京时刻关注着热河方面的情况。想要促成咸丰皇帝回銮的计划失败，想要前往热河探望皇帝的想法被否定后，奕䜣已经是郁闷至极，等到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奕䜣得知居然没有自己时，他的郁闷已经开始转化成愤恨。
叶赫那拉氏给奕䜣的密信是七月七日（8月12日）发出的，七月二十日（8月25日）奕䜣才接到，但是咸丰皇帝在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已经去世，也就是说将近四天的时间里，奕䜣不知道叶赫那拉氏在热河的情况，他只能立即奏请奔赴热河叩谒梓宫。
奕䜣在八月一日（9月5日）到达热河。肃顺等八大臣认为手中握有先帝的“遗命”，对奕䜣没有警惕，而且奕䜣见到载垣、端华等人极其谦卑，这也让他对八大臣产生了藐视之心。当时两宫太后想要召见奕䜣，结果被肃顺以应避叔嫂嫌疑、皇太后居丧等理由所阻拦。
但是奕䜣将计就计，告诉肃顺，太监已经很多次向自己传两宫懿旨，自己必须奉旨行事，为了避叔嫂之嫌，请肃顺和端华陪着自己一同觐见。但是当时两宫如果没召见大臣，大臣是不能随便觐见的，因此肃顺只得同意奕䜣去见两宫。
据《热河密扎》记载，当时奕䜣与两宫太后进行了一番长谈，而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大致内容：
1.两宫太后向奕䜣控诉八大臣肆意擅权、飞扬跋扈的情况，而且双方统一了不能容忍八大臣专权的认识。
2.做出了清除八大臣的决定，确定了解决他们的时间—必须是在回京之后。
3.为了打消两宫太后的思想顾虑，奕䜣告诉她们，洋人们对此肯定无异议，一定会支持自己。
咸丰皇帝去世前，奕䜣身在热河本就十分危险，此次他来到热河，其状况要凶险百倍。要知道咸丰皇帝去世前，八大臣尚有顾虑，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朝廷政局的把控者，随时可以将奕䜣置于死地。
当时奕䜣潜伏在热河行宫的伙伴们，不时地为他出谋划策，这些人担心奕䜣与两宫太后清除八大臣的计划会泄露，因此在与奕䜣商议对策时，可谓万分小心。这些人一致认为奕䜣应该尽早回北京去，可是当时还在咸丰皇帝的丧期之内，奕䜣如果贸然提出回到北京，恐怕会引起八大臣的怀疑，因此奕䜣就想到利用与两宫太后的部分谈话内容，作为回京的理由。
上边我们说过，两宫太后担心联合奕䜣发动政变，会引起洋人的不满，毕竟八大臣辅政是咸丰皇帝正式对外宣布的；而且与英法两国刚刚签订《北京条约》，如果高层出现动荡，洋人们一定会担心大清帝国政策有变。针对这个问题，奕䜣已经做了保证。但是当时国内还有太平军和捻军势力，尤其是捻军势力一直在直隶附近活动，僧格林沁虽然极力镇压，但效果不佳，捻军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京城。
为防止捻军侵扰京城而回去，的确是个合适的理由。因此奕䜣面见两宫太后，让她们联名下懿旨，以防止捻军为名，让自己赶快回北京。
奕䜣的这个想法，除了能够让自己尽快脱身之外，也让两宫太后找到了可以回到京城的理由。让奕䜣回到北京“做好防务工作，消除捻军对京师的威胁”，就是为后边两宫太后回北京做铺垫。
八月五日（9月9日），接到两宫太后指令的奕䜣，让八大臣代自己请示太后回京的时间，两宫的回复是“令明日请安”，意思就是“应该早晚会回去”。次日，奕䜣辞别两宫太后，急速回到京城。
 <h3>6. 听政之争</h3>
以今日之视角看，咸丰皇帝临终前决定让八大臣辅政，其实就是针对叶赫那拉氏。他设计的这种皇权与臣权互相制衡的机制，如果没第三方势力介入，双方或许还能保持一定时期的政治稳定。但偏偏在“热河派”与两宫太后之间，还有个“北京派”。而且“热河派”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对于权力分配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导致“北京派”与两宫太后趁机联手，试图从“热河派”手中夺回权力，这是祺祥政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从狭义的祺祥政变这个行动本身来说，其终极导火索源于两宫和“北京派”共同提出了“垂帘听政”之说，或者说是借题发挥，为“热河派”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北京派”的成员们早在奕䜣奔赴热河之前，就积极地策划“垂帘听政”事宜，其核心人物除了奕䜣之外，还有大学士周祖培和贾桢，御史高延祐、杨崇伊、董元醇，刑部官员陈叔之，户部官员李慈铭等人。“太后派”的核心人物则是醇亲王奕以及八大臣之外的其他皇室成员。
所谓“垂帘听政”，是指新皇帝年纪幼小，两宫太后临朝听政，在殿上用帘子遮隔。历史上垂帘听政始于秦国宣太后，后来的汉朝、西晋、北魏、唐朝等都有垂帘听政的历史。“北京派”搬出历史经验，提出这个意见，其实是想提升两宫太后的权力，进而削弱八大臣的权势。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时“北京派”中有“热河派”成员，“热河派”中有“北京派”成员，彼此纠缠在一起，前者如陈孚恩，后者如曹毓英，让形势一下子复杂起来。
例如曹毓英，时任领班军机章京，人称“曹师爷”。处事圆滑狡黠，善于观察风向，虽然身在热河，但经常与奕䜣密信往来，密报了不少热河的情况。曹毓英十分不满肃顺等八大臣的专权，在咸丰皇帝病重时，他就当着肃顺的面说过应该让恭亲王奕䜣摄政，惹得肃顺立即大怒，不断斥责曹毓英。
曹毓英就这样渐渐地与肃顺产生了矛盾。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在权力分配上不断挟制两宫太后，曹毓英便将八大臣的做法向身在北京的官员们广泛宣扬。
事实上在奕䜣到达热河的八月一日（9月5日），大学士周祖培已经秉承懿旨，指使门人董元醇写好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奏折。周祖培的动机当然是公报私仇，他和肃顺同掌刑部的时候，曾经遭到肃顺的排挤。
周祖培可以说是“北京派”中极力鼓吹垂帘听政的人，而且奕䜣在热河期间，周祖培还指使部下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编成《临朝备考录》准备进呈，为两宫太后听政寻找历史依据。
据李慈铭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四日（1861年9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
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余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并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其稿别存。
但就在这篇《临朝备考录》刚刚写好之后，周祖培听说董元醇的奏折被两宫太后扣下了，而且还被载垣等人知道了，载垣正准备拟旨驳斥。他担心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就没将《临朝备考录》继续进呈。
董元醇的奏折发出时间是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六日（1861年9月10日），到达热河行宫的时间是八月九日（9月13日），此时奕䜣已经在热河回北京的途中。如果说两宫太后是董元醇奏折的授意者，那么周祖培则是主使者。但是周祖培因与肃顺私怨太重，一心只想打击报复而不管时机恰当与否，致使“北京派”的很多官员都埋怨他发力过早，容易打草惊蛇。
周祖培指使董元醇上的这份奏折，为什么会在热河行宫激起轩然大波，让载垣等八大臣如此恼怒呢？仔细分析这份名为《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个意思：
1.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不允许加以干预，更不应该蒙骗两宫太后。
2.另简亲王辅政。并指出对于辅政亲王应该庶、亲、贤并用。
3.建议为小皇帝选择老师加以教导。
4.建议整顿高级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不能廉洁自律，贪黩营私者。
这封奏折矛头当然直指八大臣，甚至连点儿含蓄的话都没有，算是对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所作所为的一个变相总结。
董元醇的这封奏折既有深远的背景，又有深刻的内容，充满了浓厚的火药气味，可以说是“北京派”向“热河派”宣战的总纲领，更是引蛇出洞的一步棋。不过原计划是等两宫太后回京后再行抛出，只是因为周祖培一心公报私仇，所以引起了八大臣的警觉。
这封奏折一目了然，八大臣一致认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必须小心应付来自“北京派”的威胁。两宫太后虽然已经将折子扣下，但是八大臣还是派人向太后要折。当时西太后表示留着以后再说，但怡亲王载垣却冷笑一声，其寓意深沉，感情复杂，究竟是憎恨与蔑视，还是挑战与虚张的交织，恐怕谁也说不清。
既然是大臣上的奏折，又是事关国体政务的，而且关于折子的内容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两宫太后留看的托词，也只能是拖得了一时拖不了一世。八月十一日（9月15日），两宫太后终于召见八大臣，将奏折的内容公开，并且表态同意奏折中的建议，并着手准备实行。
当时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率先站出来反对，史书上的说法是“勃然抗论，以为不可”，可见态度有多坚定。他们的理由是八大臣是先帝选定辅政的，现在不能听命于两宫太后，甚至说两宫太后看这封奏折都是多此一举。
吴语亭的《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
三人纠党纷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
载垣等三人竟然当堂让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可谓态度极其恶劣。从两宫太后那里退出来后，他们以本朝没有太后垂帘的先例为由，让手下人立即起草谕旨，公开批判董元醇。
对应董元醇奏折的相关内容，八大臣联名起草的奏折中也有四项内容：
1.皇太后垂帘听政不可行，因为本朝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
2.另简亲王辅政也断不可信，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先帝的遗愿行事，董元醇的上奏必定居心不良。
3.为小皇帝选老师没必要，先帝已经选定李鸿藻为帝师，董元醇还上奏建议选帝师，实在是昏庸的建议。
4.对文武大臣不必考察，只要严申国法军纪，所有大臣必能尽心竭力，不负皇帝陛下圣恩。
值得一提的是，八大臣是以新皇帝下发谕旨的形式来批判董元醇的奏折内容的，文内有很多严厉质问的词汇，事实上是在质问董元醇的靠山奕䜣，针对“北京派”的言论进行反戈一击。按照当时的制度，这封谕旨想要下发，还得需要两宫太后盖章批准。载垣将谕旨递上去后，两宫太后见与董元醇的奏折南辕北辙，因此将谕旨扣下，没有同意签发。
从《热河密札》记载的情况看，当时两宫太后针对谕旨的争议内容，特意召见了载垣和端华等人，但具体谈了什么并没有记载，只是说端华等人出来时怒形于色，而且太后依旧没有批准，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当天双方看起来，属于虽然都有一股无名火，但毕竟还没有直接发生冲突。然而次日上午，情况却出现了变化。
八月十二日（9月16日）上午，八大臣没等召集，便自行去见两宫太后。依旧是《热河密札》记载，说当时八大臣和两宫太后吵得很厉害，杜翰甚至肆意顶撞，气得两宫太后手都颤。当时两宫太后将其他奏折先批准下发，可是载垣没见到前一天自己拟定的谕旨，就是不接受其他的批示，用停止办公的方式搞对抗，由此双方陷入僵持局面。
一直到了中午，情况稍微有所缓和。西太后依旧坚持垂帘听政，东太后认为不如暂缓一步，毕竟目前身在热河，两个女人势单力孤，等到回了北京一切再从长计议，最终说服了西太后将谕旨下发。
两宫太后的妥协，让八大臣备感自豪。在他们看来，两宫太后同意下发谕旨，既是对“北京派”的绝好反击，又充分证明了八大臣才是这个朝廷的真正主人。他们自认为没有辜负咸丰皇帝的信任，也实现了咸丰皇帝制约太后干政的意图。
八大臣虽然专权跋扈，但他们确实是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咸丰皇帝的遗愿。但是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咸丰皇帝的去世，意味着朝廷风向标的转变。八大臣在策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选择与两宫太后联合，或者说是没有因势利导选择必要的妥协，而是将两宫太后拱手推向了敌对者“北京派”。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许庚身在给京师官员的密札里，就对八大臣面临的危局分析得很是透彻：
如二四者，可谓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魏公不能禁止垂帘，诸公意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何诚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高明以为何如？
许庚身是咸丰初年由举人考取的内阁中书，虽然入仕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很受咸丰皇帝的赏识，也算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知道很多核心机密的事情。而且他对肃顺指使自己起草文件颇为不满，算是身在“热河派”中间的“北京派”成员。
许庚身在密札里说肃顺等人不识时务，即将大祸临头。可惜的是，八大臣作为当局者还依然感受不到来自外界的危险，不能不说是掌握权力者自大的一种通病。
如果抛开对任何一方的倾向性，只从权力斗争角度来看待八大臣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他们的最大失策在于没有将兵权牢牢地抓在手中，对于有兵权的几个人，也没有很好地进行拉拢，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有时任兵部侍郎的胜保。
胜保是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咸丰皇帝在位时，他见叶赫那拉氏生了皇子，便极力向叶赫那拉氏靠拢，因此胜保当时是太后一派的人。咸丰皇帝去世后，胜保扬言要清君侧，八大臣对他颇为忌惮。胜保在热河为咸丰皇帝吊丧期间，单独为两宫太后上折言事，事实上等于拥护垂帘听政。被触碰底线的八大臣当然不能允许这样做，于是就批判胜保违背了先帝的遗愿。打出了“先帝遗愿”这张王牌，胜保不得不自我检讨，但这就等于让他更加忠于两宫太后，同时也将他推向了“北京派”。
胜保在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到达热河的当晚，许庚身就拜访了他，目的就是刺探他的态度。让许庚身没想到的是，胜保的态度颇为明朗，充分认识到不回北京断不能发难的道理，这等于承认了加入“北京派”。这为“北京派”后来发动政变增添了底气。
八大臣并没有重视胜保这块宝，当时他们看重的掌握兵权的人物是御前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不重视胜保而重视僧格林沁，等于舍近求远。当时载垣亲自修书一封致僧格林沁，想要拉拢这位蒙古亲王。但僧格林沁的态度一直就倾向两宫太后，而且这位亲王在面对英法联军的时候，还曾经接受过奕䜣的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八大臣拉拢僧格林沁都有些无厘头的感觉。
纵观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的表现，专权跋扈、威逼两宫太后、排挤奕䜣、权力分配不公、没有拉拢该拉拢的人，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他们是在奔往绝境的路上大踏步前行。真是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而听政之争不仅让“热河派”陷进了“北京派”挖下的大坑，更是八大臣的敌对派正式联合的催化剂。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有的一切都将在他们回到北京后见分晓。
 <h3>7. 北京政变</h3>
八月十日（9月14日），恭亲王奕终于从热河回到北京。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回来。等到大臣们得到消息后，纷纷前往恭王府拜谒，都非常想了解热河目前的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是，奕始终守口如瓶，只说了两宫太后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太后和皇上一切安好，便不再透露其他内容。
当时，周祖培的态度变化比较明显，他担心奕回来后会将自己治罪。因为已经因病辞职的前大学士祁寯藻，从保定写信告诉北京的大臣，认为垂帘听政非本朝家法，董元醇的上奏绝不可行。信件内容一经公开，对北京的大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垂帘听政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太后回到北京，必定严惩董元醇和周祖培。
鉴于朝臣们紧张的情绪，内阁侍读学士恩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奕，同时建议可以将两宫太后的旨意暗示给朝臣，以便稳定人心，但却被奕所否定。
在奕䜣看来，两宫太后和自己好不容易为八大臣挖了“垂帘听政”这个巨大的坑，虽然周祖培出手太急，但八大臣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入了圈套。而且，肃顺等人正得意忘形，听到这个消息必然更加放松警惕。等八大臣回到京城将之一网打尽就可以了，现在没必要再张扬此事。
以今日视角来看，奕䜣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除了北京是他的地盘以及两宫太后是他的坚定联盟者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洋人的力量。奕䜣主张向英法求和，在当时赢得了洋人的好感，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在祺祥政变中，洋人也是奕所依靠的力量之一。
为了更充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政变，奕䜣与洋人早就开始有所联系。在奔赴热河之前，他特意派文祥到英国使馆面见领事普鲁斯，告诉他自己这次前往热河，是向两宫太后解释英法两国对大清帝国不存在敌意。等到奕回到北京后，又派恒祺到英国使馆，表示自己担保在回京问题上不将英法两国是否威胁到安全考虑纳入范围之内。
奕䜣的这两个表态，貌似是在示弱，其实也是在示好。在那个英法联军刚刚入侵北京之后的特定时间段里，大清帝国能够迅速展现向洋人示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敌对，尽量减少了发动政变的外界阻力。
奕䜣谋划得十分严密，就像是隐藏在黑暗处的豹子，等到时机成熟会不顾一切地扑向猎物。反观身在热河的八大臣，此时依旧沉浸在总揽大权的喜悦中，尤其是听到祁寯藻也反对董元醇的上奏，更加开心，肃顺等人甚至扬言，董元醇妖言乱政，罪不可恕。载垣和肃顺等人特意向两宫太后请旨，希望能将董元醇定罪，被两宫太后拒绝。他们进而以辞职相要挟，史书上记载说是：“语既愤激，声色尤厉。”
看八大臣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威胁已经悄然袭来，而是继续试图以强硬的姿态控制两宫太后。西太后在拒绝八大臣后，便意识到解决八大臣的问题应该在北京，此时身在热河不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向八大臣妥协，而东太后眼见垂帘听政阻力如此之大，有些灰心丧气，但是西太后却极力劝说她要重拾信心。最终，两宫太后统一了认识：一切等回到北京再行处置。
祺祥政变的关键节点就在于，八大臣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回京。两宫太后在奕䜣回到北京后，就下旨准备回京。虽然肃顺等人以京师刚刚被英法联军劫掠、防务十分空虚为理由，极力反对，但是两宫太后坚持回京，并表示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与辅政的八大臣无关，绝不会将他们治罪。
以今日视角来看，八大臣虽然不断逼迫两宫太后，但反对回京事宜，还是发自内心地为两宫太后着想。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从两宫太后的安全角度去考虑问题，却忽视了自己的安全。在回京事宜上，八大臣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让西太后将计就计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九月四日（10月7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面奏太后，以“差务较繁”为由，申请在回銮事宜中不承担具体任务，而改派其他任务。当时西太后意识到这是夺取八大臣兵权的绝好机会，于是就下旨同意了三人的请求：
载垣着开銮仪卫、上虞备用事处，端华着开步军统领缺，肃顺着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
銮仪卫的掌卫事大臣，管理皇帝的侍卫队与仪仗队。上虞备用处是随侍皇帝的渔猎机构，管理大臣率领三旗侍卫入值。步军统领是专管满、蒙、汉三旗步兵的统领。向导处是为皇帝出巡做准备工作的机构，统领大臣率领所属官兵先期前往车驾经行之地进行详细考察，类似今天军队中的侦察连。对于八大臣而言，这几个重要职务被解除，等于是手握空拳，按照薛福成的说法是：外示优礼，实夺其兵权也。随后西太后便将步军统领的职务委任给奕。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在载垣和端华以及三万护卫兵的保护下到达了北京。当时肃顺、奕等人因为护送梓宫还在半路上。恭亲王率领北京的王公大臣出城迎接，并秘密汇报政变已经准备就绪。回到皇宫后，两宫太后向大臣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八大臣在热河如何藐视她们孤儿寡母，周祖培认为应该立即将八大臣治罪，不过西太后还是认为八大臣毕竟是咸丰皇帝选中的辅政大臣，不能轻易将其治罪。最终，两宫太后和奕䜣达成一致，先将八大臣革职再予以清除。
然而，即使这个并不太复杂的过程，也需要做到滴水不漏。任何一种变动或变革从来都是舆论先行，北京政变也是如此。在回銮后的第二天，就有大臣开始上疏请求两宫太后掌握实际权力。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上疏《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
唯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廪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
奏折的内容明显是让两宫太后摆脱八大臣的操纵。同一天胜保的奏折也到达京城，交由群臣议论，共同商议在两宫太后目前被限制权力的形势下，该如何改变现状。算是首先从舆论上揭开了北京政变的序幕。
以今日视角来看，两宫太后和奕䜣在北京政变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率先出手，正式颁布谕旨。
两宫太后在大臣们上完请求掌握实际权力的奏折后，便顺势召见奕䜣、桂良、周祖培、贾桢、文祥等大臣，控诉八大臣飞扬跋扈、图谋不轨的罪行，并正式下旨宣布人事布局：
一、谕内阁着王大臣等妥议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具奏；
二、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䜣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
三、谕将载垣等革职拿问；
四、谕将肃顺即行拿问议罪。
第二步：迅速逮捕载垣、端华和肃顺。
就在两宫太后下旨的当天，载垣和端华上朝来得很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职，在殿外他们正好碰到从大殿内走出的奕、文祥和周祖培等人。
当时，载垣和端华十分纳闷，于是载垣便当场开口说道：
“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有诏！”奕的回答也是相当有底气。
没等载垣和端华说话，奕便将两宫太后已经颁发的谕旨打开，高声念诵道：
“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载垣和端华厉声怒言道。
面对载垣和端华的质问，奕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而是立即命令侍卫将两个人押往宗人府看管。
当时肃顺护送梓宫正走到密云县，距离京城还有百余里，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在得到载垣和端华已经被软禁的消息后，立即将肃顺等人捉拿，然后一并送入宗人府。至此八大臣全部倒台，此时距离咸丰皇帝去世只有半年的时间。
八大臣都被拿下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结束。两宫太后走到政治前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领导核心，因此北京政变的第三步就是组成新的辅政班子。
十月一日（11月3日），两宫太后连续颁发多道谕旨，大体内容是：
谕内阁恭亲王奕䜣着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谕内阁着恭亲王奕补授宗人府宗令；谕内阁着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几道谕旨的下发，意味着建立起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辅政新班子。十月二日（11月4日），又谕令奕䜣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谕着他管理宗人府库银，等于让奕䜣集政权、兵权、族权、财权于一身。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新人笑旧人哭，在大清帝国生成新的政治领袖之后，并没有忘记先前的对手，只是这种不能忘记并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慰问。因此北京政变还需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清算八大臣，查办余党。
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政治集团倒台后，总会有投机分子踊跃表现出落井下石的样子，希望借此机会立功受赏，而这种做法恰恰给了其政治对手顺理成章进行清算的借口。北京政变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
就在两宫太后连下五道谕旨的同一天，少詹事许彭寿上《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折》，希望能够扩大对“热河派”的打击力度，清算其余党以及为“北京派”平反。显然许彭寿这个折子很能迎合两宫太后和奕䜣的口味。但两宫太后头脑还是十分冷静的，她们让许彭寿说出谁是“热河派”的余党，防止有人被诬陷，而且谕令官员们不准互相弹劾，以免误伤太多。
两宫太后的这种反应，与其说是为了稳定政局，不如说是为了将对官员如何定性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时除了下旨首先查抄她们最为痛恨的肃顺的家之外，还在十月五日（11月7日）召集王公大臣对八大臣进行罪名定议，最终形成的处理意见是对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以大逆不道处死。
次日奕䜣代拟八大臣罪状，共计八条：
一、不能尽心议和，以至失信于各国，导致先帝被迫逃往热河。
二、阻止先帝回銮，致使先帝驾崩于热河行宫。
三、反对太后听政，拟旨时阳奉阴违，擅自矫诏；尤其是肃顺每次请见两宫，于召对时，言语之间颇为趾高气扬，居心叵测。
四、擅自阻拦太后召见亲王，肆无忌惮，时常暗中采用离间之策。
五、假传圣旨，以赞襄政务为名，诸事并不事先请示，擅自做主。
六、肃顺接奉谕旨后，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七、肃顺由热河回京，私带眷属行走。
八、肃顺善坐御位，善用行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声称有旨亦不能遵。
纵观这八条罪状，除了第一条尚且可以讨论之外，其余七条基本算是生拼硬凑，用老百姓的俗语讲：拣鸡毛凑掸子。其中后四条是对准肃顺一人的，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这是想要置其于死地。前四条与其说是为八大臣安上罪名，不如说是奕䜣对自己与洋人求和的一种开脱，以及两宫太后想要掌握实际权力的一种掩饰。
同一天，两宫太后派肃亲王华封、刑部尚书绵森，前往宗人府传旨，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押往菜市口处斩。随后奕䜣拟定其余“热河派”的五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不过两宫太后为了招揽人心，只是将五大臣革职，免去发配之苦。
对于“热河派”的余党分别惩处：尚书陈孚恩、侍郎黄宗汉革职并永不叙用，陈孚恩从重发配新疆效力赎罪。侍郎刘琨、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即行革职。宫内与肃顺等交往密切的太监杜双奎、袁添喜、王喜庆、张保桂、刘二寿等人也从重处分。造办匠役韩套儿、松林、福贵、文浩、常福、玉保等六人因为经常前往肃顺府邸，也被杖责八十。
从这份处理名单来看，“热河派”除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算是精英之外，可谓是根基浅薄。如果不是因为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或许也只有肃顺尚且能在新朝廷中立足，因此最终失败也是有缘由的。
值得一提的是，“祺祥政变”不仅让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䜣掌握了最高权力，也是晚清政局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政治舞台的上下前后，即将发生新的变化。首先，中央权力发生再分配，由政出一人过渡到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相结合的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睁眼看世界的大清帝国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洋人在帝国前行的道路中，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之中。南方太平天国依旧声势浩大，这也使得虚弱的大清帝国不得不依靠以汉族官僚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并进而使其逐渐控制大清帝国的权力机构。
集诸多权力于一身的恭亲王奕，由于其“洋味儿”的存在，总结帝国在最近二十年对洋人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则必不可少地要引导大清帝国开始向西方学习靠拢。只是由于诸多原因，大清帝国前行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前方将布满荆棘，时刻考验着大清帝国统治者们的智慧与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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